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贞观十三年，魏征疏奏了著名的《十渐不克终疏》，最深刻揭露了唐太宗日益腐朽，统治逐渐失去往日励精图治的作风，而未能善始善终，可以说是对唐太宗统治的衰落作了全面的勾画和批评。
　　而事实上也正是如此。29岁的年轻皇帝李世民，由于即位前已功名赫赫，威震朝野，所以在他执政前五六年中，依然充满朝气和生机，表现着一位年轻帝王的活力和进取精神。然而，好景不长，唐太宗在他还未进入不惑之年的时候便过早地衰老了。他的早衰表现在思想上和心理上，是观念的倒退和政治上的下滑，甚至对自己的才能和业绩由欣赏变为陶醉，乃至以为自己功高古人，无与伦比。正是在这种心理的促使下，他渐渐失去了往日的兼听广纳、虚心受谏的良好作风。
　　当唐军进占大漠南北之后，他曾对群臣自我夸耀说：“汉武帝穷兵朔漠，垂三十余载，中国空虚，所获无几，比于今时，故无等级。朕之功业大小，竹帛岂能尽载。”其得意之情，溢于言表。由于意骄志满，他不再像以前那样谨言慎行，也开始不愿接受大臣们的意见，就连他一向所敬重的谏臣魏征，若不是长孙皇后从中解劝，也差点因殿堂犯颜直谏险遭杀身之祸。
　　贞观初年，太宗皇帝曾是一个兢兢业业、克勤克俭的帝王，他一心想恢复国力，发展生产，医治战争的创伤，矢志于国家的富强。然而，随着国家情况的迅速好转，他渐渐变得懈怠和荒疏了，热衷于追求豪华奢侈的生活，走入了淫奢之途。正如魏征谏疏所言：
　　“陛下贞观之始，视人如伤，恤其勤劳，爱民犹子，每存简约，无所营为。顷年以来，意在奢纵，忽忘卑俭，轻用人力，乃云：‘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太宗淡漠了草创天下的艰难，他开始注重个人享受，驱使兵丁，大征徭役，到处兴建宫殿；洛阳的正山宫、骊山的翠微宫、宜春的玉华宫、汝州的襄城宫，一座座离宫别馆相继竣工，规模一座比一座宏大，建筑越来越豪华。为了大兴土木，人民的徭役也随之扩大，有的人不堪役使，竟砍掉自己的肢体以图逃避徭役，与贞观初期“爱民如子”相比较起来，太宗已腐朽到何种程度!
　　唐太宗的过早衰老，还体现在他个人品格上的变化。他原本是一个严于律己的帝王，尽管他曾直言不讳地表白：平生之好惟名马、弓刀、美女而已。但即位之初，他对自己的癖好颇有节制。可到了晚年，他却不惜动用人力、物力，奔波于万里之外，到处寻觅天下名马，“求骏马于万里，市珍奇于域外”。京师及四方所造宫内用物及诸王、妃嫔的服饰，也都十分华丽，和初唐相比，简直大相径庭。
　　到贞观晚期，唐太宗的游猎活动颇为频繁。他以行猎为乐，不仅给沿途百姓增加了许多额外的负担，也影响着所在地区的农事，还动用许多兵士。宿卫玄武门的卫士，一年中要有两个月充当他的围猎助手。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二月，太宗将幸洛阳，行至温汤，卫士崔卿、刁文懿“惮于行役”，“乃夜射行宫，矢及寝庭者五”，本想以此恐吓太宗，让其醒悟，停止游幸，结果却被以大逆罪处死。可见，士兵中反对徭役无度的情绪之强烈，他过频的游猎行幸已引起朝野的怨怒。
　　唐太宗的性格也变得蛮横暴躁。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5月，唐太宗将至洛阳宫行幸，命当时名匠阎立德选一避暑之地，八月间“作襄城宫于汝城西山”，第二年三月，太宗“幸襄城宫”，却认为此处“地既烦热，复多毒蛇”，一怒之下便“罢襄城宫，分赐百姓，免阎立德。”在此期间，他还几次因一时激怒而产生胡乱杀人的冲动。
　　唐太宗在贞观后期，变成了一位善于粉饰自己的人，常常是口头上巧言令色，美言动听，但在行动上却是另外一回事。有些事明知自己不对，却怕大臣们进谏忠言，便千方百讨躲避。实在没有办法逃避，就以势压人，使人不敢进谏，或者当面表示接受，而事后却不当回事。
　　鉴于隋朝短命的历史教训，出于永固宏业的愿望。唐太宗在贞观初年就提出“慎终”的问题，并且得意洋洋地说道：“朕观古先拨乱之主皆年逾四十，惟光武年三十三。但朕年十八便举兵，年二十四定天下，年二十九为天子，此则武胜于古也。……既有此功业，何得不善始慎终耶?”
　　然而，遗憾的是，当“善始慎终”等言辞余音犹存的时候，太宗的行为已经不知不觉地下滑了。这就造成了他23年的帝王生涯中，统治善始而不能慎终。 

唐太宗李世民百谜/惠焕章，杨婧编著．—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2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