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时期的君臣关系如何
惠焕章，杨婧
唐太宗开贞观盛世，创前无古人之业绩，堪称千古榜样人物，岂不知，他最负盛名的，不是其武功或治世之能，而是他对各种人际关系的协调和处理能力。贞观时期的君臣间至诚和亲如一体，可以说“自古而来，未之有也。”
隋朝在炀帝统治时期，君臣关系极度紧张，人情冷酷，互不信任。动辄“诽谤朝政”之罪诛杀大臣，致使群臣人人钳口，不敢进谏忠言。谄谀之徒乘机而入，恃宠弄权，胡作非为，最终导致政权灭亡。
唐太宗鉴于隋朝灭亡的严重教训，对各种人际关系进行了积极的调整，使朝廷上下出现一种宽松、和谐的气氛。对于如何处理好君臣关系，唐太宗倡导君臣之间坦诚相待，不妄加猜忌。贞观四年，太宗问隋文帝是个什么样的君主?回答说是勤劳于政的励精之主。唐太宗说：“这个人好察而心不明，好察则多疑，心不明则虑事不通。他趁北周孤儿寡母，无人辅佐之机而得天下，因此总是怀疑群臣对此不服，不肯信任百官，每事劳心费神，亲自决断，但却未必能把事情处理得合情合理。朝臣们知道皇帝的这种心思，都只是一味地顺从，朕和他不同，天下之广，四海之大，事情千头万绪，全都交给百官处理，大事由宰相筹划，岂有皇帝一人独断之理?朕只管委任贤才，严肃法令，谁还敢为非作歹?”可见，太宗这番话的主题是强调信任群臣，同时又对百官寄予殷切的希望。与此同时，太宗还真正认识到，即使君主自己贤明，但是，臣下不讲直言，同样会陷入危亡的境地，从而得出结论：“惟君臣相遇，又同鱼水，则海内可安。朕虽不明，幸诸公数相匡救，翼凭直言鲠义，致天下太平。”
基于这种认识，唐太宗竭力提倡诚信之风气，在实际行动中也能认真实施。贞观五年，有人密告长孙无忌权势过重，图谋不轨。太宗召来长孙无忌，拿出密信给他看，并说：“我与卿坦诚无疑，如果各自都把知道的事隐瞒起来不说，君臣之间必将难以互相沟通。”他还在朝堂上公然宣告：“我的诸子还都幼小，我对无忌如同爱子，并非别人所能离间得了的。”太宗对大臣的信任，简直达到偏爱的程度。在这里，君臣关系又被太宗视为父子关系，换一个角度说，既然是父子关系，当然应该亲密无间。正如贞观中后期唐太宗征伐高丽时，右卫大将军李思摩为箭所射中，太宗亲自用口为他吸出伤口残血，将士们无不感动。可见，唐太宗与臣子们相互相信，相互体贴，轻松、融洽的君臣气氛让人耳目一新。
自古以来，历代都有一批人专以告密诬陷而获宠，使得君臣之间相互猜疑，不能同心同德治理国家。告密之风会直接导致政治风气败坏，直臣受屈，佞人得志，使得朝廷上下笼罩在一片恐怖气氛之中。然而，到了唐太宗时代，这股歪风邪气却并没有得逞。有一次，太宗外出洛阳，命房玄龄留守京师，授予便宜行事之权，不必事事奏请他。有人诬告房玄龄有密谋，房玄龄觉得所告对象是自己，本人不便自行处理，就把告状人送到太宗行宫。当太宗得知所告的是房玄龄时，便不再询问所告何事，就下令将告密者腰斩，还责备房玄龄不能自信，命他以后如再有类似的事发生，则可以自行裁决。君臣之间的诚信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在太宗这种重视君臣关系的思想影响下，贞观时期许多大臣大都非常注重协调好君臣关系，如魏征就多次强调：“凡欲致化，必在上下相亲，朝廷辑睦”，“圣化施化，上下同心”，其目的是共同治理好国家，开创一种共商国事的开明政局。当然，“共商国事”并没有意味着君臣平等，封建专制主义的君为臣纲、君尊臣卑、臣忠于君之类的教条，从根本上说，唐太宗不可能跳出这个窠臼。然而，他强调君王离不开臣下的匡正，把君臣之间比喻为鱼水关系、父子之情，倒是一种封建时代少有的开明政见。
由于太宗注意调整君臣关系，使贞观时期朝廷中呈现出一种宽松、和谐的氛围。他时常把大臣召入寝宫，促膝交淡。每有庆典活动，君臣欢宴，谈笑风生，融洽无比，使人才济济的唐朝廷充满了盎然生机。
光耀古今的“贞观之治”，使唐太宗融入臣民中，与他们坦诚相见，亲如一体，集众人之力去开创盛世伟业。其坦荡的君子之风和至情至性的亲和之力，是感召臣民为国、为君效命的泉源所在!
唐太宗李世民百谜/惠焕章，杨婧编著．—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2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