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中边区民众的支前

　　一动员参军
　　当国民党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时，边区政府正在根据边区第三届参议会通过的《陕甘宁边区复员方案》进行复员工作。当时，边区政府系统和地方部队，共有脱产干部和人员35000余人，计划复员16000余人，其中边区各地的地方部队和各分区、县的警卫队有20000余人，计划复员6600余人；政府系统15000余人，复员5000余人。到1946年10月，正式复员了5600余人，占原该复员的35％。在国民党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以后，战火很快地也烧到了边区。边区内外的和平环境遭到破坏，边区处于严重的战争威胁之下，复员工作被迫停止。“复员”又变成了“动员”。
　　为了增强自卫力量，充实地方部队，边区政府于1946年9月19日发出指示，“为了充实边区的地方部队的力量，特决定补充战士6200人。计绥德分区2000人，延安直属分区1500人，陇东分区1500人，三边分区1200人(关中分区数目自定，不计在内)”。这次动员，主要是对复员在乡和应该归队的战士，除老弱残废外，一律动员上队。同时，在各地基干自卫军和民兵中抽组地方部队，并要求在11月以前完成任务。这次动员任务很快就完成了。
　　在边区进入全面战争状态以后，1947年5月27日，边区政府发出了《参军动员令》。动员令指出，“为了彻底消灭胡宗南，恢复延安和一切失地，并进而解放大西北，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立即扩大西北人民解放军的力量。为此本府决定：自今年6月至9月底四个月中，全边区动员26000人参军。”动员令认为，“在这样紧要的关头，参军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光荣任务，是我们为被难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们报仇雪恨的最好机会，也是保卫自己家庭、生命、牛羊、土地的首要办法。”动员令最后号召“全边区的人民，无论男女老幼，都要高度发挥英雄气概，鼓起参军拥军的热情，将咱们边区最优秀、最坚强的青年、壮年(一般的以年龄17岁至30岁，身体强壮者为标准，干部参军年龄不限)动员到游击队中去，到地方兵团中去，到野战兵团中去”①。
　　在边区政府的动员令发出以后，边区出现了一个参军热潮。在参军运动中，父子参军，兄弟争先，母亲送儿，妻子送郎等的生动事例，不胜枚举。干部带头，如安塞、志丹等县的县长参军；劳动模范参军，如吴满有、刘玉厚、杨步浩等边区的劳动英雄也参加了部队，对边区群众的参军起了极大的鼓舞作用。这次参军运动，不但有大量的青壮年参加了主力部队，而且使地方武装游击队发展到三倍以上。据统计，至延安光复(1948年4月)以前，有19016名青壮年参加了主力军和地方兵团；有16058名地方兵团的战士转到了主力野战军；另有10000余人参加了地方武装游击队，使主力军和地方武装得到了重大的发展。
　　1948年，边区政府又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参军动员。动员的结果，有成百上千的青壮年参加了主力军和地方兵团，和大批的地方部队编为正规军，组成两个纵队、六个步兵旅、一个骑兵旅和两个步兵团。另有一批离队战士归队。
　　在此期间，边区政府坚持进行拥军优属工作，每逢春节开展大规模的拥军运动，以增进民众与军队之间的关系。
　　二开展支前
　　除了动员参军，边区各级政府最经常最大量的是开展支前活动，包括提供军队的粮草、运输军用物资、抬担架、看护伤员，以及传送情报等。
　　(一)供应军粮和草料。常言道：军无粮自散，马无草难行。兵马未发，粮草先行。支前当中头等任务是供应粮草。西北野战军和边区的地方部队，由开始时的3万余人，1948年增加到10万人。粮草全由边区各级政府提供。边区人民在1946年缴纳了16.3万石(每石300斤)公粮，1100万斤公草。1947年在全面战争的条件下，农业生产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但边区人民提供了24.6万石公粮，以及公草(未统计)。1948年又提供了32.2万石公粮和3223万斤公草(本年度包括黄龙新区的公粮公草数)。这还不包括军队每到一地，群众自发提供给军队的粮草。由于边区经过大生产运动，基本上实现了“丰衣足食”，家家户户都有余粮，所以，战争刚开始，军队走到那里，当地的政府和人民，就能保证军队的用粮。随着战争时间的延长和破坏的越来越严重，军用粮草就越来越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边区的群众，宁肯自己吃糠咽菜，也要想方设法为军队提供粮草。例如，1947年10月，绥德、米脂、清涧一带，刚刚为解放军收复，生产遭到极大的破坏，群众不顾自己的用粮，把刚割下的谷子、高梁，不分昼夜地打场，赶碾，送给军队。延川永胜区广大川群众的粮食，被国民党军队抢光，解放军一到，群众打下尚未完成熟的高梁、玉米，在炕上烤干、碾好，送给解放军。至于群众三斗五升的慰劳解放军更是无法统计。
　　(二)抬担架、搞运输、修筑工事等的战勤工作。军队在前方打仗，有许多战勤工作，有赖于群众的支援。在战争期间，边区各级政府动员了大量的人力、畜力，从事抬担架、搞运输、修工事等，支援前线。仅1947年3月至1948年1月的统计：随军担架6633付，临时担架15582付，随军运输牲口5440头。截止1949年2月的不完全统计：参战民工达3500余万个，畜工1230万个，大车工(每一车工，含一车、二人、三畜)50万个。到1949年7月的二年五个月中，仅老区动员了担架66888付，牲口2483841头次，民工3313921人次，合计人工28542461个，畜工12511796个。在老区，除尚被敌占领及参军的人数以外，能动员的男劳力仅有209469人，能动员的畜力仅有114939头，依上述能动员的人畜工数为基数，则边区老区的每个男劳力平均服勤195.9天，每个畜力平均服勤111.7天。这是大体的平均，事实上由于战争急需任务紧迫，多数进行就地动员，尚不计在内。至于战场附近地区的动员就更多。老区延安牡丹区五乡仅1948年一年，每个男劳力平均服勤92.8天，每个畜力平均服勤78.2天，甚至还有每个男劳力全年服勤四个月以上的，战勤负担实在太重了。
　　在战勤工作中，边区的群众不仅能够承受沉重的负担，而且表现出异常的勇敢勤劳，团结互相，热爱解放军，爱护伤病员，涌现了一批支前的英雄模范。新宁县二区的胡兴周、米脂县桃镇区17岁的青年刘启仁等，都是在火线上抢救伤员的英雄模范。子洲县马蹄沟区刘福昌领导的担架队，参加蟠龙战役的志丹担架队，则是英雄模范的集体。他们不仅是最好的担架队，而且人人参加对伤员的护理，尽了最好的“护士”之责。
　　(三)做军鞋。由于人民解放军采取“蘑菇”战术，需要兜圈子，走路多，又没有交通工具，只能靠两条腿前进，有时一双鞋只能穿几天，10多万的正规军和几万人的地方兵团，需要大量的军鞋。一双军鞋，同时还包含着边区人民，尤其是妇女的一片心意。因此，做军鞋也是支前的一项重要活动。军鞋都是边区的妇女用手工一针一线的制作，一双双军鞋凝聚着边区妇女的劳动和热爱人民子弟兵的情意，串连着边区人民与子弟兵的心，更显得军民一家亲。仅1947年一年边区妇女为部队做军鞋58.4万双，其中23.4万双边区政府以棉花半斤或小布(幅宽1.8尺)4尺作为报偿，18万双以棉花一斤或小布8尺作为报偿，10万双则纯属义务奉献的。1948年，边区妇女做军鞋120万双。这是边区妇女支援前线的重大贡献。
　　(四)带路送信，传递情报。打仗需要信息，但当时没有现代化的通讯联络工具，连有线电话也很少，更谈不上无线通讯设备，因此，给部队带路送信，传递各种情报，也成了战勤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边区的群众是人民军队的耳目和保护者。解放军每到一地，受到群众的欢迎和爱戴，为人民军队带路送信，探听敌情，传递情报，使人民军队在边区“处处明亮”；对敌人封锁消息，使敌军感到“到处黑暗”。从1947年3月至1948年1月，边区群众为人民军队当向导的就有11720人次。对敌人封锁消息的结果，使敌军无法知道人民军队行动的去向。在攻打蟠龙前，当我三五九旅诱敌北上绥德时，敌董钊、刘戡率九个半旅列成纵横几十里的方阵，从我人民军队主力隐蔽结集的地区通过时，也没有发现西北野战军的指挥机关就驻在一个叫新庄的小山村。正因为有人民作为耳目，人民军队对敌军的行动始终了如指撑，而敌人对人民军队的行动，则一无所知。
　　(五)看护伤员。在战争期间，边区有七个后方医院，条件极差，没有专门病房，许多伤病员只好分散安排在群众的家中，一批一批地把伤病员转移到群众家里，治伤养病。陇东华池的后方医院，一次就把1000多名伤病员，分别疏散到白马区八个乡的800户群众家中。边区群众把子弟兵的伤病员当作自己的亲人一样，加以爱护和保养，许多解放军战士在群众家里，治好伤，养好病，重返前线杀敌。看护伤病员也成了边区群众支援前线的一大贡献。
　　边区人民在支前工作中为人民解放事业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表现了高度的革命精神。正如西北野战军彭德怀司令员说的，“边区的劳动人民，是我看到的政治上最觉悟最有认识的人民。”
　　三领导游击战争
　　在国民党军队发动对边区的进攻时，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边区政府决定，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和政府机关的公务员，必须就地坚持各种形式的斗争，做到县级的不离本县，区级的不离本区，乡级的不离本乡。全面战争开始时，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就是其中的重要斗争形式。据此，各县先后组织了规模不同的游击队，或武工队，在本县及附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这些游击队的成员有党政机关的干部、企业的工人、学校的教员和学生，以及民兵中的积极分子。游击队由当地党政领导干部担任队长和政委。如延安游击队成立于1947年3月撤离延安之前，由延安市党政机关的干部和公安人员为骨干，吸收部分区、乡干部，学校的教员、学生等青年知识分子，以及基干自卫军(即民兵)参加。延安市副市长姚安吉任政委、康世昌任队长。各县游击队在成立初期，一般人员不多，枪枝也少，多数还带有保卫党政机关的性质。随着斗争的不断深入，队伍也随之逐步扩大，装备也有改善，并且开始独立作战。如甘泉武工队成立时，才15人，不几天就发展为44人。不久，进行了一次夜袭敌保公所的战斗，缴获机枪2挺，步枪31支，子弹13000余发，不仅改善了装备，而且队伍也进一步扩大。
　　在全面战争期间，全边区的游击队约有2万多人。这支游击队的战士，都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熟悉地理环境，同群众有血肉的联系，战斗力强。他们经常阻断敌人的交通，伏击敌人的车辆，攻打敌人的小据点，缉拿敌特分子，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同时，袭扰敌人，搞得他们昼夜不得安宁。延安游击队在13个月中，就作战128次，歼敌731名，缴获各种武器590件，击毁汽车两辆，破坏电线20多公里，还拔除了敌长官部设在枣园的一特务据点。南泥湾恳区游击队，在敌人侵占该区一个多月内，就在延(安)宜(川)公路上七战七捷，毙、俘敌270名，缴获枪枝甚多，面粉991袋。延川游击队在1947年4月至6月的三个月中，捕捉敌侦探和逃兵520名，逮捕敌保长18人，摧毁了敌人刚刚搞起来的保甲统治。绥德游击队在榆林战役期间，断绝敌交通，迫使敌人的增援部延缓十一二个小时，为主力部队的作战争取了时间。甘泉武工队在1948年2月，仅用发传单，吓跑了敌保警及政府人员，创造了保卫延安保卫边区的一个“奇迹”。
　　在阻击敌人的同时，还为人民军队开道。宜川瓦子街战役前，下了一场大雪，妨碍我军的行动，游击队带领群众，分九路，奋战一昼夜，扫出了通向劳山、宜川、瓦子街的九条大道，为部队的行动提供了方便。
　　在激烈的斗争中，游击队里涌现了许多英雄模范和先进集体。石秀山领导的合水县五区游击队、王瑞臣领导的南泥湾临镇游击队、高善祥领导的延安柳林丰富游击队、田启元领导的延(安)塞(安塞)游击队和孙立生领导的游击队等，都是边区的英雄集体，曾受到边区政府的嘉奖。他们的英雄事迹在边区群众中广为传颂。
　　除了地方游击队以外，边区的民兵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地方武装力量。民兵在抗日战争时期为自卫军。抗战胜利后，改称民兵。在全面战争以前，边区约有15万普通民兵，3万基干民兵。在全面战争开始以后，一部分民兵参加了主力部队，或地方游击队，大部分民兵则配合当地的游击队在本地区参加斗争。为了加强民兵的建设，在全面战争爆发以后，边区政府对民兵进行了整顿，进行了军事训练，要求人人掌握投弹、射击、埋地雷三大技术。民兵实行劳武结合，它的主要任务是保卫生产，站岗放哨，侦察敌情。遇到敌人来时，以各种方式牵制或阻击敌人，减缓敌人行进速度，掩护群众转移。在作战时，为人民军队带路，传递消息，从事各种战勤工作，支援主力部队和游击队作战。
　　在战争期间，边区涌现了许多民兵英雄。边区政府多次嘉奖英雄集民兵体和个人。被誉为“常胜英雄”的民兵徐柄林，在一个多月的时间，毙伤敌人19名，缴获枪枝5支。他领导的七八名民兵，曾伏击过200多名敌军，以三发子弹将敌军营长击毙。又在一次伏击抢粮的敌人时，击毙敌人2名，缴枪2支，并捉住敌特2名，受到边区政府的多次嘉奖。
　　据《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司令部第二号公报》称：陕甘宁边区地方游击队和民兵在1947年3月至1948年3月15日的一年中，共消灭国民党军队17000余名，取得了辉煌的战绩，为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①《陕甘宁边区政府参军动员令》，《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3辑，第242页。
　　

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史/宋金寿，李忠全主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