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关于唐太宗与“贞观之治”，在整个唐王朝掀起一场崇拜风暴，他的子子孙孙唐高宗、唐玄宗、唐宪宗、唐文宗等视他为自己治世的楷模。他的臣民吴兢编撰的《贞观政要》，第一次对太宗的历史地位做了这样的评价：“太宗时政化，良足可观，振古而来，未之有也。……可大之功尤著矣，岂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而已哉!”可见，把太宗的“仁政”跟尧舜之治、文武之治等同看齐。总之，在那个朝代，没有人敢于说出唐太宗不好的一面。
　　有人说，在唐代要讲唐太宗的“恶”与“非”是“不可得而辨”的事。的确，哪有子孙愿说他老祖宗的坏话呢?到了宋代，北宋著名的治唐史专家范祖禹在《唐鉴》中第一次指出唐太宗的“不善”之处：“太宗以武拨乱，以仁胜残，其材略优于汉高，而规模不及也。恭俭不若孝文，而功烈过之矣。迹其性，本强悍勇，不顾亲，而能畏义而好贤，屈己以从谏，刻厉矫揉，力于为善，此所以致贞观之治也。”在这里，敢于指出唐太宗的“不善”之处，找到唐太宗的“善与不善”两个方面，也就避免了一味颂扬所造成的弊端。随后欧阳修、宋祁等撰《新唐书》也是这样做的，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也不例外。
　　在宋史专家的眼中，唐太宗依然是值得歌颂的一位君主，首先，认为唐太宗是英明的君主。这一点，宋人所修的史籍中都有中肯的评价。南宋洪迈在《容斋随笔》中指出：唐太宗是“唐之明主，所言所行，足以垂训于后。”其次，歌颂“贞观之治”是儒家思想中的“仁政”。编《新唐书》的史臣们赞叹说：“盛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乱，比迹汤、武；致治之美，庶几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汉以来未之有也。”宋代苏辙同意此说，也认为“自三代以下，未见其比也。”此外，宋代曾巩评论说：“代隋者唐，更十八君，垂三百年，而其治莫盛于太宗之为君也。”又说“唐虞之治”五百年后有“成汤之治”，又五百年后有“文武之治”，又千余年后有“贞观之治”，“然而又以其未备也，不得与先王并而称极治之时，”也就是说，在曾巩看来，“贞观之治”要比先王之治略逊一筹。这种种评论，虽然有所差异，但是把“贞观之治”看成是儒家的理想政治，视唐太宗为治天下的圣君，则是完全一致的。
　　至于唐太宗的“不善”方面，又是些什么呢?史学家司马光认为：“正嫡以长，礼之正也。”指质唐太宗杀兄弟，不知礼仪。范祖禹批评唐太宗“不顾亲”、“不知义”。说“秦王世民杀皇太子建成，……太宗之罪著矣。”朱熹以封建理论观念指责太宗说：“唐有天下，虽号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风。三纲不正，无君臣父子夫妇，盖其源出于太宗。”可见，唐太宗通过玄武门之变，夺得皇位，是他光辉历史上的一个污点。
　　宋史家批评唐太宗的第二个“不善”之处是指，太宗“好大喜功”，贪图享乐。这种意见，最早始于范祖禹所说的“恭俭不若孝文”。欧阳修、宋祁等人也随声附和。洪迈也认为：唐太宗的言行，“大要出于好名。”清康熙年间吴楚材等编辑《纲鉴易知录》，对唐太宗作了一番赞颂，遗憾地说：“惜其好尚功名，而不及礼乐，父子、兄弟之间渐德多矣。”
　　由此可见，宋史家对唐太宗及其“贞观之治”的评价基本上是肯定的、歌颂的，同时开始对他的个人品行、政事得失都有所评论了。但是，他们无一例外地离开当时的历史条件和阶级关系，仅仅着眼于唐太宗的个人品质，孤立地进行评价，尽管有些意见符合历史实际，然而，就历史观来说，都属于历史唯心主义的范畴。 

唐太宗李世民百谜/惠焕章，杨婧编著．—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2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