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崇佛吗
惠焕章，杨婧
说起唐太宗信佛之事，历史上还流传个小故事呢。据说贞观初年，太宗勤于政务，不乐后宫，三次放出宫女近万人，导致后宫渐渐冷落。等到后来国富民足，天下太平，太宗坐朝时间少了，游后宫时候多了，才感到不称心如意，于是下诏到全国各地挑选美女进宫。魏征怕太宗迷恋女色，耽误朝政，便竭力劝阻太宗选美女入宫，太宗也只好作罢。百无聊赖之际，太宗又想信佛，对魏征说：“朕想推阐佛法，使天下人民都知向善，这岂不是很好的事吗?”魏征本来是不信佛的，但觉得太宗言之有理，又怕他无事可做又要竞选美女，便不敢再劝阻。于是太宗下诏，从全国招来800余名高僧以超度枉死鬼魂为名，举办了一场七七四十九日的水陆大会，宣扬自己开始崇信佛教。
值得注意的是，主持水陆大会的高僧玄奘在超度结束后，上书请求去西天取经，并向太宗承诺：西天存有真经，若能取回，不仅可召鬼出魂，还可保得大唐江山永固长存。唐太宗喜出望外，立即应允，并称玄奘为御弟，赐他金钵盂一个，白马一匹，长行从者两个，一直率文武百官送至朝外。可见，对佛教高僧崇拜之极。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正月七日，玄奘载誉而归国土长安，“京城士女迎之，填城隘郭。”唐廷于朱雀大街召开了盛大的欢迎会，以表示举国人民对他的爱慕与崇敬之情。然而，唐太宗却把玄奘取经之事抛到九霄云外，他所关心的是玄奘天竺之行的政治、经济、文化价值，基于这种心理，太宗盛情接待了他，并向他询问了西域的物产、风俗等情形。太宗见玄奘学识渊博，对答如流，便立刻劝他著书，并希望他还俗参政，绝口不再提及取真经之事。太宗又对侍臣说：“昔符坚称释道安为神器，举朝尊之。朕今观法师词论典雅，风节贞峻，非惟不愧古人，亦乃出之更远。”由此可见，唐太宗最关心的并不是什么佛教，只是出于政治目的。
纵观太宗一生，他对佛教的态度是有起有落的。唐太宗执政之初，曾一度改变了乃父抑佛尊道的作法。即于玄武门之变的当天，就迫使高祖撤消了“四月辛巳，废浮屠、老子法”的誓令，并申明，“至六月四日敕文，其僧尼道士女冠，宜依旧定。”所谓“旧定”，即恢复当年四月抑佛前先佛后道的排列位次。
如果说唐太宗在此时尊祟佛教的话，那么，到了贞观八年，他便已经有了抑佛的思想。如贞观八年长孙皇后久病不愈，太子承乾建议赦免囚徒，剃度为僧以祈福佑。她坚决不同意，并列据两条理由表示反对：一：“非惟政体靡弊”，即认为崇佛是乱世弊事，反之说明贞观治世决不会佞佛。二：“上所不为”，即认为唐太宗赦囚度僧是有限度的。可见，长孙皇后对佛教并不存好感，而唐太宗与长孙皇后情投意合，可以说她是最了解唐太宗思想的心腹。她既然有抑佛的思想倾向，看来唐太宗也不会例外。再如后来的唐武宗所下的排佛诏云：“……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晋宋齐梁，物力凋凛，风俗浇诈，莫不由是而致也。况我高祖、太宗以武定祸乱，以文理华夏，执此二柄，足以经邦，岂可以区区四方之教，与我抗衡哉。”若唐太宗是崇佛的，灭佛的唐武宗在颁布诏令时，岂敢以唐太宗作为效法的榜样?他赞扬高祖、太宗文治武功的同时，其实就是赞扬他的抑佛。
到了贞观中期，唐太宗开始尊崇道教，抑佛的态度虽还没有明目张胆地表露出来，但对尊佛官员却予以廷辱或非难。如大臣张亮好佛，他就故意怂恿张亮出家，张亮不愿出家，遭到太宗训斥。崇佛至深的萧瑀自请出家，太宗马上批准。然而不久，萧瑀变卦了，唐太宗责其出尔反尔，还下手诏数其罪，并乘机表达了自己抑佛的见解：“朕于佛教，非意所遵。虽有国之常经，固弊俗之虚术。何则?求其道者未验福于将来，修其教者翻受辜于既往。至苦梁武穷心于释氏，简文锐意于法门，倾邦藏以给僧祗，殚人力以供塔庙。”于此，唐太宗得出结论：“子孙覆亡而不暇，社稷俄顷而为墟，报施之征，何其谬也!”唐太宗把佞佛与亡国联系起来，有力地驳斥了佛教善恶报应的虚妄，发泄了对崇信佛教的大臣的深刻不满，其实也明确表达了他的抑佛主张。
然而，唐太宗晚年对佛教的态度却转向虔诚。在他驾崩之年，甚至曾告诉玄奘“朕共师相逢晚，不得广兴佛事”，大有恨见相逢晚，憾不广佛事之慨。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呢?这恐怕与玄奘东归适逢其时环境有关。贞观十九年前后，唐太宗因废立太子，致使骨肉相残，酿成离散悲剧；又因征辽战败，忧生之慨萌发，精力衰耗，体力骤降，疾病缠身。凡此种种，使他顿减早年叱咤风云的锐气，精神状态陷入空虚境地，以致对道教的方术长生发生兴趣，与此相应，心萌佛教的灵魂慰藉之念也膨胀起来。思想上的这些变化，是否意味着唐太宗以前的抑佛政策发生转变，走向崇佛的道路呢?
这个问题是很难回答的。宋代史学家欧阳修认为太宗不仅在晚年，而且在早年也是崇佛的，他在对太宗一生的丰功伟绩作了充分的肯定基础上，对其一个过失——“牵于多爱，复立浮图”大加抨击。所谓“牵于多爱”，欧阳修在《等慈寺碑》跋文中作了解释：“唐初用兵破贼处多，大抵皆造寺。……太宗英武智识不世之主，而牵合习俗之弊，犹崇信浮图。……故讥其‘牵于多爱’者，谓此也。”由此可知，“牵于多爱”之说，是指其惑于佛徒好言，使唐太宗“崇信浮图”。话虽如此，但欧阳修作为治史严谨的史学家，为什么不分唐太宗对佛教的有过先后不同的态度，只是一味指责唐太宗“崇信浮图”呢?这大概与他对佛教的偏见有关。他与另一史学家宋祁不为唐代高僧玄奘立传，后世史家颇多嗤议。欧阳修以己之好恶，不作全面、具体的分析而夸大唐太宗对待佛教的态度，显然不大可取。看来，欧阳修的观点还有待斟酌。
其实，作为一名封建统治者，利用宗教为政治服务的目的是再明确不过了，太宗时而抑佛，时而崇佛，无非是其统治策略而已。如此看来，说唐太宗不排佛尚可，谓其崇佛则不可。这大概是他对待佛教最明确的态度了。
唐太宗李世民百谜/惠焕章，杨婧编著．—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2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