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的成功有何奥秘
惠焕章，杨婧
唐太宗李世民的一生充满着传奇与幸运。少年时与父兄为得天下而奔波，青年时与兄弟为夺皇位而处心积虑，29岁在一片赞誉声中登上皇帝的宝座，从而开始了他辉煌人生的起点。当我们重新审视唐太宗的所作所为时，不得不为他的卓越所折服。作为一名封建帝王，广纳贤才、虚心纳谏和善于以史为诫大概是他成功的秘密法宝。可以说，在这些方面，他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位皇帝。
任何历史人物的成功都是多重因素作用之结果。历史的发展趋势，个人的卓越品质以及某些偶然性的因素都是成就事业所不可缺少的条件。当然，李世民也不例外。
隋末动荡不安的局势为李世民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以及关陇集团广泛的社会联系，使他们得到了各地士庶地主的拥护。但这些客观因素并不能构成李世民取得各种胜利的充分条件，更不能解释“贞观之治”的出现，因此，必须到李世民的主观世界中寻找原因。
李世民身上体现着许多可贵的品质，他胸怀大志、行事果断、积极进取，但更为重要的是他能够礼贤下士、虚心纳谏并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正是他这些独特的超人品质，使李世民能够在群雄并起的时代脱颖而出，并成就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业绩。
其实，早在身为秦王的时候，李世民就很注意网罗人才，他以“海内浸平”为由，设立“文学馆”，收罗四方文士，房玄龄、杜如晦、孔颖达等著名的“十八学士”齐集馆中，构成了李世民的幕僚群。不仅如此，他还十分注意收罗武将，如唐初名将秦琼、尉迟敬德等都受到李世民的大胆重用。秦王府的这些谋臣骁将，在李世民夺得皇位和开创“贞观之治”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取得帝位后，李世民的纳贤之心有增无减。玄武门政变中太子建成被杀，李世民并没有降罪于东宫府的文臣武将，而是大胆地加以信任和提拔。其中最突出的莫过于起用魏征了。魏征对太子建成忠心耿耿，玄武门之变后他并没有向李世民表示屈服。李世民不计前嫌，反而对魏征颇加欣赏和器重。魏征也不负太宗所望，每每在关键时刻直言进谏，把李世民的错误动机扼杀在萌芽状态，使他一生没有犯大的过失。就此而言，说是魏征成就了李世民的半生业绩也不算过分。
为了广开才路，李世民还制定了“士庶并举，官民同申”的选才方案。他一方面沿用魏晋以来的恩荫制，注意选用庶族地主中有识之士，同时扩大和完备科举制度，从庶族地主和布衣之中挖掘更多有才能的人。如马周是一介落魄文人，因替常何草拟奏折，辞理俱佳而被太宗发现，交谈之后即授官门下省，后又累升其至中书令。正如时人赵嘏诗中所云：“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
如果说：“纳贤”使李世民建立了一个庞大的人才储备，那么“任贤”则是他将这种储备转化为现实价值的契机，二者缺一不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任贤”比“纳贤”显得更为重要。楚汉相争中，刘邦善用能臣而得天下，项羽嫉贤妒能而兵败，就是一个十分生动的例子。而对李世民而言，他不仅能够广揽贤才，而且很会用人，这一点使他受益匪浅。《旧唐书·萧瑀传》记载了唐太宗一句名言：“为人君者，驱驾英才，推心待士”。显然，“驱驾英才”就是他用人的生动写照。
唐太宗用人，可以说是达到统治者的最高境界。首先是用人不疑，不轻信谗言。对于手下的文臣武将，无论是自己的亲信还是昔日仇敌的部属，他都能一视同仁，放手使用。对那种好进谗言的小人之举，他则厌恶之极。贞观三年，监察御史陈师合上《拔士论》，毁谤房玄龄、杜如晦无能。唐太宗知道他是在无事生非，便毫不客气地将他流放到岭外去了。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道出了才子贾谊的千古悲哀——“用非其才”。而唐太宗却深知此点，在用人上扬长避短，各得其所。房玄龄、杜如晦明达政事，多谋善断，太宗就用他们二人为相。二人相辅相成，共掌朝政，为开创“贞观之治”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贞观一代，唐太宗始终坚持以德才兼备的标准去衡量人才，选拔贤士。他重用的房玄龄、杜如晦、魏征、马周等都是才德俱佳之辈，而那些有才无德或有德无才的人则得不到重用。
如果说纳贤与任贤是李世民成功的奥秘之一，那么虚心纳谏则是他成功的奥秘之二了。在君主专制制度下，一切重大事务都需由皇帝裁决，但个人的认识能力和决策能力毕竟有限，只有那些能够虚心听取臣下意见的皇帝才会少犯错误，所谓“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就是这个道理。在中国历史上，因刚愎自用、不听臣下之言而败亡的皇帝比比皆是。商纣王、周历王、隋炀帝都可归于此类。反之，因从谏如流而使国家昌盛的例子也不在少数。但唐太宗那种虚怀若谷、尽心从谏的精神在这方面是一位佼佼者，一直被历代史家传为美谈。
唐太宗纳谏，由来已久，在他还是太子时就曾下令百官“上封事”，即提出关于治理国家的建议。做了皇帝后，他更加重视臣下意见。为了鼓励大臣们进谏，他上朝时总是尽量做得和颜悦色，态度恳切。他还多次要求大臣们“极言规谏”，表示即使惹怒自己也不加治罪。甚至对那些敢讲真话的人，太宗还会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正由于李世民的积极倡导，进谏之风盛行一时。上至宰相，下至小吏，甚至宫廷妃嫔，都有人敢于直言的进谏，面折廷争的事例屡见不鲜，从而形成了一种历史上罕见的开明局面。
有从谏如流的皇帝，就必然有冒死直谏的忠臣，贞观一代，谏臣济济，其中最著名的当首批魏征了。唐太宗之所以重用魏征就是看中了他刚直不阿的性格。继位之初，他经常把魏征召入内廷问以得失，而魏征始终是无话不讲，敢于直言进谏，太宗也在大部分时间对他言听计从。在短短的几年中，魏征就提出了200多条意见。正是因为魏征的直言敢谏，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成就了唐太宗一世英名。但在今天看来，如果不是李世民那种超凡的度量，恐怕魏征也不会出现，或者即便出现了也存在不了多久。
当然，李世民纳谏是带有一种理性主义的功利色彩的。换句话说，他纳谏就是为了稳固自己的江山。作为一名聪明的帝王，他深知如果固执己见，护短拒谏，就有做亡国之君的危险。所以，他希望能依靠臣下，集思广益，以弥补自己认识上的不足。而事实上，李世民的虚心纳谏也确实给他带来了莫大的好处。如果不是有一群大臣在时刻提醒他，那么“贞观之治”的出现也就很成问题了。譬如当晚年的骄傲思想使他越来越听不进忠谏之言以至于谏诤之风日益衰落时，他的政治生命也就走向下坡路了。
纵观历史，可以说唐太宗是历史上最善于纳谏的皇帝，也正是这一点，才使贞观一朝的君臣关系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真诚和融洽，如太宗所言似同鱼水，相依互存。贞观之治得益于此，唐太宗的成功也得益于此!
李世民不仅善于通过纳谏从别人那里获得经验，而且善于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所谓的“以古为镜”或“以史为鉴”的忧患意识正是他成功的奥秘之三。
李世民崛起于隋末战乱之中，他亲眼目睹了一个统一王朝在农民起义的狂风暴雨中而归于灭亡，这是他刻骨铭心的记忆。基于这种深刻的忧患意识，李世民形成了自己“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的思想。在李世民看来，那种来自历史的感性认识和经验总结是帮助人们从愚昧走向智慧的惟一桥梁。因此，李世民特别喜欢读史、议史，并善于从中寻找治理天下的经验。理政之暇，他经常同大臣们一起研读经史，或独自一人细心领悟历史的玄妙。确切地说，善于从历史中总结经验和吸取教训的皇帝，能够与李世民相提并论的人并不多。
“览前王之得失”是唐太宗“以古为镜”的核心内容。他想大治天下，做一个有道明君，就自然而然地把目光投向了历代帝王。在以汉文为师，辨两晋之得失，以秦隋为诫，考前朝之兴亡的基础上，形成了他“重人事，轻天命”的现实主义历史观和强调“克己寡欲”的君道观。这无疑为他创造“贞观之治”的局面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理论基础。
人们常会说，打江山难，守江山更难，守好江山尤其难!而唐太宗李世民却凭借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卓越的个人品质做到了这“三难”，实在是令人诧目相待了。尤其是他在“守好江山尤其难”的传统理论下创造出一个繁荣昌盛的贞观盛世，功绩未免显得过于显赫。如此看来，把唐太宗成功的奥秘作为古代帝王治世的典范，一点也不为过。
唐太宗李世民百谜/惠焕章，杨婧编著．—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2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