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古今称颂的“贞观之治”是封建帝王最为理想的政治伟业，想当年，风华正茂的唐太宗励精图治，求贤若渴，引导唐王朝走向繁荣昌盛的太平盛世。然而，到了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却是唐太宗执政历史上多灾多难的一年，“一代谏臣”魏征病逝，宫廷中又发生了一起重大的谋反事件，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反应，极大地刺激了唐太宗心灵的扭曲，使他的统治策略掀起千般风浪。自此，成为唐太宗“治世”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贞观十七年正月，太宗的名臣魏征病逝了，这对唐太宗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他亲自到永兴坊魏征的宅第去哭悼，并宣布罢朝五日，命朝廷文武百官和各地在京官员都去参加魏征的丧仪。出殡之日，唐太宗独自登上御院中的西楼，凝望着渐渐远去的灵车，悲痛无比，发出了“无复昔时人，芳春共谁遣”的哀叹。之后，他感伤地对群臣说：“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朕尝保此三鉴，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一鉴亡矣。”痛失魏征的哀伤还没有从唐太宗心中消逝，宫廷中又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谋反事件，参与者便是唐太宗的爱子和近臣，使得唐太宗的心灵上产生了剧烈的震动。
　　齐王佑是唐太宗第五子，阴妃所生，武德八年(公元625年)，封宜阳王，当年改封楚王。贞观十年(公元636年)，改封齐王，领齐州都督。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因病留在京师。他的舅舅阴弘智为人凶险狡黠，煽动齐王李佑说：“王兄弟既多，即上百年之后，须得武士自助。”在其舅舅的鼓动下，齐王佑野心大增，企图用武力夺得不属于他的皇帝之位。阴弘智又把他的妻兄燕弘信引荐给齐王佑，史载：“佑接之甚厚，多赐金帛，令潜募剑士。”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齐王佑返回齐州，加紧了谋反的步伐。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三月，齐王李佑聚众拥城自立，设置官署，公开背叛唐廷。唐太宗闻讯，震惊万分，立即派兵部尚书李勣与刘威“便道发兵”前往平叛。齐王佑的手下大多乌合之众，齐州附近的青、淄等州兵又“并不从佑之命”，“佑又传檄诸县，亦不从。”在唐军的围攻之下，齐王佑陷入困境，孤立无援，只得束手待擒。齐王佑被解送京师，赐死于内侍省，同党44人被杀，其皆一概不究。
　　与此同时，皇太子承乾也正欲谋反，当得知齐王佑谋反，便跃跃欲试，并得意洋洋地对纥干承基与其他几人说：“我宫西墙，去大内正可二十步耳，与卿为大事，岂比齐王乎!”然而，未及行动，齐王佑之乱已被平息。
　　谁料治李佑谋反罪时，又牵连了这位纥干承基，他本是位专门参加别人谋反的杀手，于是他被逮捕入了大理狱。这位纥干承基架不住大理狱的严刑拷打，同时也想将功赎罪，便将皇太子企图造反的阴谋如实招供。唐太宗大惊，当即敕令长孙无忌、房玄龄、萧瑀、李勣与“大理、中书、门下参鞫之，反形已具”。
　　此时唐太宗李世民的心里异常矛盾，宛如万箭攒心，自己最心爱的嫡长子，也已正式为皇储、太子，将来自然会由他来接位的，而他竟会谋起反来，想要抢班夺权，是可忍孰不可忍!而且，令太宗最为心痛的是，参与太子承乾谋反的有汉王李元昌、驸马都尉杜荷、吏部尚书侯君集、洋州刺史开化公赵节等一系列的人物，全是太宗的亲近之人，真是令太宗痛心疾首。
　　太子承乾谋反未遂，虽保得一命，却被废为庶人，幽禁于右领军府。此后，在魏王李泰与晋王李治的争立中，唐太宗又一次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魏王李泰的险恶面孔暴露，张牙舞爪的跟随者却是重臣之后，这对唐太宗来说，无疑又是一个严重的创伤。
　　一代诤臣谏官魏征病逝了，使太宗失掉了“以人为鉴”的一面镜子。齐王佑与太子承乾之乱，在唐太宗心中投下难以消失的阴影。尽管叛乱和政变没有酿成大祸，但唐太宗已深刻意识到，他的统治并非一潭死水，表面上温良恭俭，内中却隐含着不易觉察的怨怒之音。他为亲生儿子的不忠不孝而愤怒，也对那些鼓动和追随者憎恨不已。
　　更不可忽视的是这两次叛乱、政变事件在他心灵上造成严重的扭曲。原本，他对大臣，特别是一些亲近的大臣是非常信任的，“使大信行于天下，不欲以诈道训俗。”然而，当李佑和承乾之乱后，他的猜忌心理便急剧膨胀起来。他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儿子和近臣也不可完全相信，他们也可能走到自己的对立面，小则动乱，大则失去江山。
　　正由于唐太宗猜忌之心的加重，他与臣僚的关系明显地改变了。“看臣上下，各尽至公，共相切磋，以成治道”的局面不复存在，太宗对那些本来了如指掌的大臣们，开始陌生、疏远起来。从怀疑心理出发，对他们的能力、忠诚都开始重新检验。由此，在太宗这种病态心理的促使下，一桩桩冤假错案相继发生，造成痛心的人才损耗，成为太宗“治世”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唐太宗李世民百谜/惠焕章，杨婧编著．—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2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