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帝王陵

　　内容提要 本文介绍了甘肃省两位农民捐赠的5件金质文物。这批金箔饰件有口唇纹鳞形金饰片和夔龙纹盾形金饰片两种，结合相关文物，从纹饰特征、年代测定、成分分析等方面综合判断，其时代为西周至春秋时期，应该出土于甘肃礼县一带，很可能属于系结在编织物或布帛之上使用的铠甲片，但是也不排除是装饰在车舆上的甲片、马甲胄的当卢的可能性。
　　关键词 西周 春秋 金箔 铠甲
　　2010年9月，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收藏了甘肃省两位农民捐赠的5件金质文物，其中甘肃省西和县王磨村村民魏源捐赠2件，甘肃省礼县永兴乡赵坪村村民赵前来捐赠3件。陕西省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后认为，这组金质文物的时代为西周至春秋时期。
　　一、器物介绍
　　五件金箔饰件现藏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其中三件形制相同，为口唇纹鳞形金饰片；另外两件形制相同，为夔龙纹盾形金饰片。
　　口唇纹鳞形金饰片(藏品号005984)：整体为长方形鳞片状，上端边缘不很齐整，上角为直角，下角为圆弧形角，下端有尖角菱弧线。左部、右部和下部有双弧线勾勒的轮廓线，左右两侧的轮廓线上端各有两个圆孔，中部为上下排列的两组双弧线勾勒的口唇纹。整个片饰的双弧线均为中部压印而形成，线条清晰。通高11～11.8厘米，宽8.5～8.7厘米，重76.5克(图一，图版一、二)。
　　口唇纹鳞形金饰片(藏品号005985)：整体为长方形鳞片状，上角为直角，下角为圆弧形角，下端有尖角菱弧线。左部、右部和下部有双弧线勾勒的轮廓线，左右两侧的轮廓线上端各有一个圆孔，中部为上下排列的两组双弧线勾勒的口唇纹。整个片饰的双弧线均为中部压印而形成，线条清晰。通高11.2～11.9厘米，宽8.8～9厘米，重72.41克(图二，图版三、四)。
　　口唇纹鳞形金饰片(藏品号005986)：整体为长方形鳞片状，上角为直角，下角为圆弧形角，上端边缘不很齐整，下端有尖角菱弧线。左部、右部和下部有双弧线勾勒的轮廓线，左右两侧的轮廓线上端各有一个圆孔，中部为上下排列的两组双弧线勾勒的口唇纹。整个片饰的双弧线均为中部压印而形成，线条清晰。通高11.2～11.9厘米，宽8.6～8.8厘米，重69.55克(图三，图版五、六)。
　　夔龙纹盾形金饰片(藏品号005987)：整体呈弧形长盾状，上部为上窄下宽的梯形，在中部弧形向下急收，下部为略呈倒梯形的圭状，尖部朝下。上端边缘略斜，不是非常规整，右侧中部角方正，左侧中部角略圆，下端各角略圆润。左侧、右侧、下部边缘有轮廓线，中部轴线明显，基本对称。上部有左右对称的两组变形夔龙纹，其中每组下部纹饰有翼，上部纹饰不完整，上边缘有剪出的细齿状缺口；左侧上、中、下各有一孔，右侧上下端各有一孔，这五个孔的形状均不规整。下部亦有对称的上下排列的两组变形夔龙纹，均有翼。通高36.6～38.4厘米，上端宽9.5厘米，中部宽19.2厘米，下部宽8.9厘米，重280.65克(图四，图版七、八)。
　　夔龙纹盾形金饰片(藏品号005988)：整体呈弧形长盾状，上部为上窄下宽的梯形，在中部弧形向下急收，下部为略呈倒梯形的圭状，尖部朝下。上端边缘略斜，不是非常规整，右侧中部角方正，左侧中部角略圆，下端各角略圆滑。左侧、右侧、下部边缘有轮廓线，中部轴线明显，基本对称。上部有左右对称的两组变形夔龙纹，其中每组下部纹饰有翼；左侧上、中部各有一孔，左侧下部有两孔，右侧上、中、下端各有一孔，这七个孔的形状均不规整。下部亦有对称的上下排列的两组变形夔龙纹，均有翼。通高39.4～40.8厘米，上端宽8.5厘米，中部宽19.5厘米，下部宽8.5厘米，重346.72克(图五，图版九、十)。
　　综合看来，这五件金饰片厚度不均匀，在0.45～0.65毫米之间，纹饰与轮廓线均为压印，线条清晰，上端均有钉孔，反映了其使用方式应该是钉子非金属材质之上，且只固定上端而下端自然下垂。口唇纹鳞形金饰片上端钉孔比较规整，较圆，直径约0.2厘米。但是，夔龙纹盾形金饰片的钉孔制作不规整，孔径在0.6厘米左右，有的边缘2个，有的边缘3个，还有的是4个孔，说明可能不属于实用器物，而是象征性地固定即可。
　　二 、对照考察
　　秦陵博物院收藏的这五件金箔饰件并不是孤例，材质与形状完全相同的材料有两处，但是均缺乏详细确切的出土信息。
　　韩伟先生赴法国和比利时访问时，曾介绍并研究克里斯狄安·戴迪先生收藏的一批秦人金箔饰片。这批金箔共有44件：鸱枭形金饰片两型共8件，金虎2件，口唇纹鳞形金饰片三型26件，云纹圭形金饰片4件，兽面纹盾形金饰片2件，目云纹窃曲形金饰片2件[1]。其中有两件与秦陵博物院收藏的金饰片几乎相同，介绍如下。
　　口唇纹鳞形金饰片Ⅲ型，3件：通高12～12.2厘米，宽7.8～8.8厘米。长方形鳞片下端有菱弧线。上端两侧有钉孔，或各一孔，或各二孔，说明这类鳞形金饰片当日只固定上端，形成垂鳞状态。片饰之两侧及下端有边缘轮廓线。片饰中心上下各有口唇纹饰各一，双线勾勒，唇线清晰，极富装饰效果。
　　兽面纹盾形金饰片，2件：通高20.3厘米，上领宽10.2厘米，肩宽18.5厘米，下摆宽8.3厘米。削肩，两侧斜收向下，形状似盾。器面上下饰变形兽面纹。领、肩、腹、摆部位之左右，各有钉孔一。从锈痕判断，当日以铜钉固定。
　　此外，西安曲江唐代艺术博物馆收藏的镇馆之宝——金铠甲(图版十一)，与秦陵博物院收藏的金箔饰片也非常相像。这幅珍贵的金铠甲由21件口唇纹鳞形金饰片、2件云纹圭形金饰片、2件兽面纹盾形金饰片共25片组成，其上未发现有文字[2]。
　　21件口唇纹鳞形金饰片：呈长方形，上端两侧有钉孔，中间的上下各有口唇纹饰，极富装饰效果，下端有菱弧线。说明这些金饰片只固定上端，形成垂鳞的状态(图版十二)。
　　2件兽面纹盾形金饰片：形状像一个盾牌，上面装饰着变形的兽面纹，周围有钉孔，根据钉孔周围的锈痕和尺寸推测可能是用铜钉固定在皮革或者竹篾上，绑在双臂上的甲片(图版十三)。
　　从以上材料的情况看，这三批金箔饰件中口唇纹鳞形金饰片的材质、尺寸、纹饰等特征完全相同；秦陵博物院藏的夔龙纹盾形金饰片局部与另外两处收藏的兽面纹盾形金饰片相似，结合另外两处还收藏有云纹圭形金饰片，这两类金饰片拼接后的尺寸和形制与秦陵博物院藏的完整的夔龙纹盾形金饰片十分接近，不排除是完整的夔龙纹盾形金饰片被分割成为盾形金饰片和圭形金饰片的可能性。综合来看，这三批金箔饰件可能有着相同的出处。
　　三、用途探讨
　　韩伟先生在介绍克里斯狄安·戴迪先生收藏的金箔饰片时提到：“这批金饰片流落境外时，曾向香港古董商透露为甘肃省礼县所出。经向有关方面查询，得知礼县县东大堡子山确有数座大墓被盗。”西安曲江唐代艺术博物馆讲解词在介绍其金铠甲时有类似的说法。而秦陵博物院所藏的金箔饰件来自于甘肃礼县与西和县农民(两个农民所在村子直线距离20公里左右)，基本可以认定这批金箔饰件应该与前述两批有密切关系，可能均出土于甘肃省礼县一带。
　　根据金箔饰件的口唇纹与变形夔龙纹(兽面纹)的特征，对比青铜器上同类纹饰的特点，结合梁带村春秋早期偏晚的墓葬M28出土的铜甲片等遗物，可以认为秦陵博物院收藏的这批金箔饰件的年代应该为西周春秋时期。克里斯狄安·戴迪先生收藏的同批金器中金虎的双爪内残存有木质标本，经过碳十四测年，树轮校正年代大约为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8世纪，与考古学推断的年代结果完全一致[3]。
　　关于金箔饰件的用途，韩伟先生排除了用作甲胄、盾牌的可能，认为是车饰的可能性也不大，参考河南淅川下寺乙组春秋楚墓M2的金箔饰片，认为很有可能属于棺饰[4]。西安曲江唐代艺术博物馆将这些金箔饰件复原为铠甲。
　　河南淅川下寺乙组春秋楚墓M2中出土金箔192片，总重749克，位于墓室西部及南北两棺之上，可能是漆木器和皮甲上的装饰物；金箔残片形状多数无法辨认，能分辨的有长方形、方形、圆形等等，压印有夔龙纹、蟠螭纹、卷曲勾连的几何图案等[5]。从接近于秦陵博物院所藏的金箔片看，长方形的四角及中部两侧各有两个小圆孔，使用方式上还是存在差别。而且夔龙纹盾形金饰片的上部为斜边，无法与其他口唇纹鳞形金饰片相连接，同属于棺饰的可能性不大。
　　西安曲江唐代艺术博物馆将这些金箔饰片复原为铠甲，有一定的依据。韩城梁带村2007年度在南区发掘的墓葬M28，椁室东侧的南部发现有规律地放置的铜铠甲片，根据出土迹象判断，这些甲片是系结在竹篾编织物上下两面的布帛之上[6]。其中长方形铜甲片(图六)与口唇纹鳞形金饰片在纹饰与形制上非常相似，对角突齿形铜甲片(图七)与克里斯狄安·戴迪先生收藏的目云纹窃曲形金饰片也基本相同。克里斯狄安·戴迪先生与曲江唐代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兽面纹盾形金饰片应该都属于残片，而且他们很可能把上下方向颠倒了。虽然梁带村出土的铜铠甲没有发现披膊(图八)，但是秦陵博物院收藏的完整的夔龙纹盾形金饰片通长在40厘米左右，而且中部略宽，与人体胳膊上臂的长度、形状比较接近，也有可能属于铠甲的披膊部分。
　　山西北赵晋侯墓地一号车马坑11号车的车舆的左侧、右侧和后部的外侧均附有类似铠甲的铜甲片，形如“装甲车”[7]。这些铜甲片与秦陵博物院收藏的口唇纹鳞形金饰片的形状特征完全相同，尺寸略小。
　　此外，克里斯狄安·戴迪先生收藏的同批金箔饰片中有鸱枭形金饰片，与梁带村北区墓葬M586出土的铜马甲胄形状(具体用途不明)[8]非常相似，很可能属于同类用途的物品。张天恩先生认为，鸱枭形金饰片为马面颊上的防护甲片，与盾形当卢(即兽面纹盾形金饰片)共同构成了一组马胄金饰[9]。秦始皇帝陵K0006陪葬坑出土的3具马头骨长度分别为61厘米、62厘米与53厘米[10]，根据马头骨的形状与尺寸，结合夔龙纹盾形金饰片的尺寸、形状与对称结构，夔龙纹盾形金饰片的用途也有可能与马甲胄相关，可能为马甲胄中头部相当于当卢部分的护具装饰，应该同样是系结在竹篾编织物上下两面的布帛之上来使用的。
　　考虑到口唇纹鳞形金饰片与夔龙纹盾形金饰片可能属于同一批材料，综合来看，这些金箔饰件与铠甲的关系更为密切，为兵士所用铠甲，或为马的甲胄，很可能是系结在编织物或布帛之上来使用。但是也无法排除口唇纹鳞形金饰片是装饰在车舆上的甲片、夔龙纹盾形金饰片为马甲胄的当卢(或者说是面部的甲片)，或二者都有其他用途的可能性，尚有待于考古工作提供更多的科学信息来验证。
　　秦陵博物院所藏金箔饰件中的一个样品扫描电镜检测结果为，含金量82.57%，含银量14.79%，另有少量的钙、铁、铝等元素。张家川马家塬墓地出土的车金饰为金银合金，含金量在79.4%～82.9%，含银量在17.1%～20.6%；而墓主身体上的金饰件的含金量则高达92.8%，含银量为7.2%[11]。金的比重为19.32，硬度为2.5～3，近似银而较软，其延展性为各类金属之冠；但是纯粹的金，质地太软，打薄后不便于使用，但是略予掺杂银或铜之后打成的箔就不至于过软[12]。秦陵博物院所藏金箔与马家塬墓地的车饰在成分上较为一致，而不同于墓主的金饰件，可能属于对不同用途的金饰件采取不同的合金比例的有意识行为。
　　总而言之，中国古代早期黄金制品，如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四坝文化考古发现的黄金制品，可以早到约公元前1500年。西周时期的陕西淳化史家塬墓、岐山凤雏村甲组宫殿遗址、扶风强家墓等都出土有金箔，到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青铜器工艺的突飞猛进，更加助长了黄金制品工艺的发展，成为颇具特色的工艺传统[13]。而秦陵博物院藏金箔饰件，克里斯狄安·戴迪先生与曲江唐代艺术博物馆收藏的金饰片，应该出土于甘肃省礼县一带，时代为西周至春秋时期，可能属于当时非实用铠甲的铠甲片(不排除是装饰在车舆上的甲片或者其他用途的可能性)，代表了早期秦人的贵族思想观念、文化发展水平与文化面貌。秦陵博物院所藏的金箔饰件，对于研究秦人所用金料的来源、黄金制品在文化中的地位、作用及其工艺水平、与周边文化的交流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其出土环境、时代与功能等准确信息尚有待考古工作的进一步补充与验证。
　　执笔：邵文斌
　　本文中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所藏金箔饰件的线图由董红卫绘制，照片由赵震拍摄，成分检测数据由秦陵博物院扫描电子显微镜实验室分析提供，西安曲江唐代艺术博物馆收藏的金铠甲资料由陈伟先生提供，梁带村铜铠甲及其复原图引自梁带村发掘报告，特此致谢！
　　注 释
　　[1] 韩伟：《论甘肃礼县出土的秦金箔饰片》，《文物》1995年第6期。
　　[2] 西安曲江唐代艺术博物馆收藏的金铠甲的文字与图片资料均由该馆陈伟先生提供。
　　[3] 同[1]。
　　[4] 同[1]。
　　[5]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丹江库区考古发掘队、淅川县博物馆：《淅川下寺春秋楚墓》第203～207页，文物出版社，1991年。
　　[6]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渭南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韩城市景区管理委员会：《梁带村芮国墓地——二○○七年度发掘报告》第119～132页，文物出版社，2010年。
　　[7]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山西北赵晋侯墓地一号车马坑发掘简报》，《文物》2010年第2期。
　　[8]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渭南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韩城市景区管理委员会：《梁带村芮国墓地——二○○七年度发掘报告》第67页，文物出版社，2010年。
　　[9] 张天恩：《礼县秦早期金饰片的再认识》，《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总壹辑)，三秦出版社，2011年。
　　[10]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2000)》第226页，文物出版社，2006年。
　　[11] 邵安定、梅建军、陈坤龙、周广济、王辉：《张家川马家塬战国墓地出土金属饰件的初步分析》，《文物》2010年第10期。
　　[12] 陈允敦、李国清：《传统薄金工艺及其中外交流》，《自然科学史研究》第5卷(1986年)第3期。
　　[13] 安志敏、安家瑗：《中国早期黄金制品的考古学研究》，《考古学报》2008年第3期。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013/曹玮主编；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西安：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