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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区新秧歌运动

　　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延安的文艺工作者首先响应这个号召，纷纷深入农村，体验生活，学习和改造各种民间艺术，秧歌首先就引起了他们的兴趣和关注。他们对旧的秧歌形式加以改造，“旧瓶装新酒”，注入新的思想内容，并吸收融汇了其他民间艺术成分，创造出了新秧歌这一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在这方面，“鲁艺”可谓领先了一步。
　　此前，“鲁艺”的舞台上，上演的基本是从外国引进的戏剧歌舞或是反映边区外大城市生活的作品，这些离边区百姓的生活与情趣实在是太遥远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后，鲁艺进行了整风，改变了往日“关门提高，脱离实际”的作法，深入到群众中间，很快编排出新秧歌剧《兄妹开荒》。1943年，春节临近，在鲁艺的大院里，锣鼓齐鸣，新秧歌剧正在彩排，闻讯而至的人把大院挤了个严严实实。当秧歌舞一跳起来，周围的人也随之兴奋起来，均有一种跃跃欲试的欲望。从前，人们见到的是这些鲁艺学员身着整齐的演出服，列队在舞台上严肃地唱混声合唱。而现在，他们化妆成工、农、兵，一个个红光满面，喜气盈盈地跳着、唱着。曲子是熟悉的民歌旧调，词却是振奋人心的新词。一下子，人们的心就被这种新秧歌抓住了，发现它竟是那样动听，那样地激动人心!
　　鲁艺的师生信心大增，很快地把传统秧歌的一整套形式都学了过来。但是，最初的新秧歌还夹杂着不少旧的东西，如由男子扮成老婆子的滑稽角色，脸上画白，耳朵上挂着辣椒，手里拿根棒槌等。鲁艺校长周扬看后，提出了两条意见：第一，“丑化劳动人民的形象”必须抛弃，应把劳动人民扮成健壮英俊的形象。第二，大秧歌队的引头人由伞头换成手拿铁锤、镰刀的工、农。从此以后，秧歌队的阵容崭新，原来的“推小车”、“跑旱船”、“打花鼓”、“赶毛驴”、“小场子”等，都注入了新的内容，用来歌唱新人新事。
　　在1943年元旦到春节的秧歌活动中，鲁艺的一批新秧歌舞剧如《拥军花鼓》、《七枝花》、《运盐》、《旱船》、《兄妹开荒》等走上了延安街头，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等中央领导观看了演出，边看边叫好。毛泽东高兴地说：“像个为工农兵服务的样子。”朱德点头说：“不错，今年的节目和往年大不同了!革命的文艺创作，就是要密切结合政治运动和生产斗争啊!”作家艾青看了《兄妹开荒》后，撰文说：“成千上万的观众狂热地欢迎它们，我是深深地感动了。”随后，他主动要求担任了中央党校秧歌队的副队长。中央党校秧歌队排演的第一出秧歌剧，是周而复、苏一平编写的《牛永贵挂彩》，也是一炮打响，影响甚大，以至诗人徐迟在重庆得知消息后，托周恩来捎信给艾青，要求参加秧歌队，并深情地说：“我干不了什么，到你那儿打锣吧!”
　　边区群众对新秧歌有着超乎寻常的热情。鲁艺秧歌队一下乡演出，走到哪里都是人山人海，群众兴奋地奔走相告：“鲁艺家的秧歌队来了!”男女老少往往怀揣干粮，从几十里以外赶来观看；有不少人看了一遍又一遍，还觉不过瘾，还要跟在秧歌队后面，到下一个演出地点再去一饱眼福。群众之所以如此狂热地喜爱新秧歌，固然有传统习俗的影响，但更主要的是由于新秧歌反映的都是他们身边或与他们切身利害相关的事情，许多人从剧中常常能找到自己的影子，这使得他们倍感亲切，兴趣大增。如秧歌剧《钟万财起家》，原来就取材于真人真事。从预排到后来公演，真的钟万财几乎场场必到，还常常挤到前排观看，令周围群众十分羡慕，当演到钟万财从二流子转变为勤俭持家的劳动者时，观众中就骚动了起来，不少人的目光就盯在了身边的二流子身上，有人就指指点点地说：“看看人家，你怎么办?”在这里，新秧歌不只是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而且起了巨大的宣传教育作用。用秧歌剧这种生动具体的形式，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新人新事新风尚，寓教育于娱乐之中，群众既乐于接受也易于接受。
　　新秧歌在延安诞生后，迅速风行了整个边区，形成一股声势浩大的秧歌运动。昔日被认为是难登大雅之堂的秧歌，经过文艺工作者的革新创造，竟焕发出了勃勃生机，成为边区文艺界和老百姓最钟爱的奇花异草了。在文艺工作者的带动下，边区的群众秧歌队也纷纷效法，进行改革。秧歌被赋予了新的思想与感情，题材则十分广泛，从生产劳动、减租减息到自卫防奸、敌后斗争等包罗万象，而其中尤以反映生产劳动和拥军优抗的内容为最多。在艺术形式上，也由简而繁，吸收融会了轻歌剧、音乐喜剧、平剧、话剧、民间小调等艺术品种的一些成分，成为一种融戏曲、音乐、舞蹈于一身的新型综合艺术形式。
　　新秧歌运动兴起后，很快产生了一大批著名的秧歌剧，如丁毅的《刘二起家》、陆石执笔的《动员起来》、周戈的《一朵红花》、马可的《夫妻识字》、王大化、李波、路由合写的《兄妹开荒》等，各具特色，争芳斗艳。几年内，仅见报的秧歌剧目就达400多种。相应地，秧歌队日益增长。1943年延安就有32个秧歌队，差不多每个机关都有一个。1944年春节，延安的新秧歌运动达到了高潮，仅27个业余秧歌队就表演了150多个剧目。同年7月，全边区已有600个民间秧歌队，每队大者二三百人，小者也有二三十人。据丁玲的估计，边区军民会扭秧歌者占总人口数的1/12，平均每1500人当中就有一个秧歌队。1945年春节，延安秧歌队给毛泽东拜年，毛泽东十分高兴地说：“我们这里是一个大秧歌，边区150万人民也是闹着这个大秧歌，敌后解放区的9000万人民都在闹着打日本的大秧歌。我们要闹得将日本鬼子打出去，要叫全中国的四万万五千万人民都来闹。”
　　确实，在陕甘宁边区新秧歌运动的推动下，各抗日民主根据地都迅速展开了新秧歌运动，而且还波及到了国统区大后方。譬如在重庆，郭沫若看了《兄妹开荒》、《一朵红花》、《牛永贵挂彩》之后，曾兴奋地说：“秧歌舞到重庆，就是随着周恩来飞来的。”他并挥毫赋诗：“光明今夕天宫府，听罢秧歌醉拍栏。”
　　边区新秧歌运动的发展，代表了解放区抗战新文艺发展的方向，是边区文艺生活中的一朵奇葩。它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教育群众、鼓舞群众和推动移风易俗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同时，新秧歌运动的兴起，也是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工作者面向大众、深入生活的结晶。它又带动了各种民间艺术活动如诗歌、快板、说书、自乐班以及窗花剪纸等活动的兴起，使古老的民间艺术踩着时代的节拍蓬勃地发展了起来。
　　

陕甘宁边区政府史话/刘东社，刘金娥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