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唐太宗即位之初，百废待兴，为了克服政治上、经济上的种种困难和问题，一个突出的任务就是要有大批人才，以便适应大治天下的需要。而唐初却出现“士大夫以乱离之后，不乐仕进，官员不充”的局面。为此，唐太宗不得不广开才路，“擢将于行伍之中，取士于凡庸之末”，为大唐网置了一大批贤才异士。
　　唐太宗即位后，继续任用原秦王府的智谋之士，如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高士廉等“亲故”，视他们为心腹，倾心信任，依靠他们执掌政治实力的行政权。
　　唐太宗任用的第二批人物是隐太子李建成手下的有识之上，如魏征、王珪、韦挺等“昔仇”。魏征与王珪原来都是前太子建成的重要谋臣，在秦王世民与太子建成矛盾白热化的时候，魏征、王珪鼓动李建成先下手为强，除掉李世民。玄武门政变秦王成功，于是召来魏征斥责他挑拨兄弟之间的关系。魏征倒是从容不迫，也不为自己多加辩护，不慌不忙地回答道：“皇太子如果早点听我的话，一定不会有今天的祸事发生。”李世民听了，倒是为魏征的胆量所折服，对魏征肃然起敬，让他和王珪一起担任谏议大夫，常常心平气和地接受他们的劝谏。贞观六年，太宗在九成宫设宴款待亲近大臣，长孙无忌愤愤不平地说：“魏征和王珪当年都是前太子的重臣，我看到他们就像见了仇敌，不想今天竟一起参加这个宴会。”太宗劝解说：“魏征过去的确是我憎恨的人，但他能尽忠于自己的主人，他的正直值得称赞。我之所以选拔重用他，这是我无愧于古代英明圣主的地方。魏征敢于冒犯我而劝谏，不允许我做错事，我理所当然应该敬重他。”可见，太宗用人不计前嫌，即使昔日政敌也能为己所用，这需要怎样虚怀若谷的度量啊，正是太宗这种宽广的度量，为其吸引了许多人才甘心为他效尽死力。
　　唐太宗为了广泛搜罗人才，非常注意不因政治身份及家世地位的不同而厚此薄彼，强调“不以卑而不用，不以辱而不尊。”他任用的第三批贤才，是一些没有深厚根基的寒门吏士，如马周、刘洎、戴胄、张玄素等“疏远”。特别是马周，作为一个孤贫落魄的书生，能够跻身于太宗的宰相之列，古往今来，传为美谈。有“布衣宰相”之称的马周正是太宗慧眼识才、善加任用的结果。
　　马周自幼父母双亡，家境贫寒，但他聪明好学，尤精热《诗经》、《左传》。落魄辗转至长安，在中郎将常何家中，当了一名门客，聊以度日。贞观五年(公元631年)太宗下诏要求百官上书评论朝政得失，献治国策略，群臣纷纷上书，各抒己见。令太宗吃惊的是，常何乃一介武夫，却在所上的书中议论时政20余条，文辞华丽，议论精辟，条条都切中时弊，于是便召来常何询问，常何如实回答说是门客马周所写。太宗一听喜出望外，马上派人召见马周，未到之前，太宗见贤心急，竟一连4次派人催促。后与马周交谈，深爱其才，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先留他在门下省任职，不久又提升为监察御史，后升任为中书舍人，进入宰相班子。可见，太宗用人求贤若渴，不拘一格，没有丝毫的门第之分。而事实上，马周感于太宗的知遇之恩，勤于政事，对太宗竭尽忠诚，尽职尽责，“甚获当时之誉”。
　　在太宗选拔的三类人物中，二三类是改革派，以魏征和马周为代表。第一类是倾向改革的准改革派，他们实际上代表了唐初地主阶级中各种不同的派别，包括关陇集团、山东集团、庶族地主、士族地主等等。在太宗看来，要稳定全国范围内的封建统治秩序，就必须保持地主阶级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联系。为此，太宗用人政策的特点，就是采取兼收并蓄、才德并用、区别情况、分别对待的方针，尽可能照顾到各个集团的代表人物，协调各种关系。所以，他依靠秦府心腹房、杜等执掌政治实力的行政权，同时提拔和重用一批改革派魏、马等掌握施政的动议权，形成贞观政治集团的核心力量。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二三类改革派与秦府心腹的政见比较一致，他们能精诚团结，互相尊重，形成了以房、魏、马为代表的三类人物的政治联合，从而保证了各项政策的顺利推行，也是太宗用人政策取得成功的具体表现。 

唐太宗李世民百谜/惠焕章，杨婧编著．—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2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