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囚归狱”之说与唐太宗有关吗
惠焕章，杨婧
据史载，唐太宗统治时期，出现唐初封建社会的“治世”局面，当时社会状况十分清明：“深恶官吏贪浊，有在法受财者，必无赦免。在京流外有犯赃者，皆遣执奏，随其所犯，置以重法。由是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这自然是溢美之辞，在封建制度下，哪里有牢狱常空、夜晚不关门的道理?但是，贞观时期，执法严格，吏治公正，社会安定，则是历史的事实。
唐太宗本人十分重视刑法的严格公正，他自己以身作则，大力倡导人人懂法守法的道德观念。具有雄豪气质与果断作风的唐太宗，难免有时“临朝断决，亦有乖于律令者。”但他却能知错改过，自觉守法，实乃一代英主作风。广州都督党仁弘在任勾结豪强，受贿金宝，以没官的少数民族僚族作为奴婢，又擅自赋敛，被人告发，“法当死”。唐太宗怜其年老有功勋，不忍心处死他，便从宽发落，“贷为庶人”。这种做法自然触犯司法尊严，自知“弄法以负天”，于是采取了“请罪于天”的办法，下了罪己手诏，说自己有三罪，即知人不明、以私乱法、未能善赏恶诛，以引咎来维护封建法律的尊严。
贞观元年，唐太宗郑重地对大臣们说：“死者不可再生。”如果杀错了人，无论怎样“追悔”，都是无法起死回生的。他提议：今后处决死囚，要由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九卿共同商定。“如此，庶免冤滥。”据说，至贞观四年，全国断死刑的仅只有29人。
尽管如此，唐太宗对死刑的处理还是较为慎重，他不轻易相信大理寺的判决，有时还亲临大理寺召问被叛死囚有无冤屈。一天，他亲临大理寺询察，一个被大理寺卿唐临判处死刑的囚犯“嘿而无言”；而被唐临之前的法司所判的10余人被连坐的死囚，则“称冤不已”。太宗很是奇怪，忙究其原因，对方回答：“唐卿断臣，必无在滥，所以绝意。”太宗心满意足，称赞不已地叹道：“为狱固当若是。”
在执法的过程中，唐太宗时刻不忘恤刑慎罚的原则。贞观十四年，有个州刺吏因部下有人犯了“十恶”之大罪而被御史弹劾。唐太宗认为上古之圣贤都不能避免其亲近人有不贤者，如陶唐氏是大圣人，其子丹朱却不贤；柳下惠是大贤，其弟盗跖却为巨恶大盗。他们以自己的贤德都不能感化亲人弃恶从善，更何况一个刺史呢?这岂不是强人所难吗?唐太宗进而分析道：“如果因此而使刺史连坐，以后恐怕大家都互相掩盖罪行，使得真正的罪犯得不到应有的惩治。他于是颁布：今后诸州有犯“十恶”者，刺史不再连坐，但必须认真追捕罪犯，肃清奸恶。
到贞观六年，唐太宗更是亲自审察囚犯，对于那些被判了死罪的人，心中很是怜悯。怎样才能让死囚得到最后的心理安慰呢?太宗费尽脑汁，终于想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命人将死囚全部释放回家，让他们和父母妻子团聚一段时间，必须到下一年秋天，按时前来受死。这个决定令有的官员很是恐慌，担心这些人一去不返，逃之夭夭。可是太宗却很自信，断定这些死囚犯一定会如期而返。不仅如此，他甚至下令将天下的死囚犯全部放回家，同样限定明年秋天前来报到。那些被暂时释放回家的死囚犯共有390人，都很感激太宗的仁爱之心，到了第二年秋天，根本不用人去督催，全部都在规定期限内准时报到，等候处决，居然没有一个人逃之隐匿。太宗见这些囚犯如此守约，不禁龙颜大悦，看在他们诚实守约的份上，一个个干脆全都免去死罪。
这就是所谓的“纵囚归狱”之说，可见贞观时期的法制成就是十分显著的，而取得这一成就的首要功臣应归于唐太宗，正是在他率先垂范的榜样鼓舞下，以及他开明政令的感召下，大唐子民才能和睦相处，出现四海安宁的好局面。唐太宗的明君本色，由此可知不同凡响。
唐太宗李世民百谜/惠焕章，杨婧编著．—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2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