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唐太宗基本上是一个较少迷信的封建帝王(除了他晚年寻求方术长生药外)，无论是对待道教还是佛教，他都不可能算是一位虔诚的教徒。虽然在一段时间内他曾宣布尊崇道教，则带着明显的政治意图(后文有详细论述)。再说佛教，贞观初年宣布崇佛，后来却把佛教抛在—边又开始抑佛，但却热心地支持佛教高僧玄奘译经并给予优礼。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且说玄奘西天取经的时间是在唐太宗贞观三年(公元629年)，此时的唐太宗即位不久，为了获取佛教信徒的支持，当然对佛教抱有相当大的热忱。所以，当玄奘提出要去西天取得真经时，唐太宗欣然同意，并率领文武百官为其送行。
　　贞观十九年正月玄奘抵达长安，这时的唐太宗对佛教的态度已有些冷淡，但他还是热情地接待了这位高僧，并与其坦诚相谈，发现玄奘学识渊博，大有相见恨晚之感。甚至支持他翻译经书，承诺为他所作的译经文作序。唐太宗如此赏识佛教高僧，能不能视为是他对佛教的崇拜呢?
　　据历史学家们的分析，唐太宗之所以对玄奘如此友好，井非是因为唐太宗热衷于佛典与佛法，恐怕是玄奘的人品、风采、学问使他动容的缘故。
　　玄奘为一代高僧，出国深造多年，其佛学造诣无与伦比。唐太宗一统四海，力倡文治，凡海内宿儒名士多在罗致之列，不减当年礼待秦府十八学士之风。唐太宗表彰儒学，旁通释典，对学问僧视若学者。所以，唐太宗才会对“法门之领袖”的玄奘有相见恨晚之慨。他褒奖玄奘高风亮节，赞颂玄奘洞彻佛法，实出自对玄奘学问功底的倾倒。特别是对其真传“探陨妙门，精穷奥业”的佛学造诣更是叹为观止。如他颁布的《唐玄奘法师进〈西域记〉书诏》云：“省书具悉来意，法师夙标高行，早出尘衰，泛宝舟而登彼岸，搜妙道而辟法门，宏阐大酞，荡涤众罪。……舒朗之者，其唯法师采。朕学浅心拙，在物犹迷，况佛教幽微，岂能仰测。请为经题非己所闻，新撰《西域记》者当自披览。”唐太宗好学不辍，自知“至于内典尤所未闲”，故在学问僧面前，不摆九五之尊仍虚怀若谷。
　　从上诏看出，唐太宗勉为其难进行经题一事，很难说是倡佛。其设立译场、翻译佛经也是如此。贞观十九年，玄奘载誉而归，即奏请搜罗贤俊立场译经，唐太宗初以不得其人为辞而不允其请：“法师唐梵俱瞻，词理通敏，将恐徒扬厌陋，终亏圣典”，后来玄奘固请，一个“固”字，可谓艰难之极。如此请求之下，唐太宗尚可答应。然而在人数、规模上与前秦、后秦、杨隋相比，均微不足道。对此，汤用彤先生评论说：“夫翻译佛典，六朝视为国之大事。逞论二秦之译，门徒三千，太宗知之已熟。而隋朝兴善，上称之规式，犹近在人耳目。太宗早有心提倡，必不至拒奘所谓。据此可知其对译经，非有热诚。”
　　如此看来，唐太宗之所以优礼玄奘与支持译经，并非是因为对佛教的膜拜，而是为玄奘的渊博学识所折服，是对名士贤才的爱惜。 

唐太宗李世民百谜/惠焕章，杨婧编著．—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2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