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胜严重困难，争取胜利

李鸿义

　　一、延安整风运动是抗日战争形势发展与加强党的建设的需要
　　战胜严重困难，争取胜利
　　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进攻的方向，由国民党战场转向解放区战场，打击的重点由国民党转向共产党。因此在抗日战争进入第二年后，解放区战场即成为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场。1938年敌后解放区战场抗击日军40万，占全部在华日军68万(不包括在华的关东军，下同)的58%；1939年抗击日军54万，占全部侵华日军86万的62%；1940年抗击日军47万，占全部侵华日军86万的54%。⑧由于敌军对根据地的“扫荡”，加之国共关系的恶化与敌后摩擦的加剧，国民党政府于1940年冬停发八路军、新四军的薪饷，抗日根据地处境渐趋困难，终于在1941年至1942年出现了最困难的时期。
　　1941年1月16日，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制订了《对华长期作战指导纲要》。其基本精神是竭尽一切手段，发挥综合作战能力，以维持占领区的“治安”。据此，日本中国派遣军确定把华北作为“彻底治安肃正”的重点。同年2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在其发布的命令中宣称：“必须在四个月内彻底消灭华北的共产党和八路军。”同时决定从驻守武汉地区的第十一军中抽调一个师团；从驻守上海的第十三军中抽调一个师团以加强华北方面军。7月，日华北方面军提出《肃正建设三年计划》，把整个华北划分为“治安区”(敌占区)、“准治安区”(游击区)和“非治安区”(抗日根据地)，分别采取不同的对策。在敌占区加强其统治力量，以保甲制度、警察及特务组织加强控制，镇压抗日运动，并加紧对经济资源的掠夺。在游击区，采取“蚕食”手段使其变为“治安区”。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则以军事“扫荡”为主，实行毁灭性的打击政策。从1941年3月到1942年4月，日本侵华军队在华北连续进行了5次大规模的“治安强化运动”。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一次使用兵力在千人以上至万人的达132次之多，万人以上至7万人以上的达27次。“扫荡”的战术手段也有了变化。由过去的短促“扫荡”变为长期“扫荡”；由分散“扫荡”变为集中“扫荡”；由线式“扫荡”变为纵深“扫荡”；由分区围攻变为分区“清剿”；由长驱直入变为“铁臂合围”；由无组织的烧杀掠夺变为有组织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日军所到之处人畜不留、庐舍为墟。1941年1月，日军血洗冀东根据地丰润县潘家峪，屠杀民众1300余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潘家峪惨案。同年又对冀南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四·二六大扫荡”，对太行、太岳区的“毁灭扫荡”，北岳区的“八月大扫荡”和冀中抗日根据地的“五一大扫荡”。日军在定县北疃村施放毒气，制造了毒死抗日军民800多人的北疃惨案，使得富饶的冀中平原出现了无村不戴孝、处处闻哭声的悲惨情景。这一时期敌后战场抗击日军比例骤增，1941年为75%；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1942年，侵华日军一部分虽转入太平洋战场，但敌后战场抗击日军的比例仍占侵华日军总数的63%。与此同时，为割断抗日根据地与游击区的联系，日军在根据地周围修筑公路网、碉堡群、封锁沟墙甚至制造无人区，妄图困死根据地军民。敌军的疯狂“扫荡”和“囚笼”政策是解放区严重困难局面出现的重要原因。
　　这一时期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也加重了敌后抗战的困难。1941年1月，国民党制造了“皖南事变”，造成了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的重大损失。此后在国内外一片反对声中，国共两党关系虽有所缓和，但是国民党顽固派企图消灭共产党的决心丝毫没有改变。在思想、军事进攻的同时，加强了经济封锁。国民党动用几十万军队对根据地进行军事包围，扬言“不让一粒粮、一尺布进入边区”。加以这一时期国民党在军事上采取保存实力，消极防御，依靠国际力量等待胜利的方针，因而在政治上也迅速腐化起来，国民党军队丧失了抗战初期的战斗力，大批国民党军政要员经不住日军的打击和“招抚”相继投敌。从1941年到1943年8月，投降日本的国民党要员计有中央委员20人，高级将领58人，国民党军队50余万投敌成为伪军，占当时伪军总数80多万人的62%。⑨这些国民党军在成为伪军后，立即加入了侵华日军“扫荡”抗日根据地的行列，加强了日伪力量。1942年直接进攻解放区的伪军即由1940年的22万人增加到55万人。伪顽配合日军形成的三重夹击是解放区出现严重困难局面的又一原因。
　　这一时期华北解放区连续几年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1939年晋察冀地区阴雨连绵，河塘泛滥，加之日军毁坏河堤，酿成水灾，耕地被冲毁，村庄被淹没，人畜大量死亡，造成重大损失。1942年华北地区又空前大旱，农业严重减产，民生十分困窘。严重的自然灾害，也是解放区出现困难局面的一个原因。
　　解放区的严重困难局面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根据地缩小，人员减少。解放区的人口由1亿下降到5000万人以下，许多根据地变成了游击区；八路军、新四军由于战斗频繁，减员严重，由50万人减少至40万人。其中，八路军由原45万人减少到30多万人。军队和地方干部也遭受巨大损失。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就是在这对牺牲的。二是在物质生活方面也发生极大困难。自然灾害和日顽军的“扫荡”、封锁，使解放区的经济受到很大破坏，财政经济遇到很大困难。一些根据地的人民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出现了军民交困的局面。
　　为了克服困难、巩固解放区，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提出了克服困难的十大政策：即对敌斗争，三三制政权，减租减息，精兵简政，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统一领导；大生产运动，整顿党的作风，审查干部，时事教育。这十大政策着重解决转变对敌斗争方式、加强根据地建设、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解决解放区物质困难等四个方面的问题。其中尤以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最为重要。毛泽东强调这两个运动“曾经分别地在精神生活方面和物质生活方面起了和正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两个环子，如果不在适当的时机抓住它们，我们就无法抓住整个的革命链条，而我们的斗争也就不能继续前进。”⑩毛泽东之所以把整风作为克服当时严重困难的一项主要措施，是因为党的正确领导是克服严重困难的根本保证。要克服困难，坚持抗战，战胜敌人，最根本的条件是党的领导的坚强有力，是全党政治思想的一致和党的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也就是说路线要正确、思想要统一、步调要一致。为此，就要克服妨碍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贯彻执行的错误思想与作风。因而整顿党的作风就成为当时整个革命链条的中心环子之一，是克服严重困难局面的政治需要。
　　①《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87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08页。
　　④崔可夫：《在华使命》，第36页。
　　⑤《党史资料通讯》1987年第10期，第38页。
　　⑥《中共党史资料》第13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下同)，第22页。
　　⑦《王明评传》，第371页。
　　⑧《新华月报》1951年9月。
　　⑨《解放日报》1943年9月19日。
　　⑩《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107-1108页。
　　

延安整风运动/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