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史家如何评价“玄武门政变”
惠焕章，杨婧
关于“玄武门政变”，贞观时代的史官把太宗诛兄杀弟的行为说成是“遵周公之事，外宁区夏，内安宗社，申孝养之礼。”这无非是想证明诛杀兄弟是正义的事情，而并不是出于争权夺利。如此说来，唐太宗的光辉形象就会在历史篇章上闪烁光芒。直至五代，刘峋等编撰《旧唐书》也随声附和。史臣赞曰：“建成、元古，实为二凶：中外交构，人神不容。用晦而明，殷忧启圣。运属文皇(唐太宗)，功成守正。善恶既分，社稷乃定。”可以说，称赞之声哗然一片。
然而，到了宋代以后，随着封建伦理道德和忠孝观念的加强，对玄武门政变持否定态度的多起来了。司马光在编撰《资治通鉴》时特地加了按语：“立嫡以长，礼之正也。”又感叹若建成能“有泰伯之贤”，世民能有“子藏之节”，相互礼让，“则乱何自而生矣”。而对于世民之最后诉诸武力，则遗憾地表示“贻讥千古，惜哉!”宋人范祖禹也认为：“建成虽无功，太子也。太宗虽有功，藩正也。……立子以长不以功。”在他看来，建成为李渊所立之太子，是“父之统也”，世民杀他是“无君父也。”类似的议论不一而足，都是对世民在道德上的缺欠不无微词。明末清初的王夫之，更是痛骂唐太宗“不可复列于人类”，甚至说什么“太宗亲执弓以射杀其兄，疾呼以加刃其弟，斯时也，穷凶极惨，而人之心无毫发之存者也。……而太宗命直书其事，无畏于天，无惮于人而不掩，乃以自信其大恶之可以昭示万世。”当然，这些评论都是从封建伦理出发，从兄弟人情出发，不懂得封建统治集团内部争斗的残酷性，谁也不能为这件事找到一条出路。
近年来，史学界关于玄武门之变提出了新的观点。一致认为，对封建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应当作历史的具体分析，不能笼统地加以完全否定。正如陈寅恪先生所指出的：“唐自开国时建成即号为皇太子，太宗以功业声望卓越之故，实有夺嫡之图谋，卒酿成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玄武门之事变。”而李世民参与晋阳起兵的密谋，特别在唐初统一战争中功勋卓著，因而不能不产生夺嫡的贪欲。事实上，历代宫廷内“推刃同气”的事件，屡见不鲜，它们恰恰是封建专制主义包括皇位终身制、继位嫡长制的必然产物。但是，嫡长制所确定的人选，往往不是贤才，未必有治理国家的能力。当然，李建成也绝不是像旧史记载的那样残忍昏庸之徒，也不是无功勋无才能之辈，他为人宽简仁厚，善于物色人物，东宫僚属如王珪、魏征、韦挺、薛万彻等，都是杰出的能臣武将。在唐王朝统一战争中，他建立了一定的功勋，然而，与李世民相比较，无论是才能还是战功，都不能相提并论。
太子建成长期留守京师，过着逍遥自在的宫廷生活，缺乏远见与进取精神。他自以为京城“兵备已严”，而恰恰在玄武门守卫上出现了一个大漏洞；他自以为皇太子一手遮天，秦王留京师不过是“一匹夫”，但最后却死在秦王世民的弓箭之下。至于李世民，他那种雄心勃发、积极向上的气概是其兄弟所不具备的。他战功显赫，凭借天策府和文学馆，尽力扩大政治影响，提高自己在朝臣们心目中的地位。正如一个东宫谋士所分析的：“秦王功盖天下，中外归心。”如此看来，如果以立贤的原则定太子，李世民无疑是最理想的人选。但是，在嫡长制的阴影下，李世民想做皇太子，就只能通过宫廷政变来解决。因此，玄武门之变一方面是剥削阶级自私本性的暴露；另一方面，也是对封建嫡长制的挑战。可见，玄武门之变还具有立嫡以长还是以功继位的意义。
唐太宗李世民百谜/惠焕章，杨婧编著．—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2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