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帝王陵

　　内容提要 春秋早期，秦国初都西陲后逐渐向关中挺进，历经了秦邑、汧、汧渭之会、平阳、雍城、泾阳、栎阳和咸阳，即通常所称“九都八迁”的过程。如果说陇东地区拉开了秦国发展的序幕，那么后来秦人东出陇山，移居关中，尤其在经过反复选择定都雍城后才有了逐鹿中原的强国梦想，所以雍城是秦国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主要观点有三：其一，所谓秦“九都”按层次结构与功能划分为都、城、邑三等，雍城是正式都城；其二，传统观点认为雍城置都年代为250或294年，提出了秦置都雍城327年之说；其三，雍城不仅是秦国发展史上置都最久的都城，迁都之后仍然作为“圣城”延续至汉武帝时期。
　　关键词 都城 城邑 九都八迁 雍城 历史地位与沿革
　　夏末商初东夷族嬴姓部族的西迁，早前曾视为传说的落脚点逐步被历史与考古学的研究证实于西汉水流域。带有商周文化底蕴的传统文明与陇东地区土著文化因素交互影响，逐步形成多元性质的早期秦文化。春秋早期襄公被封诸侯，秦国初都西陲，后逐渐折返并越过陇山向关中挺进。秦国历经了秦邑、汧、汧渭之会、平阳、雍城、泾阳、栎阳和咸阳等多处都、城、邑，即所谓“九都八迁”。秦人为实现了“包举宇内，囊括四海”，“子孙饮马于河”的宏大理想，以包容和开放的政治心态，最终统一六国，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封建帝国，从而开启了中国古代国家制度从封国到帝国两进式[1]，或从邦国—王国—帝国三进式的转变过程[2]，即“聚落演进三形态说”的观点[3]。陇东地区拉开了秦国发展的序幕，而后秦人东出陇山，移居关中，尤其在经过反复选择定都雍城后才有了逐鹿中原的强国梦想。
　　本文作者长期致力于秦雍城考古学研究，工作过程中深切地感悟到在以都城或者城邑为聚落核心的迁徙过程中，雍城不仅仅是这个发展链条中置都时间最长的城市，更重要的是它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在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中也显现出承前启后的文化特征。笔者拟透过秦“九都八迁”涉及诸城的功能与层次结构、置都年限、考古发现等方面的综合性分析，对雍城历史地位与沿革进行考略。
　　一、关于秦“九都八迁”涉及诸城功能与层次结构的分析
　　秦国先后辗转东迁秦邑、汧、汧渭之会、平阳雍城、泾阳、栎阳和咸阳等多处王权中心，即所谓秦“九都”的称谓当与传统的“都邑”之称较为接近，它可能超越了对都城的准确定义。结合历史文献记载，以秦国、秦王朝时期九处“都邑”迁徙过程为背景，综合考量每一处“都邑”建置与沿革，不难发现它们之间不仅仅是规模上的差别，则更显现出其间功能的殊异。随着近几年在西犬丘、雍城等地秦城址考古工作的新发现，为探讨相关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新线索。
　　笔者期望从秦九“都邑”所显现出的不同功能所形成的层次结构分析，提出它们分别是秦都城、秦城与秦邑三类及其界定标准[4]。
　　秦都城：系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是秦政权较为长期的驻扎地。以量化标准秦都城当具备宫城布局、朝宫建筑、宗庙、秦公陵园、郊外离宫等，同时还当兼备广众聚落、大型且功能产业齐备的作坊，以及市场等功能。
　　秦城：虽然是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但是在秦发展迁徙过程中，本应在一地营建新都，却在其发展过程中，因战略形势与环境的变化，往往在没有完全具备类似秦都城功能的情形下而另迁它处。
　　秦邑：仅仅是秦迁徙过渡时期短期的军事权力中心所用，其部分重要功能如秦宗庙、秦公陵园还留在之前的秦都城。
　　关于秦“九都”功能与层次结构的分析结果
　　第一类：具备多重功能的三处秦都城——西犬丘、雍城与咸阳。
　　立国初期的西犬丘。据《秦本纪》记载，自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秦人与周王朝关系逐渐贴近，秦先祖从附庸到西垂大夫，再到秦襄公因护驾周平王东迁而被册封为诸侯，国家政权从而形成。据近年在甘肃礼县西汉水流域早期秦文化考古发现发现的材料，建国初期的都城当在西山一带，随着政权的稳固，便在圆顶子山一带营建新城。整个西犬丘的功能设施包括了城防设施、朝宫、宗庙、秦公陵园、国人与贵族墓地、城周边祭祀遗址等。虽然这里仍旧保留着西周文化的色彩，但是作为秦都城与早期秦文化的典型特征与雏形完全形成。
　　秦国发展过程中的里程碑——秦雍城。自德公元年(前677)至献公二年(前383)间长达二百九十余年，雍城一直作为秦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这在秦国都城邑沿革与发展过程中当首屈一指。作为国都，秦国在这里筑起了规模巨大的城垣，兴建了诸多气宇轩昂的宫殿群，如马家庄朝宫与宗庙建筑，建造了宏伟的秦公陵园，以及遍布南郊的离宫别馆。根据秦雍城最新考古资料，城址范围内发现了多处大型作坊遗址及市场遗址等，在城内发现大规模的聚落，这与郊外陵园与国人墓葬相比照，推断当时雍城已经具备大都市的功能。可以说，秦以雍城作为一处长久之都，这在秦国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自此以后，秦国才真正揭开了其争霸中原、称雄海内的历史画卷。自秦献公将都从雍东迁之后，这里虽然失去了其曾经的政治中心地位，但由于秦国祭祀天地及五帝的畤和祭祖的宗庙仍一度保留，当时诸多重要祀典如秦始皇加冕典礼得以继续在雍城举行，因此其原有部分都城设施仍被修缮与利用。至西汉前期，雍城郊外的蕲年宫一带为西汉帝王举行郊祀活动的著名场所，所以雍城作为“圣都”的象征及其历史沿革一直到汉武帝时期。
　　秦走向极盛时期的秦都——咸阳。孝公十二年(前350)，“作为咸阳，筑冀阙，秦自雍徙都之”。经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庄襄王、秦王政各代不断营筑和扩建，形成跨渭河北南的宏大都城。尽管目前对咸阳城遗址整体布局还在不断探索之中，但无疑秦都咸阳在以宫城为中心的框架下，形成周边如上林苑等处林立的宫殿群、秦公王陵园、大型作坊、城郊宗庙、道路及六国宫室的完整布局。
　　其次是具备部分都城功能的二处秦城——平阳城、栎阳城。
　　平阳宫城 秦宪公二年(前714)秦置平阳宫，历宪公及其子武公两代秦公，秦国在此度过37年。《括地志》云：“平阳故城在岐州岐山县西四十六里，秦宁公(宪公)徙都之处”，即今宝鸡县阳平镇一带。考古工作者曾在阳平宁王村发现大型秦建筑遗址，又在其西侧发现太公庙窖藏内的秦公钟与秦公镈，据此可以基本确定平阳宫城存在于此的可信性。到目前为止，有关这里的其他文化遗存如秦公陵园、宗庙、离宫、作坊、国人墓葬等尚未发现。
　　栎阳城 《史记·秦本纪》云：献公二年(前383)，“城栎阳”，即今陕西临潼县渭河北武屯乡关庄村和玉宝屯村一带。据《史记·秦本纪》载，“献公即位，镇抚边境，迁治栎阳，因欲东伐，复缪公之政令”。经考古调查与发掘，栎阳城遗址有宫城，东西长2500米，南北宽2232米，城内街道和四面城门及手工业作坊、商业居民区等。其他遗存如宗庙、秦公陵园、贵族墓地尚未确定。
　　再次是用以临时过渡的四处邑——秦邑、汧城、汧渭之会、泾阳宫城。
　　秦邑 位于今甘肃清水一带。早在秦立国之前，其先祖大骆、非子曾率众在西犬丘与秦邑之间迂回。当秦逐步东迁之时，这里当是临时过渡之地的小城，目前考古工作者在秦邑之地尚未发现城墙、宫室建筑、宗庙、陵墓、手工业作坊区等相关遗迹。
　　汧城 《史记·秦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云：“故汧城在陇州汧源县(今陕西陇县)东南三里”；《帝王世纪》云：“秦襄公二年徙都汧，即此城”。秦襄公二年(前776)为向东迁徙，留其兄世父守“西垂宫”，以汧城为临时过渡之处所。目前在县城东南发现的城疑为汧城所在；在县东南边家庄村发现春秋早期秦国大夫级墓葬区，但没有发现秦公大墓，其他相关秦重大遗存也尚未发现。
　　“汧渭之会”城 襄公之后，秦文公继位。三年(前764)率军七百人东猎，临时驻扎于过渡之地“汧渭之会”。根据地望判断，“汧渭之会”当在今汧河与渭河交汇的临近区域，但是目前仅在这一带发现早期秦城遗迹，可能是其所属的宫殿及附属建筑，也发现了贵族墓地，除此之外则未发现其他重大与城相关的遗存。
　　泾阳宫城 秦灵公为摆脱雍城宫廷斗争，遂迁泾阳作为临时避乱之地。《史记·秦始皇本纪》后太史公曰：“肃灵公，昭子子也。居泾阳，享国十年”；王国维先生《观堂集林·秦都邑考》云：“灵公虽居泾阳，未尝定都也”，都城当仍在雍城，所以泾阳邑只是营筑简单的宫署及附属建筑。考古工作者曾在县城西北和口镇一带发现同期建筑遗迹，似为秦之城垣，除此未发现其他相关遗存。
　　二、从执政秦公生平看雍城的沿革历程
　　从秦公、王的主要生平事迹中可以看到，秦以雍城作为国都期间面对浩荡的列国局势，秦国社会内部的演变与历史延续。
　　秦德公(前677—前676在位) 秦宪公之子。虽然德公在位仅有短短的两年时间，但其历史功绩具有里程碑的作用，首先是雍城作为新都的选择。鉴于早期秦城平阳濒临渭河，虽有水陆交通之便利，但缺乏战略防御的最佳环境，以及依附秦国政权的人文、农业与畜牧业条件，秦国将平阳城北迁的愿望在德公时付诸实施。公元前677年，秦德公遂将秦国首都迁至雍城。按照当初择都占卜“让子孙饮马于河”的结果，秦国确立了向东发展的战略目标，也在一定程度上鼓舞了秦人的士气和斗志。
　　秦德公在位时期秦国的初兴为日后秦穆公东扩与强盛奠定了坚实基础。秦国初以强盛之势显现之后，聚居于黄河西岸的原西周姬姓诸侯小国梁国和芮国首领前来雍城朝见秦德公并与之结盟，希望他们的国家未来能得到秦国的保护，这是秦国影响效力初次发挥了作用。
　　秦德公二年(前676)，根据雍城一带气候条件，规定农历六月初三为伏天的时令，以及采用“以狗御蛊”解除热毒的方法。德公死后葬阳，长子宣公继位。
　　秦宣公(前675—前664在位) 秦德公长子。前675年秦宣公即位，周王室出现宫廷政变，遭遇卫国与燕国联手围攻，惠王被驱逐，王子穨代之王，两年后郑伯、虢叔又杀死了王子穨，重新送惠王回到朝宫。秦宣公没有盲从别国以出兵干预的做法，而是选择韬光养晦、和平发展路线，为秦国的发展赢得了一些平静的机会。但由于文公之后诸侯间联盟关系瓦解，秦国与晋国形成对抗与冲突，当时晋国自恃强大而多次入侵秦国，秦国忍无可忍情势下于宣公四年向晋国开战，这也是第一次秦国和晋国发生的战争，并打败了晋国，从此也让晋刚感到在他的西邻还有一个曾经屡战西戎的虎狼劲敌——秦国。宣公死后葬阳，其弟成公继位。
　　秦成公(前663—前660在位) 秦德公次子，秦宣公之弟，穆公之兄。在成公执政时期，他以较为平稳之策发展秦国经济与军事，保持与梁国与芮国关系，以扩大秦国在东方列国间的影响。成公死后葬阳，其弟穆公继位。
　　秦穆公(前659—前621在位) 秦德公少子，秦成公之弟。秦穆公时期，秦的疆土不断东扩，继位当年即亲自领兵讨伐茅津的戎人，开始了疆土扩张的大业。由于晋国牢牢地扼住秦国东进的路径，秦晋对抗加剧，初期秦国在崤地和彭衙之战中虽不利，但誓死克敌的决心很大，任用百里奚、蹇叔、由余为谋臣，王官、韩原大战之后，终于击败晋国和此前保持维系关系的梁、芮两国，以及西戎诸国。通过战争取胜的同时，秦穆公不断调整政策，期望以“德威并举，德抚力征”的创霸方针，谋求秦国发展的外部环境。秦穆公娶晋太子申生的姊姊穆姬为妻，期望通过联姻维持两国关系；晋国旱灾，秦穆公从雍城运了大量粟米给晋，以解晋国燃眉之急；与郑结盟，制约晋国。穆公时期秦国国力强盛，从西戎使者由余观赏雍城宫室时发出“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则苦民矣”的感叹声中可见一斑。穆公开辟国土千余里，称霸西戎，连周王三也特加祝贺，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秦穆公重视人才，重用由余、百里奚、蹇叔、来丕豹、公孙支等客卿。这些谋臣武士，辅佐穆公，使秦国国力强盛。据文献记载，秦穆公死后首次葬雍，大量使用活人殉葬，也因此造成秦国社会自穆公之后走向衰败。穆公死后其子康公继位。
　　秦康公(前620—前609在位) 秦穆公之子。康公时期秦、晋相互攻伐，秦国在失败与赢胜中缓慢发展。康公死后葬雍，其子共公继位。
　　秦共公(前608—前604在位) 秦康公之子。秦共公时期，本应缓解与晋国之间的对峙关系，但由于晋国赵穿进攻秦国的盟国崇国，于是秦共公派兵与晋国而战，夺取晋城。共公死后葬雍，其子桓公继位。
　　秦桓公(前604—前577在位) 秦共公之子，名荣。秦桓公二十四年(前581)与晋厉公沿黄河结盟，后秦国违背盟约，与翟族合谋攻伐晋国；二十六年(前579)，秦与绝交，晋国率齐、鲁、宋、卫、郑、曹、邾、滕等诸侯国讨伐秦国，秦军战败。秦桓公继位二十七年后去世，其子景公继位。
　　秦景公(前577—前537在位) 秦桓公的长子，名石。景公十五年(前562)，晋伐郑，秦救郑，在栎邑打败晋军；景公十八年(前559)，晋帅召诸侯讨伐秦国；二十七年(前550)，景公前往晋国与晋平公结盟，不久又背弃盟约；秦景公三十六年(前541)，楚公子围弑杀其君而后自立，即楚灵王。秦景公的同母弟后子针因担心被诛杀而逃至晋国，承载辎重的车马有上千辆。景公即位四十年后去世，其子秦哀公继位。
　　秦哀公(前536—前501在位) 秦景公之子，在位时文献对其生平记述较少。前505年，吴国攻陷楚国国都，申包胥向秦国求救，哀公不救，包胥在秦国城外祈求，不愿离去，日夜哭泣终于打动哀公，于是发兵救楚，击败了吴军，吴王阖闾收兵回国。
　　秦惠公(春秋) (前500—前491在位)秦哀公之孙。秦哀公时已立太子，即夷公，因早死，未曾成为秦国的正式君主，所以秦哀公直接传位于其孙惠公。秦自穆公以来国势衰微，惠公时期的历史记载较少，此时邻国晋也因内乱而衰败。惠公立十年卒，子悼公立。
　　秦悼公(前490—前477在位) 惠公之子。悼公二年在雍城正式筑城。在位15年，前477年，秦悼公去世，葬于丘里景公西，其子秦厉共公继位。
　　秦厉共公(前476—前443在位) 秦悼公之子，名刺。在位期间，秦国国力强大，蜀、楚、晋等国皆来进贡；前476年派兵攻魏城；秦厉共公十年(周贞定王二年，前467)，天空出现哈雷彗星，明亮易见；前461年沿黄河修筑防御濠沟，以兵2万伐西戎大荔(今陕西大荔朝邑一带)；前444年，征伐义渠，俘虏其国王。前443年秦厉共公去世，葬于入里，其子秦躁公继位。
　　秦躁公(前442—前429在位) 秦厉共公之子。躁公十三年(前430)，西戎民族义渠向秦发起大规模的进攻，直至渭水蒿域，被秦军击退；次年，躁公卒，其弟怀公从晋归来即位。
　　秦怀公(前499年—前425在位) 秦厉共公之子、秦躁公之弟。秦躁公卒，其弟怀公由庶长从晋国迎入，当时国政被旧贵族所操纵，秦怀公四年(前425)，秦庶长晁联合其他贵族逼秦怀公自杀。由于昭太子早卒，次年大臣立怀公之孙秦灵公继位。
　　秦灵公(前424—前415在位) 又称秦肃灵公，秦怀公之孙。秦灵公去世时，嫡子师隰(即其后的秦献公)年幼，只有五岁。灵公的叔父悼子以嫡子年幼，便夺位自立为国君，即秦简公，师隰被放逐到陇西河谷。前424年在吴阳(今省宝鸡西北吴山)建上畤，祭祀黄帝，建下畴，祭祀炎帝；前419年，魏国在少梁(今韩城市西南)筑城，秦国派兵进攻，两军在少梁交战两年；前417年，魏军击败秦军，再次在少梁筑城。秦军则沿黄河修筑防御工事(此即文献所说的“城堑河濒”)，阻止魏军西进。同年，初次在国内为河伯娶妻；前415年，派兵修补繁庞(今韩城东南)，在籍姑(今韩城北)筑城；同年，秦灵公去世，其子秦献公没有能够继位。秦国国内重臣拥立在晋国的秦怀公之子、秦昭子之弟、秦灵公之叔秦简公回国继位，秦献公被迫流亡至魏国。死后葬于丘里悼公西(今南指挥秦公陵园内)。
　　秦简公(前414—前400在位) 秦怀公之子，秦昭子之弟、秦灵公之叔，名悼子，在位15年。秦简公在位期间，秦国国力进一步衰落，而此时的魏国自魏文侯继位后，经一系列系列改革，使国势逐渐强盛，面对内外交困的秦国，魏国则采取采取主动进攻的方式，夺取了秦国的河西地区；前413年，魏国火举进攻秦国，在郑县(今华县)大败秦军；前412年，魏国侵占了秦国的繁庞(今韩城市东南)，驱离了当地的居民；前409年，魏国占领了临晋(即王城，今大荔县东南)、元里(今澄城县东南)并筑新城；前409年秦国难以御敌只能退守至洛水一带并沿河修建防御工事，筑重泉城加以防守。至此，魏国占据原秦国的河西整个土地；后来秦简公与魏国多年争夺，直到前330年才从魏国手中完全收复河西地区。经过一系列失败后，自秦简公开始着手改革，以重振秦国士气，增强秦国的国力，如按亩征收禾稼作为租税，即承认土地私有化以增加国内经济实力。公元前400年，秦简公去世，葬于丘里景公西，其子秦惠公继位。
　　秦惠公(战国)(前399—前387在位) 秦简公之子。在位的第十三年，秦对蜀国发动进攻，攻占了南郑。去世后其子出公继位。
　　秦出公(前388—前385在位) 前387年，惠公去世，二岁的出公继位，因年幼则由其母亲主持朝政，重用宦官与外戚，第二年(前385)左庶长嬴改发动政变，杀出子及其母，迎灵公太子公子赢连(秦献公)回国。
　　秦献公(前384—前362在位) 秦灵公之子。献公元年(前384)，首先废除了自武公以来实行了三百多年的以活人为殉葬的制度，保存了秦国劳动力，增加人口数量和军事上的有生力量，缓和了尖锐的社会矛盾。献公二年(前383)，为了抗衡魏国，夺回河西之地，秦自雍迁城于栎阳(今阎良区武屯乡)；完成了一系列社会变革，使秦国社会得到了复苏，国家实力倍增。献公二十一年(前364)，献公下令秦军攻魏，夺取了秦国的故土河西地；献公二十三年(前362)，秦国在少梁大败魏军，攻取了庞城。献公采取的改革措施，徙治栎阳，安定边境，积极东征，收复缪公时之疆土，为后来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献公死后嚣圉，子孝公继位。
　　历数雍城执政的诸秦公生平，可折射出秦国在此期间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方面的变化。
　　首先，迁都雍城是明智之策，环境保障决定了这里是秦国的理想长久定都之所，自此秦国迈开了发展与前行的脚步。
　　雍城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一定的波折，初期的政治平和表现在秦公权力的传让，如长子继位、兄终弟及，发展到后来的外力干预，武力夺权；前者造就了穆公称霸与国力强盛，后者则使秦国逐渐衰微，直到献公时期秦国才走出长期低迷，重整穆公旗鼓，在社会变革中寻求突变。
　　雍城时期抵御外敌是秦国诸位国君面临的首要问题，发展军事、构筑城防体系是当务之急，长期与戎狄、晋、魏的不断战争耗费了国力，阻碍了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秦国通过战争的取胜营造自身发展的空间。
　　三、秦雍城置都年限为327年的讨论
　　秦置都雍城始于德公元年(前677)，史载及后世对此无疑义，但关于秦都城何时从雍城迁出却出现了三种不同的说法：一为泾阳说，二为栎阳说，三为咸阳说。即在雍城之后，秦之都城曾一度迁往泾阳，再由泾阳迁往栎阳，或者直接迁栎阳，或者直接迁往咸阳。
　　笔者长期在雍城工作，在诸多方面要表述关于秦置都雍城的确切年限问题，因此一般采用了较为广泛的说法，即置都294年的栎阳之说，但是仍乐意讨论其他两种年限之说。多年前曾与张文江先生合作撰写《秦雍城置都年限考辨》，提出了直接否定泾阳说，而在不直接否定栎阳说的前提下，提出了咸阳之说存在的可信性，即雍城置都时限为327年[5]。
　　首先，泾阳不当为秦都。关于肃灵公居泾阳的历史记载，固然可信，然以此将“自雍东徙泾阳”推演为“泾阳为秦都城”恐难以成立。王国维先生的“自雍东徙泾阳”之说的根据是分析了当时秦魏战争形势之后所得出“然则厉公以后，秦方东略。灵公之时，又拓地于东北，与三晋争霸”的结论。笔者以为，秦自厉公“堑河旁”开始一直处于防守和退败时势，经多年的战争，魏已全部攻占河西地。面对此时此景尚且年幼的秦灵公，在内部“君臣乖乱”，外部又面对战国时代第一军事强国的西侵，自历世先祖已经营255年，且规模庞大，建筑宏伟，有宗庙先君之主的雍城东徙到接近强敌边境的泾阳是不可能的，笔者以为，国君所居过的地方，不一定都是国都，秦灵公居泾阳，但未迁都泾阳。
　　秦宗室内部集团的斗争也是灵公临时居住泾阳的理由。自秦厉公以后，政变斗争更加激烈。“躁公卒，其子未立而立其弟怀公”，而怀公却是“从晋来”，其中必有缘由。“怀公四年，庶长晁与大臣围怀公，怀公自杀。怀公太子曰昭子，早死，大臣乃立太子昭子之子，是为灵公。灵公，怀公孙也”。大臣围杀怀公而立其四岁孙灵公继位，可见这是一次政变斗争，从中亦知当时秦宗室贵族及权臣内部斗争非常激烈。所以“居泾阳”只是部分握有兵权的贵族扶持灵公暂居泾阳的一次政变分裂行动，而并非迁都。
　　《秦本纪》云：“出子二年，庶长改迎灵公之子献公于河西而立之，杀出子及其母，沉之渊旁”。可见献公即位，亦属一次激烈的政变斗争。这里的“渊”应是秦石鼓文《千沔》中“千医沔沔，蒸皮淖渊”句中的“淖渊”。郭沫若认为“淖渊”是指雍城附近的弦圃薮[6]。说明惠公、出子时，秦都在雍，献公即位是自河西迎立于雍城，而非泾阳。灵公时，宗庙先君之主依然在雍，灵公仍然置吴阳上畤于雍，灵公及其后的简公、惠公皆葬雍，亦能说明灵公居泾阳不是迁都，泾阳不曾是秦都。王国维先生在考证肃灵公居泾阳时，虽有“自雍东徙泾阳”说，但并未说泾阳就是秦都，且有“灵公虽居泾阳，未尝定都”之论，可见王国维先生在结论时是谨慎的[7]。
　　其次，栎阳也不当为完全的秦都。据《史记·秦本纪》载：“献公二年(前383)，城栎阳。二十四年献公卒，子孝公立，十二年，(前350)作为咸阳，筑冀阙，秦徙都之。”从秦献公二年到孝公十二年，栎阳作为秦的临时都城34年，在这一时期，栎阳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史记·秦本纪》虽多处提及“栎阳”，但无一有“都”或“徙都”字样，而是“徙治栎阳”。《史记·秦本纪》：孝公“十二年，作为咸阳，筑冀阙，秦徙都之”。在秦迁都咸阳时，直接用“徙都”一词，说明徙治非迁都。据《史记·商君列传》云：孝公“作为筑冀阙宫庭于咸阳，秦自雍徙都之”明确指出自雍城迁都咸阳的事实。
　　综上所述，泾阳系秦灵公临时所居之处，而栎阳也在一定程度上系秦国前线王权指挥中心，本应建都，但局势又制约其不能正式营建，我们还可以形成一个观点，即自秦德公元年(前677)居雍大郑宫直至孝公十二年(前350)秦自雍“徙都咸阳”，秦置都雍年限应为327年。
　　四、考古发现再现秦都雍城的建置与规模
　　由于古文献记载的简略或某些记述考略方面的失之偏颇，早在上世纪20年代之前，世人对这处秦都知之甚少，而正是近八十年来几代考古工作者经历了工作启蒙、初期探索、全面辉煌及巩固转型等几个时期的不断努力，才逐渐揭开了雍城神秘的面纱，而正是他们之间的鼎力传承，才有了现今清晰与丰硕成果的展示。
　　相比较于全国各列国都城，既往“宏观”考古工作使整个秦雍城遗址轮廓范围基本清楚。该遗址由城址、秦公陵园、国人墓葬区、汧河流域早期秦文化遗址和郊外秦汉行宫建筑遗址组成。遗址的整体布局及范围是随着考古工作的推进而变化的。上世纪对秦雍城遗址确定的范围32平方公里，加上近年最新的调查成果，总面积约为51平方公里。
　　从雍城遗址所具备的文化遗存内涵、属性与层次结构可以看到这座正式都城功能的完备及其历史地位。几十年来，秦雍城考古工作取得了广泛的发现和诸多重要认识[8]。有关在该遗址内传统的重要考古工作回顾与展望已在本刊有过详细叙述[9]，本文不赘述，以下仅对涉及最新发现与认识做以介绍。
　　(1)关于城墙与护城设施。最初秦雍城考古工作的开局是对“南古城”城址的调查发掘，当时曾做了不少的田野调查与发掘工作，但对其与秦雍城的关系却无从定论。后来的考古工作才证实，“南古城”遗址不具东周时期秦雍城属性，可能是汉代设在雍城故址上的地方衙署或“坞堡”。到上世纪60年代初，雍城考古队从寻找雍城城墙遗迹为突破口，在今凤翔县城西南角做考古调查时，发现二处残断的夯土墙基；80年代初对城址再次进行考古调查与勘探时，经解剖证实早年所发现的南北向夯土墙基为雍城西城墙北段的一部分，同时又新发现了属于雍城东、南、西、北四边城墙的残段遗存，确认了雍城部分外城墙的具体位置、形制及范围[10]。同时因北城墙遗迹的确认而证明原“穆公坟”实际上它原本可能是北垣之上墙垛结构，或者为城墙附近的高台建筑。2012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对城址区进行大规模调查，经过对在局部城墙遗迹点的梳理，将点连接，形成城墙基本走向；经解剖性勘探，发现城墙墙体宽度为8～14米不等，其工艺流程与构筑方法则为中、里、外三重分别构筑；在墙体夯土内发现秦早期陶片，从而初步推断如《史记·秦本纪》“悼公二年，城雍”记载的可靠性，即秦国在都雍城近二百年之后才正式构筑城墙。根据对雍城城墙遗迹的解剖性发掘，了解到当时修筑时从较深的基槽中开始夯筑，地面以上分里外两层板筑，土源分别取之于城内和城外开挖的护城河。墙体临近地面处的厚度达13米，夯层厚8～12厘米，对夯筑的工具及夯筑方法也有实物的发现。以往诸多考古发现无法证明早期秦国有筑城墙的实例，而从秦公陵园兆沟的发现中则形成了当时以大河、沟壑作为城周环护设施的观点。此次考古调查发现初期雍城则分别以四周的雍水河、纸坊河、塔寺河，以及凤凰泉河环围。由于当时的河水丰沛，河谷纵深，自然河流便成为“以水御敌于城外”的主要城防设施。这种情形与礼县大堡子山、圆顶子山秦西犬丘城的防御体系如同出一辙，这也是对文献所载“城堑河濒”的实景解读。战国时期，列国形势突变，攻伐谋略上升，秦国在原“以水御敌”基础上再构筑城墙，加上因筑墙取土所形成的沟壕，增加了多重防御屏障[11]。
　　(2)关于城内三大宫区局部的重要考古发现。既往在城址内的考古工作中先后发现了三大宫殿区——即姚家岗、马家庄和铁丰高王寺，同时又发现了市场、制陶作坊和城内道路系统等重要遗存。
　　传统发现的姚家岗春秋宫区区域位于雍城中部偏西。上世纪70年代在此先后发现宫殿建筑遗址，发掘出铜质建筑构件窖藏和凌阴遗址等，遂有学者提出即为秦德公所居的大郑宫，估计这里很可能就是春秋时期秦德公、康公、共公、景公居住的地方。2012年对城址区进行大规模调查有了新的认识，即上述相关遗迹应是其东邻马家庄宫区的组成部分，而所谓最早的“德公居雍大郑宫”应在城址区的东南瓦窑头村一带，因为在这里发现了一处能够证明属性的大型宫室建筑，该建筑残长186米，系组合式结构，显现“五门”、“五院”、“前朝后寝”的格局，既与上世纪八十年代在雍城城址中区马家庄发现的朝寝建筑外形相似，但结构复杂，又与岐山凤雏村宗庙遗址四合院式的组合相类同。根据文献记载及参阅相关研究，这组建筑由外及里可释为五门、五院。有屏、门房、厢房、前殿、大殿、寝殿、回廊、偏厢房、阶、碑、阙等建筑单元。从所处区域地层堆积及采集建筑板瓦、筒瓦判断，该组遗址应早于马家庄朝寝建筑，而晚于岐山凤雏村西周宗庙建筑遗址的年代，属雍城早期宫室建筑。这一发现初步显现出秦早期传承周制，为寝庙合一模式，后来发展成庙、寝分开且平行，再演变到后来咸阳时期为突出天子之威，朝寝于国都中心，而将宗庙置于南郊的情形。这一发现为探讨秦国城市最高礼制建筑的渊源、传承与发展脉络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此外，依照瓦窑头可能系目前雍城营建最早宫区建筑这一认识，可以推断这里可能为文献所说的“雍太寝”，即“德公元年(前677)，初居雍城大郑宫”所在[12]。
　　秦国初居大郑宫若干年之后，相继拆除旧宫，营建新宫，未来随着对马家庄和铁丰高王寺两大宫区开展新的工作之后，将对宫区沿革与制式变化方面有更多发现。
　　(3)受制于自然地理环境因素的影响的雍城城市布局的考古新发现。通过2012年对雍城城址及其周边地理环境考察发现，城内布局顺应了当时自然环境的制约与摆布。由于雍城西北高，东南低，加之从北部雍山一带的水流通过白起河及多条河流穿城而过，使当时的雍城成为“水”中之城，从而形成了当时城内布局“顺河而建，沿河而居”的情景。河流成为当时城内便捷的水上通道，河堤沿岸往往有临河道路，同时城内各条陆路之间又有纵横交错的相互连接。调查发现当时临河而建的聚落形成多个相对集中的片区，沿河而居则方便地利用了向河中自然排水的功能，同时通过地下引水管网将河水引向城中各个区间，用于诸如作坊生产、聚落生活以及苑囿池沼用水等[13]。
　　(4)根据“陵随都移”的原则，秦公陵园的规模与陵墓数量决定雍城长久之都的历史地位。该陵园分南指挥陵区和三岔陵区两部分。南指挥陵区由13座陵园组成，是目前所知最大的秦国君陵园区，目前已在该陵园勘探出中字形、甲字形、目字形及凸字形大墓和车马坑共43座和2处国人墓地，另外还发现了一批陵园兆沟遗迹。三岔陵区位于郭店镇三岔村三组村庄周围，目前发现了一座陵园，由3座中字形大墓和2座车马坑组成。这两处陵园均系雍城秦公陵园组成部分。
　　(5)国人墓地的规模决定当时雍城广众的人口数量。这些墓地主要分布在雍水河沿岸，分别由八旗屯、高庄、西村、南指挥、黄家庄、邓家崖和礼包务等处相对独立存在的墓区组成。除上述区域外，近年还在雍城郊外以东的塔寺河沿岸的六道村、瓦窑头和雍城城址西北部也相继发现多处秦墓地，这一新的发现改变了之前认为秦国人墓地仅分布于雍水河沿岸的传统观点。
　　(6)郊外礼制建筑遗址发现说明都城功能的完整性。“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秦人当时的许多重要礼仪与祭祀活动都要在宫殿举行，除城内宫殿外，建在城郊地区的也不少。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先后在雍城南郊的雍水两岸、汧河东岸及雍城东郊和南郊发现宫殿和其他遗址的分布。考古资料证明，孙家南头郊外宫殿建筑区遗迹特别丰富，战国时期的蕲年宫、来谷宫、橐泉宫、竹泉宫、羽阳宫当都在这里相继被发现，另外在雍城城南、城西一带也相继发现了另外宫殿的线索。
　　随着秦雍城的东迁，原宫城已弃之不用，因雍城仍为一座“圣城”，秦汉时期的诸多重大礼仪活动仍然要在这里举行，如秦始皇登基时的加冕典礼，汉武帝之前的西汉多位皇帝亲临雍城的郊祀活动等，于是在原蕲年宫的基础上修葺了多宫在一起的“群宫”象征建筑，其目的可能是考虑到皇帝每年只来一次雍城的活动中，完成既往对各个礼制建筑不同的时节所要祭祀程序。蕲年宫是秦汉时期雍城著名的宫殿，秦始皇曾行加冕礼于此。
　　五、简短结语
　　作为秦国历史上建置时间最长的正式都城，雍城在其发展历程中具有划时代意义，历经诸位国君和举国上下苦心经营，秦国在此蓄势。在雍城，秦国把握政治形势，顺势而为，有效利用自然环境，建立了坚固的防御系统，为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基础。
　　作为规划并逐步扩建的都城布局，其功能完备、合理，为后世都城仿效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最新的考古发现证明，当时城内所居者当包括秦国国君、秦国贵族和所有阶层的“国人”，和谐相依，和美相处。在都城内，除众多人口所居，推断有农田耕作，加上雍城数条河流与丰沛的水资源，以及城外植被茂密的林区环境，又为秦国提供了富实的渔猎经济，多元经济结构壮大了秦国国力，成就了秦公让“子孙饮马于河”的东扩愿望。
　　但愿未来有一部影视作品能再现当时秦国“膺受天命”而自强不息这样耐人回味的古国景象。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秦国崛起原因的责任伦理角度研究》(项目编号：13XZX021)阶段性成果之一。
　　注 释
　　[1] a.林剑鸣：《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b.滕铭予：《秦文化：从封国到帝国的考古学观察》，学苑出版社，2002年。
　　[2] 王震中：《“邦国、王国、帝国”说》，《光明日报》2013年1月28日15版。
　　[3] 王震中：《“聚落三形态演进”说》，《光明日报》2013年1月14日15版。
　　[4] 田亚岐：《秦“九都八迁”都、城、邑功能与层次结构的考古学观察》，中国考古学会第十五次年会讨论稿，2012年11月，河北石家庄。
　　[5] 参见田亚岐、张文江：《置都雍城年限考辨》，《炎帝与汉民族关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2002年。另外，关于秦置都雍城的年限问题的其他之说，请参见徐卫民：《秦都城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
　　[6] 参见徐卫民：《秦都城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
　　[7] 王国维：《观堂集林·秦都邑考》。
　　[8] a.韩伟、焦南峰：《秦都雍城考古发现研究综述》，《考古与文物》1988年5、6期合刊。b.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秦汉研究部：《陕西秦汉考古工作50年综述》，《考古与文物》2008年第6期。c.田亚岐：《从传统“宏观”到现今“微观”工作的接力与尝试——秦雍城遗址“十一·五”考古保护工作收获》，《陕西“十一·五”期间大遗址考古重要发现》，三秦出版社，2012年。
　　[9] 田亚岐：《秦都雍城考古工作回顾与展望》，《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总贰辑)，三秦出版社，2012年。
　　[10] 韩伟：《揭开秦都雍城神秘的面纱》，陕西省政协文史与学习委员会编：《三秦60年重大考古亲历记》，三秦出版社，2010年。
　　[11] a.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秦雍城城址区考古调查勘探年度工作报告(2012)》，待版。b.田亚岐：《秦雍城城址东区考古调查取得重要收获》，《2012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13年。c.杨永林、张哲浩：《陕西秦雍城“微观”考古新发现“城堑河濒”实景》，《光明日报》2013年1月8日第9版。
　　[12] 同[11]。
　　[13] 同[11]。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013/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西安：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