贬逐国舅——门阀制度的挽歌手凯歌高奏
胡戟
当了皇后的武则天，头脑清醒地盯着自己的对手，无论把这解释成是她个人的性格气质，或者说是顺应政治斗争不可抗逆的逻辑，反正她没有放过任何一个阻碍她入主后宫的政敌。
起初她还作一点宽厚的姿态。皇帝立她为皇后的诏令下达后两天，她上的第一份表奏要求褒赏去年“面折庭争”阻止进封她为宸妃的韩瑗、来济。此刻武则天重提这桩旧事，对韩、来之辈无异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威慑，无怪他俩见到此表时心里十分不是滋味，忧惧之余，“屡请去位”。
武则天春风得意，初登皇后宝位之际，关照起韩瑷、来济，究竟出自真情还是假意，让人颇费思量，也许她还存一线分化敌党、笼络这两名新进宰相的期望吧。可是这两人很不知趣，不久又为褚遂良讼冤。韩瑗上疏称：“遂良体国忘家，捐身殉物，风霜其操，铁石其心”，请求“稍宽非罪，以顺人情”。还说：“陛下无故弃逐旧臣，恐非国家之福”。褚遂良有冤情，对此皇帝并不讳言，但恨他“悖戾好犯上，故以此责之”。唐高宗李治素称懦弱，但当皇帝以后也并不甘心受制于这批老臣，一心要摆脱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的包围控挟，这样就和武则天有了一个对付他们的共同点。
韩瑗见疏奏无效，要求解职归田，又不准。但已经惹恼了武则天。显庆二年(657年)，许敬宗、李义府按皇后旨意，诬奏韩瑗、来济与褚遂良潜谋不轨，捕风捉影的藉口是他们安排褚遂良由潭州都督改任桂州都督，意在搞里应外合，因为桂州(今广西桂林)向来是用武之地。八月，韩、来二人被贬到振州(今海南崖县西)、台州(今浙江临海)当刺吏，“终身不许朝觐”。唐朝规定地方长官定期朝集，在年节前入京朝贺，贡献方物，汇报地方政务。给韩、来这一特别处分，使他们无望再上调回京面见皇上，有一种永劫不复的味道。两年后韩瑗死在振州。五年后来济在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刺史任上，与突厥战阵亡。
受韩瑗、来济牵连，褚遂良又被远贬爱州(今越南清化)，柳奭从荣州贬往象州(今广西象州东北)。褚遂良到爱州后哀哀上表，自陈过去为皇上固争太子位，又受遗诏辅政的种种功绩，恳求“蝼蚁余齿，乞陛下哀怜”。褚遂良自武德初从薛举手下归唐，以文才书法自负，40年来爬上宰相高位，年逾60反遭贬责，远放边州，心情沮丧。哀告不应，一蹶不起，次年死于爱州。
最后要收拾长孙无忌，此人早年从李世民征战，又策划了玄武门事件，兼有开国功臣和佐命元勋的特殊荣誉，24名凌烟阁功臣中他名列第一。终贞观之世，他在相位上。高宗皇帝对这位有顾命老臣身份的母舅一直尊礼优崇，永徽元年洛阳人李弘泰贸然告长孙无忌谋反，皇帝二话不问，命立斩讫。武则天也不敢轻易动手，为扳倒这棵大树颇费周折。她又隐忍数年，逐一翦除其羽翼，在扫清外围以后，显庆四年(659年)春，许敬宗秉承皇后内命，精心设计了一个朋党案，把长孙无忌牵扯进去。
关于这个事件，史籍记载差舛混乱，已难知其详。大略是许敬宗奉敕审鞫太子洗马韦季方和监察御史李巢等一般官员的朋党事时，严讯逼供，韦季方熬不过，自刺不死，许敬宗故意扩大事态，说他们与长孙无忌谋反，事情败露畏罪自杀。皇帝惊讶元舅何至于反，许敬宗煞有介事地说：“无忌与先朝谋取天下，众人服其智，作宰相三十年，百姓畏其威，可谓威能服物，智能动众。臣恐无忌知事躇，即为急计，攘袂一呼，啸命同恶，必为宗庙深忧。”①许敬宗还举出宇文化及父子两代受隋室信重，其弟士及并娶隋炀帝女南阳公主，最后还是于江都作乱，倾覆隋室。皇帝命许敬宗再审。次日，许敬宗又编造韦季方供词：“韩瑗尝语无忌云：‘柳奭、褚遂良劝公立梁王为太子，今梁王既废，上亦疑公，故出高履行(无忌表弟)于外。’自此无忌忧恐，渐为自安之计。后见长孙祥又出，韩瑗得罪，日夜与季方等谋反。”皇帝还犹豫，“我决不忍处分与罪，后代良史道我不能和其亲戚，使至于此”。许敬宗再鼓舌簧：“今无忌忘先朝之大德，舍陛下之至亲，听受邪谋，遂怀悖逆，意在涂炭生灵。……臣闻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大机之事，间不容发，若少迟延，恐即生变，惟请早决!”②皇帝被这耸人听闻的言辞搞昏了头，在许敬宗不住口地催促下，竟不亲问无忌谋反情由，听这一面之辞，便削其官爵，流黔州(今四川彭水)，发兵立即遣送。只是仍准按一品供给饮食，每天有细白米2升，油5升，炭10斤等等，每月还给羊20口，猪肉60斤，鱼30条，酒9斗，表示对这位至亲长辈的优遇。
许敬宗又捉摸可以株连的人，上奏：“无忌谋逆，由褚遂良、柳奭、韩瑗构扇而成；奭仍潜通宫掖，谋行鸩毒，于志宁亦党附无忌。”这时褚遂良已死，追削官爵。柳奭、韩瑗除名，于志宁免官，高履行贬洪州都督。被株连的还有长孙无忌的从弟渝州刺史长孙知仁、族弟长孙恩、儿子驸马都尉长孙冲、族子驸马都尉长孙铨、长孙祥，褚遂良子褚彦甫、褚彦冲等，或流或杀。韩瑗的内侄、长孙铨的外甥赵持满，任凉州刺史，善骑射，许敬宗怕他学马超反西凉，召至京师下狱，讯掠备至，终无异词，仍以与长孙无忌同反的罪名被杀。亲戚不敢收尸，废后从祖兄王方*(上羽中田下廾)以栾布哭彭越之义，冒死将他安葬。
七月，许敬宗借奉旨覆按之便，遣同党袁公瑜往黔州，逼令长孙无忌自缢。柳奭被杀于象州。韩瑗已死，开棺验尸。除此之外，又有长孙氏、柳氏13人和于氏9人被贬降。来济则被远贬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至是长孙无忌集团被彻底摧毁。
考察一下这批人，核心正是7年前拥立陈王李忠为太子的那一伙。说于志宁党附无忌，并不是指议皇后废立时他无言沉默的表演，而是更早不慎卷入了立太子忠的事件。对此武则天刻骨铭心，时间一到，就一切都报了。
这并非一场寻常的报复行动和权力之争，这是一场有深刻社会内容的历史事件。陈寅恪先生指出：立武后诏之发布，“在吾国中古史上为一转捩点”。他这样阐述了这一论点：“盖西魏宇文泰所创立之系统至此而改易，宇文氏当日之狭隘局面已不适应唐代大帝国之情势，……武曌则以关陇集团外之山东寒族，一旦攫取政权，久居洛阳，转移全国重心于山东，重进士词科之选举，拔取人才，遂破坏南北朝之贵族阶级，运输东南之财赋，以充实国防之力量诸端，皆吾国社会经济史上重大之措施，而开启后数百年以至千年后之世局者也。”③武后之立和王皇后——长孙无忌集团被摧垮，标志一个多世纪里关陇集团把持中央政权局面的终结，也可以认为是经历了几百年后残存的门阀色彩政治最终结束的标志。
中国中古社会如果以分成前后两期而论，前期以身份性的世族门阀地主奴役更接近农奴身份的依附农民的生产关系为特征，实行世袭性很强的门阀贵族政治；后期则普遍流行非身份性的普通地主剥削半自由的佃农的生产关系，实行非世袭性的科举官僚政治。这反映着生产力进一步的个体化和人身依附关系相对松弛的历史进程。西魏北周和隋唐前期，正是完成这一转变的关键时期。这时执政的关陇集团是从武川起家的军事贵族，无论宇文泰、杨忠(隋文帝杨坚之父)、李虎(唐高祖李渊祖父)，当年都是“籍贯兵伍，地隔宦流，处世无入朝之期，在生绝冠冕之望”④的守边军主，元魏政权迁洛后分氏定族，把他们先人排斥在外。愤懑之余，他们卷入六镇兵变和河北起兵，开创西魏北周和后来的隋唐政权。这一从府兵八柱国十二大将军系统发展起来的关陇军事贵族集团和过去压抑他们的衰世旧门不同，在推动国家统一和社会进步方面有过生气勃勃的表现，他们的杰出代表宇文泰、宇文邕、杨坚、杨广、李渊、李世民一脉相承，建立了轰轰烈烈的业绩。但在当时社会条件下，他们做了皇帝，有了最高门第，几代下来，不论是否在位，也有奕世高门的地位，门阀观念沁心铭骨，在一定程度上成了维护旧制度的新代表，特别是力图重建以自己为核心的新门阀，时时有排斥寒门俊杰的表演。素有任人唯贤美誉的唐太宗，晚年也疏忌魏征、刘洎、张亮、李勣这一班出自山东、江陵的大臣，退回到关陇集团的小圈子里，最后把国事托付给关陇集团的领袖人物长孙无忌和早已投靠长孙氏的褚遂良。高宗即位以后至武则天立为皇后以前他俩辅政时新提拔了六名宰相：于志宁、柳奭、宇文节、韩瑗、来济、崔敦礼，全是周隋大臣后代，关陇集团的成员⑤。这种以门第取人的政策显然和大唐帝国开放发展的历史潮流大相径庭。他们一起扶植李忠为太子，死保王皇后——西魏大将王思政的裔孙女，并以择后必须“天下令族”、“礼义名家”为由，坚决反对立武则天，这一切活动都是为保持他们关陇集团的一党私利。武则天只得从关陇集团之外物色李义府、许敬宗、王德俭、袁公瑜、崔义玄等人为自己打手，当年立太子李忠时惟一被排斥在外的宰相李勣，出身山东寒族地主，这时实际站在武则天一边。
双方出身门第悬殊，判若泾渭，这种历史的偶然现象里体现了一种必然，阶层的对立森严壁垒，彼此政治权力经济利害的冲突，不免要把仇神召到战场上来了，皇后位置之争不过是触发矛盾的具体形式，长孙无忌为代表的关陇集团的失败成为历史性的转捩。
史称“自是政归中宫”，事情并不尽然，因为唐高宗还实际掌握着朝政，可武则天确实从此成为一个政治性的人物，而且她一亮相就不同凡响，她是以门阀制度挽歌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的。
①②《旧唐书》卷65《长孙无忌传》。
③陈寅恪：《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历史研究》1954年1期。
④《魏书》卷15《元嶷传》。
⑤参汪*(上竹下钱)师《唐高宗王武二后废立之争》一《高宗初年关陇集团之声势》，载《汪*(上竹下钱)隋唐史论稿》。
起初她还作一点宽厚的姿态。皇帝立她为皇后的诏令下达后两天，她上的第一份表奏要求褒赏去年“面折庭争”阻止进封她为宸妃的韩瑗、来济。此刻武则天重提这桩旧事，对韩、来之辈无异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威慑，无怪他俩见到此表时心里十分不是滋味，忧惧之余，“屡请去位”。
武则天春风得意，初登皇后宝位之际，关照起韩瑷、来济，究竟出自真情还是假意，让人颇费思量，也许她还存一线分化敌党、笼络这两名新进宰相的期望吧。可是这两人很不知趣，不久又为褚遂良讼冤。韩瑗上疏称：“遂良体国忘家，捐身殉物，风霜其操，铁石其心”，请求“稍宽非罪，以顺人情”。还说：“陛下无故弃逐旧臣，恐非国家之福”。褚遂良有冤情，对此皇帝并不讳言，但恨他“悖戾好犯上，故以此责之”。唐高宗李治素称懦弱，但当皇帝以后也并不甘心受制于这批老臣，一心要摆脱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的包围控挟，这样就和武则天有了一个对付他们的共同点。
韩瑗见疏奏无效，要求解职归田，又不准。但已经惹恼了武则天。显庆二年(657年)，许敬宗、李义府按皇后旨意，诬奏韩瑗、来济与褚遂良潜谋不轨，捕风捉影的藉口是他们安排褚遂良由潭州都督改任桂州都督，意在搞里应外合，因为桂州(今广西桂林)向来是用武之地。八月，韩、来二人被贬到振州(今海南崖县西)、台州(今浙江临海)当刺吏，“终身不许朝觐”。唐朝规定地方长官定期朝集，在年节前入京朝贺，贡献方物，汇报地方政务。给韩、来这一特别处分，使他们无望再上调回京面见皇上，有一种永劫不复的味道。两年后韩瑗死在振州。五年后来济在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刺史任上，与突厥战阵亡。
受韩瑗、来济牵连，褚遂良又被远贬爱州(今越南清化)，柳奭从荣州贬往象州(今广西象州东北)。褚遂良到爱州后哀哀上表，自陈过去为皇上固争太子位，又受遗诏辅政的种种功绩，恳求“蝼蚁余齿，乞陛下哀怜”。褚遂良自武德初从薛举手下归唐，以文才书法自负，40年来爬上宰相高位，年逾60反遭贬责，远放边州，心情沮丧。哀告不应，一蹶不起，次年死于爱州。
最后要收拾长孙无忌，此人早年从李世民征战，又策划了玄武门事件，兼有开国功臣和佐命元勋的特殊荣誉，24名凌烟阁功臣中他名列第一。终贞观之世，他在相位上。高宗皇帝对这位有顾命老臣身份的母舅一直尊礼优崇，永徽元年洛阳人李弘泰贸然告长孙无忌谋反，皇帝二话不问，命立斩讫。武则天也不敢轻易动手，为扳倒这棵大树颇费周折。她又隐忍数年，逐一翦除其羽翼，在扫清外围以后，显庆四年(659年)春，许敬宗秉承皇后内命，精心设计了一个朋党案，把长孙无忌牵扯进去。
关于这个事件，史籍记载差舛混乱，已难知其详。大略是许敬宗奉敕审鞫太子洗马韦季方和监察御史李巢等一般官员的朋党事时，严讯逼供，韦季方熬不过，自刺不死，许敬宗故意扩大事态，说他们与长孙无忌谋反，事情败露畏罪自杀。皇帝惊讶元舅何至于反，许敬宗煞有介事地说：“无忌与先朝谋取天下，众人服其智，作宰相三十年，百姓畏其威，可谓威能服物，智能动众。臣恐无忌知事躇，即为急计，攘袂一呼，啸命同恶，必为宗庙深忧。”①许敬宗还举出宇文化及父子两代受隋室信重，其弟士及并娶隋炀帝女南阳公主，最后还是于江都作乱，倾覆隋室。皇帝命许敬宗再审。次日，许敬宗又编造韦季方供词：“韩瑗尝语无忌云：‘柳奭、褚遂良劝公立梁王为太子，今梁王既废，上亦疑公，故出高履行(无忌表弟)于外。’自此无忌忧恐，渐为自安之计。后见长孙祥又出，韩瑗得罪，日夜与季方等谋反。”皇帝还犹豫，“我决不忍处分与罪，后代良史道我不能和其亲戚，使至于此”。许敬宗再鼓舌簧：“今无忌忘先朝之大德，舍陛下之至亲，听受邪谋，遂怀悖逆，意在涂炭生灵。……臣闻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大机之事，间不容发，若少迟延，恐即生变，惟请早决!”②皇帝被这耸人听闻的言辞搞昏了头，在许敬宗不住口地催促下，竟不亲问无忌谋反情由，听这一面之辞，便削其官爵，流黔州(今四川彭水)，发兵立即遣送。只是仍准按一品供给饮食，每天有细白米2升，油5升，炭10斤等等，每月还给羊20口，猪肉60斤，鱼30条，酒9斗，表示对这位至亲长辈的优遇。
许敬宗又捉摸可以株连的人，上奏：“无忌谋逆，由褚遂良、柳奭、韩瑗构扇而成；奭仍潜通宫掖，谋行鸩毒，于志宁亦党附无忌。”这时褚遂良已死，追削官爵。柳奭、韩瑗除名，于志宁免官，高履行贬洪州都督。被株连的还有长孙无忌的从弟渝州刺史长孙知仁、族弟长孙恩、儿子驸马都尉长孙冲、族子驸马都尉长孙铨、长孙祥，褚遂良子褚彦甫、褚彦冲等，或流或杀。韩瑗的内侄、长孙铨的外甥赵持满，任凉州刺史，善骑射，许敬宗怕他学马超反西凉，召至京师下狱，讯掠备至，终无异词，仍以与长孙无忌同反的罪名被杀。亲戚不敢收尸，废后从祖兄王方*(上羽中田下廾)以栾布哭彭越之义，冒死将他安葬。
七月，许敬宗借奉旨覆按之便，遣同党袁公瑜往黔州，逼令长孙无忌自缢。柳奭被杀于象州。韩瑗已死，开棺验尸。除此之外，又有长孙氏、柳氏13人和于氏9人被贬降。来济则被远贬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至是长孙无忌集团被彻底摧毁。
考察一下这批人，核心正是7年前拥立陈王李忠为太子的那一伙。说于志宁党附无忌，并不是指议皇后废立时他无言沉默的表演，而是更早不慎卷入了立太子忠的事件。对此武则天刻骨铭心，时间一到，就一切都报了。
这并非一场寻常的报复行动和权力之争，这是一场有深刻社会内容的历史事件。陈寅恪先生指出：立武后诏之发布，“在吾国中古史上为一转捩点”。他这样阐述了这一论点：“盖西魏宇文泰所创立之系统至此而改易，宇文氏当日之狭隘局面已不适应唐代大帝国之情势，……武曌则以关陇集团外之山东寒族，一旦攫取政权，久居洛阳，转移全国重心于山东，重进士词科之选举，拔取人才，遂破坏南北朝之贵族阶级，运输东南之财赋，以充实国防之力量诸端，皆吾国社会经济史上重大之措施，而开启后数百年以至千年后之世局者也。”③武后之立和王皇后——长孙无忌集团被摧垮，标志一个多世纪里关陇集团把持中央政权局面的终结，也可以认为是经历了几百年后残存的门阀色彩政治最终结束的标志。
中国中古社会如果以分成前后两期而论，前期以身份性的世族门阀地主奴役更接近农奴身份的依附农民的生产关系为特征，实行世袭性很强的门阀贵族政治；后期则普遍流行非身份性的普通地主剥削半自由的佃农的生产关系，实行非世袭性的科举官僚政治。这反映着生产力进一步的个体化和人身依附关系相对松弛的历史进程。西魏北周和隋唐前期，正是完成这一转变的关键时期。这时执政的关陇集团是从武川起家的军事贵族，无论宇文泰、杨忠(隋文帝杨坚之父)、李虎(唐高祖李渊祖父)，当年都是“籍贯兵伍，地隔宦流，处世无入朝之期，在生绝冠冕之望”④的守边军主，元魏政权迁洛后分氏定族，把他们先人排斥在外。愤懑之余，他们卷入六镇兵变和河北起兵，开创西魏北周和后来的隋唐政权。这一从府兵八柱国十二大将军系统发展起来的关陇军事贵族集团和过去压抑他们的衰世旧门不同，在推动国家统一和社会进步方面有过生气勃勃的表现，他们的杰出代表宇文泰、宇文邕、杨坚、杨广、李渊、李世民一脉相承，建立了轰轰烈烈的业绩。但在当时社会条件下，他们做了皇帝，有了最高门第，几代下来，不论是否在位，也有奕世高门的地位，门阀观念沁心铭骨，在一定程度上成了维护旧制度的新代表，特别是力图重建以自己为核心的新门阀，时时有排斥寒门俊杰的表演。素有任人唯贤美誉的唐太宗，晚年也疏忌魏征、刘洎、张亮、李勣这一班出自山东、江陵的大臣，退回到关陇集团的小圈子里，最后把国事托付给关陇集团的领袖人物长孙无忌和早已投靠长孙氏的褚遂良。高宗即位以后至武则天立为皇后以前他俩辅政时新提拔了六名宰相：于志宁、柳奭、宇文节、韩瑗、来济、崔敦礼，全是周隋大臣后代，关陇集团的成员⑤。这种以门第取人的政策显然和大唐帝国开放发展的历史潮流大相径庭。他们一起扶植李忠为太子，死保王皇后——西魏大将王思政的裔孙女，并以择后必须“天下令族”、“礼义名家”为由，坚决反对立武则天，这一切活动都是为保持他们关陇集团的一党私利。武则天只得从关陇集团之外物色李义府、许敬宗、王德俭、袁公瑜、崔义玄等人为自己打手，当年立太子李忠时惟一被排斥在外的宰相李勣，出身山东寒族地主，这时实际站在武则天一边。
双方出身门第悬殊，判若泾渭，这种历史的偶然现象里体现了一种必然，阶层的对立森严壁垒，彼此政治权力经济利害的冲突，不免要把仇神召到战场上来了，皇后位置之争不过是触发矛盾的具体形式，长孙无忌为代表的关陇集团的失败成为历史性的转捩。
史称“自是政归中宫”，事情并不尽然，因为唐高宗还实际掌握着朝政，可武则天确实从此成为一个政治性的人物，而且她一亮相就不同凡响，她是以门阀制度挽歌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的。
①②《旧唐书》卷65《长孙无忌传》。
③陈寅恪：《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历史研究》1954年1期。
④《魏书》卷15《元嶷传》。
⑤参汪*(上竹下钱)师《唐高宗王武二后废立之争》一《高宗初年关陇集团之声势》，载《汪*(上竹下钱)隋唐史论稿》。
武则天本传/胡戟著．—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