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帝王陵

　　内容提要 通过对长安神禾塬战国秦陵园考古资料的分析研究发现，该陵园的营建首先是对陵址有过精心选择，既体现了茔域择高的传统观念，也可能还包含了陵园使用者的一些主观理念。然后是对陵园兆域的规划，需要预定陵区内墓葬的数量、附属的外藏系统、兆域范围，以及陵寝和管护建筑等。最后，是完成陵区的建设，其必是有秩序，分主次地构建完成设计的所有项目。从而说明，这个精心设计、认真施工建筑的大型陵园的每个环节，无不渗透着营建者经心用意的安排。这反映了时代相当的其他陵园，都应该经过类似的程序。
　　关键词 长安神禾塬 战国秦陵园 营建观察
　　经过几年的努力，陕西长安神禾塬战国秦陵园考古发掘工作，在2008年上半年终告结束，先后清理出了亚字形大墓1座、陪葬墓13座、建筑基址1处以及兆沟、陵墙等重要遗迹。作为实际工作的参加者，得有机会对陵园的建设情况有比较直接的了解，并观察到其可能有较规范的营建程序。
　　我们知道，已确认的秦王、公级别的陵园有西山、雍城、东陵、咸阳等处及秦始皇帝的丽山园，可以说秦民族自甘肃东部崛起，从封国到王国，更进一步成就千古帝业，5个半世纪的先公、先王和皇帝，以及部分后妃的最终栖息之所，大多数已经发现。不少还进行过规模不等的考古勘探和发掘，有了程度不同的了解和认识。但多因规模过大，或其他原因难以进行更详细和全面的考古工作，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认识依然不足。
　　神禾塬陵园规模较小，墓葬仅为一座，没有附葬或陪葬墓，附属设施也不太繁杂，加之基本建设工程的推动，对陵园进行了详细的钻探和比较全面的发掘，因而获得了有关陵地的选择、陵域的规划、陵园建设的步骤等方面信息。这些收获，可能会给其他秦陵，以及同时期更多陵墓的考古工作提供一些借鉴，故将之简单勾勒出来，聊供学界参考。
　　一、陵园位置的选择
　　古人对墓地位置有无特意的选择，先秦文献似无记载。比较明确的说法出现在风水堪舆学说兴起之后，传为西晋郭璞所著的《藏书·内篇》中说选择墓地的位置为“丘垅之骨，岗阜之支”，其实就是说要选高亢之地。何以有此要求?实际就是寻找土厚水深之地，以利于深埋秘藏。此前是否已出现了类似的观念，虽未见于古籍，但考古发现确已给出了比较肯定的回答。秦汉甚至先秦时期大量高等级墓地与都邑的相对位置关系，以及墓地的选择，基本证明了存在选平衍以处居，择高地以瘗埋的规律。
　　西汉首都长安城处渭河南岸平广的二级阶地，众多帝后陵园多置于西起茂陵，东到高陵的泾渭二水之间台塬上，少数在靠近秦岭的渭河南岸台塬[1]。孙华先生分析了大量西周考古资料后认为，“周代前期的周人墓地对地形的选择应当是有一定规范的，多选用坐北朝南，依山面水的高地作为墓地。”[2]
　　再看秦都城与王公陵墓关系，显然也遵循了这一原则。秦都雍城在雍水北岸的平缓阶地，而十多座秦公陵园分布在雍河南岸地势高广的三畴原上。秦咸阳在今咸阳市东10余公里的渭河北岸二级阶地及咸阳塬边，并延伸到渭河南岸的平衍地带，现已基本清楚的秦永陵和公陵等均位于其西北的咸阳塬上[3]。还有秦东陵和秦始皇陵，分别处在在骊山西麓和北麓的高地上。
　　回头再看神禾塬的秦陵园，也是这样的格局。
　　神禾塬是西安周边从秦岭北麓延伸而出的一道黄土台塬（图一)，自东南向西北渐呈缓降之势，在靠近韦曲镇（今长安区所在地)的塬首一带，仍高于两侧的滈河和潏河河道约40～50米，为秦都咸阳城南至秦岭北麓地区自西向东的第一道台塬状高地。在接近塬头的鱼包头和何家营村之间，有一道宽达数十米的槽形低地，下凹度约10～20米，可能为河流在远古时一度改道所形成，将塬面骤然分成南北两部分。北部略似一独立的小平原，范围约为3平方公里。这一部分的东南部又有一长1000多米，最宽处约500米的椭圆形隆起地带，海拔高程可达510米，比其余地表海拔490～500米的高度，差不多高出约10米。因高地在贾里村以东，俗称为贾里塬。陵园的位置，恰恰就是在贾里塬的中间位置。
　　神禾塬地势高亢，具有南依秦岭、两侧夹河的优越地理环境，贾里塬又有更典型的地形地貌特征，作为陵墓的位置，显然是相当优越的。但此地北距秦都咸阳直线距离约35公里，不仅比地处咸阳塬上的秦永陵、公陵所在的咸阳陵区远[4]，甚至较临潼韩峪乡的秦芷阳陵（也称东陵)区也要略远一些[5]。所以，如果没有进行过认真细致的选择，在这里营建如此高等级的陵园似不可想象。因此，该陵园位置的确定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甚至进行过专门的踏查、观测，并经多反复斟酌比较后被遴选。
　　在陵园所处的时代范围，咸阳以西有以惠文王公陵为代表的咸阳陵区，东有以昭襄王陵为代表的芷阳陵区。但舍二陵区不葬而另辟陵寝兆域，显示陵主可能有较特殊的身份，或有其他因由不便入于咸、芷陵区。那么，这位陵主应是什么人呢?遍觅史籍后，我们发现葬地与神禾塬地区有关的秦国高等级贵族仅有二人。
　　其一，为秦孝文王的妃子，庄襄王的生母、始皇帝的祖母夏太后。《史记·吕不韦传》载：“始皇七年，庄襄王母夏太后薨。孝文王后曰华阳太后，与孝文王会葬寿陵。夏太后子庄襄王葬芷阳，故夏太后独别葬杜东。”唐司马贞《秦本纪·索隐》曰：“杜原之东也”。秦汉杜县在今西安市雁塔区沈家桥一带，神禾塬陵区在其东南，约略可合，故我们倾向此陵园之主为夏太后[6]。
　　其二，为秦皇子，具体身世极其模糊。仅《三秦记》等文献记载长安有皇子陂，并有“秦皇子葬陂北塬上”的说法。有关地志对皇子陂有较清楚的记载，据称在今长安韦曲镇的中部，位置现仍可指认。若以陂之北塬度之，则应指今长安区北之凤栖塬，神禾塬实为其南之塬，差距似有些大。
　　有学者曾怀疑此陵园为汉代[7]，其实是在没有清楚陵园形制，并认真研究出土文物的情况下所进行的猜测[8]，恐难以凭信。
　　咸阳和芷阳陵区的考古勘探资料已经清楚，战国以降的王后可享用与秦王一样的亚字形大墓[9]。夏太后虽未为王后，但却有践祚王位的亲生儿子庄襄王和登始皇帝位的孙子，母以子贵，故被尊为太后。当年的夏姬既为夏太后，享有亚字形大墓与独立陵园也就不足为怪。陵墓发掘已结束，出土物中未见男性大墓常见的兵器类，但却出土较多带有与后妃相关的私官、北宫等文字的遗物，与夏太后身份也较吻合。
　　极可能正是因华阳太后与孝文王已经会葬，夏太后不愿再附于寿陵，希望独处一地以遥望其夫其子，将神禾塬选为自己归宿之地，似乎较符合情理。所以，该陵址的选择，不仅有择高深埋的传统理念，可能还有墓主自己内心世界的反映。说明有一定权利的陵墓之主，生前可能会对茔地位置的选择产生一定的影响。
　　观察其他秦王的陵园，似也存在类似的情况。既要关注地形的要求，也需满足墓主生前的独特愿望。如昭襄王不依于父陵而择芷阳，始皇秦不附东陵而营骊山，大体皆然。陵墓主人的愿念影响墓地选择的情况，在西汉同样存在，有关研究已正确地指出文帝霸陵、宣帝杜陵等就是这样出现的[10]。
　　二、陵园的规划
　　陵址既定，对园区兆域进行合理的规划势所必然，此于先秦文献就有记述。《周礼·冢人》曰：“冢人掌公墓之地，辩其兆域而为之图”，明确讲掌管墓地的官员——冢人，在搞清楚墓域范围以后，还要制出兆域规划图。
　　观察已发掘、勘探清楚的神禾塬夏太后陵园，显然可以看出园区建设确应有兆域规划。前文已讲到，该陵园处在神禾塬首南部的贾里塬上，地势为神禾塬北部的高亢区域，但其形状并非规整。从现代测绘的等高线地图上，我们可发现贾里塬呈大头小尾的鲸鱼状椭圆形，要将陵园的兆域设计于其上，必需对此地貌有相当清楚地认识，否则就难以摆布这样一个长550、宽310米的陵园。
　　贾里塬高地的长度有千余米，容纳园长不存在问题。但其最宽处不过500米左右，南北两端都较窄，尤其是南端更是迅速收缩到300米一下，为了给四面的园门前均留有一定的空间，冢人就需要作出合理的规划（图二)。我们看到，靠东侧的塬边较直，陵东边的兆沟恰与塬边基本平行。而西侧和南侧的兆沟及陵墙将至西南角时，因高地收缩而缓向下行。但这一范围并不很大，不过20～30米的样子，表明冢人的设计是相当合理的，也许还是为了陵园排水通畅所作的有意安排。尽管我们未在这一较小的范围发现排水设施，但却在此方位的塬下发现了不少秦时期五角形的陶排水管道，有些地段的管道还整齐地呈原样放置着，塬上未见可能是早年破坏的结果。
　　陵园的核心——亚字形大墓几乎处于园区最中间位置，显然是按照只放置一座大墓的需要设计的，而不像咸阳塬上秦陵园那样，南北两座大墓处于陵园中间比较适当的位置[11]。说明其兆域内本身就没有为更多的入葬者预留空间。假设要考虑到还有配偶或其他至亲家人并穴埋葬或附葬，肯定不会出现独墓居中的现象（图三)。
　　至于其他诸如陪葬坑、园墙、门道以及环绕陵园园墙的兆沟等设施，全部也是以大墓为核心而均称分布。只是为了将属于享堂、陵庙类和管护陵园的建筑与大墓分开，在园区南部建了一道隔墙，以致显得大墓偏于陵园北区的南部。
　　面对这些遗迹的布局状况，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兆域堪定之后，冢人会根据预定的陵园入葬对象的身份、等级而设计出了相关设施的布局，并绘制出图样，交有关部门及人员审定，在各方面意见达成一致后，才可能进行施工建设。依此相推，其他秦陵以及时代相当的更多陵墓建设，都应该有类似的规划设计。
　　按照中山王陵内出土青铜兆域图之例[12]，神禾塬夏太后陵园也会有同类遗物埋入。但在已发掘后仍未见到，当然应是由于大墓早年惨遭盗掘而流失，或因为兆域图绘于木板类有机质材料，以致未能保存下来。甘肃天水放马滩秦墓曾出土过木板地图[13]，表明秦人有在木质材料上绘制图形的传统。若兆域图的确绘于木板，在大墓遭疯狂盗烧后必难幸免，也存在因自然腐朽损毁而未能保存下来的可能。
　　三、陵园的营建
　　将兆域图的设计变为真正的陵园，是一个化虚拟为实体的过程，需要经过一系列的精心施工，精心建设来完成。并根据建设工程的需要，分轻重缓急，逐步地实现目标任务。神禾塬陵区兆域范围内设有兆沟、园墙、隔墙、大墓、陪葬（或称从葬)坑、园区建筑、排水系统等重要设施，哪些先建，哪些后置，需要冢人一类主管官吏和部门的妥善调停。
　　发掘资料反映的情况表明，神禾塬陵域的建设，主要应分为大墓及陪葬坑的开挖、兆沟与园墙的建造，以及祭祀管护建筑的建设这三个阶段。当然最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环节，就是陵主的入葬和葬仪的完成。不过因陵主去世时间的不确定性，这个环节也可能会提早进行。
　　第一阶段，主要为大墓的开掘工程。据观察，此时可能尚未进行其他工程建设，其理由如下：
　　首先，大墓南北两侧有排水沟存在。此沟开挖的目地，显然是为了避免大墓在挖掘其间出现南北两侧的雨水灌注。关中地区夏秋季节降雨量集中，有经验的冢人主持陵园建设是不会不考虑的。如果已有了完善的兆沟，可以排掉园区的雨水，就不需要这两条排水沟的存在。
　　其次，在陵园南区的道路垫土和南门阙的夯土中，含有部分大墓深层所能看到的红色、黄色土块，以及料礓石块。这些土、石都是在大墓深达7、8米以下时才可挖到的，因此，必是利用了部分大墓深层所挖之土。
　　再次，陵园南部的隔墙在跨越南排水沟时，是回填了局部沟道而夯筑。即建墙时，排水沟已废弃不用，至少局部如此。
　　最后，隔墙及其门道附近有掘土工具的加工工场，保存有排列整齐的小土炼炉多个，当是为大墓开挖加工、锻造镢、锸类挖掘工具而设。说明在工场使用期间，隔墙及其门道尚不存在。
　　以上表明，陵园建设第一阶段的中心任务就是大墓的开挖，一切活动必围绕此工程安排。与此同时存在的还有防止雨水灌墓的南北排水沟，服务挖掘工程需要的工具加工场。估计在大墓的墓室、墓道等主体结构基本告竣时，从葬坑的挖掘亦应开始。并可能随着不同性质陪葬坑的完成，相关内容的陪葬物随即入藏其中。
　　我们还注意到，大墓的墓口及附近垫有一层厚约10厘米左右的浅黄色土层，非常纯净，了无杂物。因未全面发掘出来，对其具体形状虽不是十分清楚，但大体可知其径约40米，与上下之黑垆土层明显不同。估计必是在大墓开挖之前，对选定的大墓中心部位垫以纯净的黄土，平场修整后形成一片略高于原地表的平台。
　　此平台的用途，很可能是古文献中常所谓的坛，即用来进行祀典活动的场所。虽未查询到建墓时设坛的相关记载，但这一迹象的发现，让我们相信当时可能存在墓口开挖前设坛以祭的礼仪。也就是说，大墓墓口及周围所构筑的黄土平台，可能是举行有关祭祀仪式的坛场。当是因为要深挖土地，大动土功，故祭祀地祇，以求福佑。这一发现提醒我们，以后在对大型墓葬的发掘中，应该多多注意是否也存在类似的设施，以及其他的信息。
　　由此可知，墓位既定还可能要筑坛祭祀，然后进行挖掘。同时要建排水系统，再挖陪葬诸坑，藏以珍玩之物，用度之资，仪仗车马等等。
　　第二阶段，大墓挖掘等工程告备，环护陵园的兆沟、园墙及门阙等将适时兴建。此时，附属于挖墓工程的工具加工修造工场已停止使用或移于别处。沟、墙的营建，当是取沟内之土，夯筑墙体。这从墙体夯土中往往夹黑垆土块的现象，就能了解到。这种沟墙同筑形式，可使沟无弃土之劳，墙省运土之工，一举两得。
　　在北门阙的发掘时，还清理出了与东、西阙相连的部分北墙，在墙侧发现瓦片堆积。又在兆沟的局部解剖中，也见到一些瓦片。这可以说明，原始的夯土陵墙之上曾覆盖有瓦，以护墙体少受风雨的侵蚀。
　　此外，还发现加工完善陵园道路的迹象。经过局部发掘和试掘发现，大墓南北墓道又连接南北门的主干道路——神道（汉以后陵园有神道，秦时是否有是称尚不清，权且称之)，以及南主干道通向建筑基址的东西向道路。至于连接大墓东西墓道与东西门的道路，虽未经发掘，但钻探也是存在的。这些道路应该在挖墓时就已经形成，但最后阶段应经过了进一步的修缮，部分已发掘过的路面是高出两侧地面的，并垫有大墓深层所挖出土等现象似可以说明。
　　第三阶段，修筑依隔墙而建的陵区享殿、陵庙类高台建筑，以及附于台基东侧和南侧的建筑，其可能属于陵园飤官及管护人员所使用的房舍。陵庙类建筑因建于高台之上，早年严重破坏使之仅存夯土台基。尽管如此，其也比飤官类房屋要高一些。推测这些建筑的营造，不可能像大墓及陵园沟墙类设施急需，完全可在葬礼结束后从容兴建。
　　经过以上三个阶段，陵园的营建工程可基本告竣。但全部工程相当宏大，绝非短期内可成之易构，估计要耗费数百人力的数年之功。至于说葬主在修陵期间故去，建椁置棺，填埋复土，必然要中止其他建设，就需耗费更多的时日。
　　既然该陵园是一个有序建设、而非仓促之间就能完成的系统工程，需要耗费足够的劳力和时间。那么，关于其为以平民身份埋葬的亡国皇帝秦二世墓的说法[14]，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四、结语
　　在秦帝国的陵园发展史上，神禾塬夏太后陵属于较小者，除了最初的甘肃礼县大堡子山陵区外，仅比咸阳塬上秦陵的内墙范围略大一些，还不及雍城的许多陵园，更难企及芷阳陵区内大型陵园及秦始皇陵园的规模。即便如此，分析研究也已揭示了其营建过程是相当复杂的。显然经过了最初的陵址选定，既有茔域择高的传统观念，也可能还包含了陵园使用者的一些主观理念。然后是对兆域的规划，需要预定陵区内墓葬的数量、附属的外藏系统，兆域范围，以及陵寝和管护建筑等设计其中。陵区最终的完整建设，必是有秩序的构建完成设计的所有项目。从而使我们认识到，这个精心设计、认真施工建筑的大型陵园的每个环节，无不渗透着营建者经心用意的安排，绝不可能是随心所欲的草率之举。
　　这一事实告诉我们，与该陵园时代相当以及更晚些的、规模更大的陵园建设，必然需要经过类似的程序。如果将来真有机会对其他陵园进行更认真、细致的考古勘探和发掘，肯定可以获得有关陵园建设及其他方面的更多科学信息。
　　注 释
　　[1] 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卷》第72页，陕西省古代帝王陵墓图，西安地图出版社，1998年。
　　[2] 孙华：《周代前期的周人墓地》，《远望集》，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
　　[3] 刘卫鹏、岳起：《咸阳塬上“秦陵”的发现与确认》，《文物》2008年第4期。
　　[4] a.同[3]；b.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咸阳“周王陵”考古调查、勘探简报》，《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1期。
　　[5] a.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潼县文管会：《秦东陵第一号陵园勘察记》，《考古与文物》1987年4期。b.《秦东陵第二号陵园调查钻探简报》，《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4期。
　　[6] 张天恩、丁岩、侯宁彬：《陕西长安发现战国秦陵园遗址》，《中国文物报》2006年1月25日，第一版。
　　[7] 段清波：《关于神禾塬大墓墓主及相关问题的讨论》，《考古与文物》2009年第4期。
　　[8] 丁岩：《神禾塬战国秦陵园主人试探》，《考古与文物》2009年第4期。
　　[9] 同注[4]、[5]。
　　[10] 岳起：《西汉帝陵诸问题的探讨》，《秦汉研究》第四辑，陕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
　　[11] 同注[3]。
　　[12] 河北省文物管理所：《河北平山县战国时期中山国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1期。
　　[13]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天水市北道区文化馆：《甘肃天水放马滩战国秦汉墓群的发掘》，《文物》1989年第2期。
　　[14] 韩伟：《揭开神禾塬大墓主人之谜》，《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14辑，三秦出版社，2007年。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013/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西安：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