“玄武门政变”之后李渊因何退位
惠焕章，杨婧
在六月四日的玄武门政变中，太子建成被杀。唐高祖李渊于六月七日下诏，册立李世民为皇太子。诏文中肯定了秦王世民的“文德武功”，规定今后凡军国庶事，不分大小，一律先由皇太子处决，然后闻奏。
过了几天，高祖又下诏：“朕当加尊号为太上皇”，表示了要早点退位的意愿。到了八月癸亥，高祖李渊传位于皇太子，让李世民在东宫里德殿正式即位，是为唐太宗。
关于唐高祖李渊闪电般退位的原因，几千年来一直议论纷纷。到底高祖是自愿让位的呢?还是他被迫退位?长期以来，史学界对此问题争论不休。
有一种观点认为：高祖李渊在武德前期，尚能以亡隋为戒，拨乱反正，虚心求谏，勤于务政。但是，他很快就丧失锐气，生活上变得贪图享乐，政治上暮气上升，晚年几乎被众多妃嫔所包围。甚至轻信宠妃谗言，政事也多数委之裴寂。武德六年，高祖任命裴寂为尚书左仆射，赐宴于含章殿，高兴地对裴寂说：“公为台司，我为太上，逍遥一代，岂不快哉!”正由于这种懒惰心理，当李渊看到新皇太子李世民雄才大略，众望所归时，就毫不犹豫地把皇位让给李世民，自己则退出了政治舞台。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李渊对于武德后期皇位的争夺问题，并没有妥善地解决。他清楚地知道李世民有“削平海内”之功，能力与功勋都在李建成之上，决不甘心居于李建成之下，却妄图使太子、秦王、齐王，各谋其位，相安无事，这一良苦用心反倒加剧了儿子们的相互争斗。直到政变发生，李渊才惊恐地说：“不图今日乃见此事。”李渊对这一矛盾的失败处理，恰恰反映了他晚年的昏庸与失察，正如萧瑀所批评地：“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然而，李渊还算有自知之明的，他深感自己的精神状态已经不能继续处理好军国庶事了，于是主动让位，此后直至贞观九年五月病逝，李渊基本上没有干预政治，也没有出现新的争权纠葛，维护了唐王朝的统治与发展。对于李渊这一让贤举动，毛新宇高度赞扬他深明大义，明智果断。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李渊面对儿子李世民咄咄逼人的气势，自己也无计可施。手握大权的李世民，杀死了李渊的两个亲生儿子和几个亲孙子，让李渊措手不及，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幕幕惨剧的发生，却无力相救。清人赵翼说：“……太宗为秦王时，杀建成、元吉，不过兄弟间互相屠害，其时太宗尚未为帝，不可以反论也。乃建成子安陆王承道……元吉子梁郡王承业……俱坐诛，除其属籍。是时商祖尚在帝位，而坐视其孙之以反律伏诛，而不能一救，高祖亦危极矣。”可见，高祖当时的处境一点也不好过。
“是时，(高祖)下诏赦天下。凶逆之罪，止于建成、元吉，自余党与，一无所问。其僧、尼、道士、女冠并宜依旧。国家庶事，皆取秦王处分。”高祖下诏“赦天下”，言行已经不能自作主张了。否则他为什么不下诏制止其孙被杀呢?四月份才刚刚下诏“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其精勤练行者，迁居大寺观，给其衣食，毋令阙乏。庸猥粗秽者，悉令罢道，勤还乡里。京师留寺三所，观二所，诸州各留一所，余皆罢之。”而这时又下诏“其僧、尼、道士、女冠并宜依旧。”显然是针锋相对，后者否定前者，这绝对不是高祖自己的主张。至于“国家庶事，皆取秦王处分”更是迫使高祖交出权力，既然事无大小皆由秦王处理，高祖自然就是有名无实的皇帝了。
六月七日，李世民被立为太子后，就逐渐利用手中的权力任用自己的亲信在朝廷做官，进而组成了以秦王集团为核心的新政府。如以高士廉为侍中，房玄龄为中书令，萧瑀为左仆射，长孙无忌为吏部尚书，杜如晦为兵部尚书……如此一来，李世民集团全面掌握了国家权力，高祖李渊则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既然失去了皇帝的实际权力和地位，让位也就成为别无选择的惟一途径了。
而且，从高祖李渊做了太上皇生活的悲惨状况也出可看出，高祖是出于无奈才退位的。李渊做了太上皇，不仅丧失了皇帝拥有的一切，而且在生活上也失去了至高无上的享受，被迫迁出太极宫，门前冷冷清清，自己不能自由出入，同时，还屡遭太宗李世民的谴责。当裴寂因罪被驱逐他乡时，李世民对高祖李渊指桑骂槐，毫不客气地斥责裴寂道：“计公勋庸，安得至此!直以恩泽为天下第一。武德之际，货贿公行，纪纲紊乱，皆公之由也，但以故归不忍尽法。”指责武德政事是“货贿公行，纪纲紊乱”，无疑是对高祖政绩的贬低。敢于这样明目张胆地抨击高祖，显然丝毫不把高祖放在眼里。李世民对做了太上皇的李渊敢于处处压榨，当然也有勇气将做皇帝的李渊拉下皇位了。
所以，说李世民用武力迫使高祖退位，一点也不为过了。
如此说来，对于高祖李渊退位之谜，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了。
唐太宗李世民百谜/惠焕章，杨婧编著．—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2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