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李鸿义

　　一、延安整风的基本方针
　　正确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延安整风就是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基础上，联系实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总结经验教训，增强党性，改进作风。简言之，即“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因此，正确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整风运动的一个关键。
　　延安整风刚开始的时候，由于一部分新党员和青年知识分子存在着某些非无产阶级思想，主要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对整风无思想准备，对“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缺乏深刻的理解，个别单位出现了一些偏向。如青委办的《轻骑队》、鲁迅艺术学院办的《讽刺漫画》和中央研究院办的《矢与的》，是轰动延安的3种墙报，曾经刊登了一些反映极端民主化和绝对平均主义倾向的文章。特别是《矢与的》墙报，在发刊词中就提出“以民主之矢，射邪风之的”，主张“彻底民主”，“绝对民主”。在这种极端民主化思潮的影响下，少数人以《矢与的》作为阵地，对3月18日中央研究院整风动员大会提出尖锐的批评。中国文艺研究室研究员王实味在最初三期内接连发表了3篇文章，第一篇题为《我对罗迈同志在整风检工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说：“罗迈同志发言底内容和态度，还保留着过去党内家长制作风的残余，压制了群众反三风不正的斗争热情和积极性。”又一篇题为《零感两则》，说：“我们的眼光不应只看到本院。更应该注意到全延安的以至全党。”“我们决不能让邪气更大的得势。”要求“在这个斗争中首先检查自己的骨头，向自己发问：同志，你的骨头有毛病没有?你是不是对‘大人物’(尤其是你的‘上司’)，有话不敢说?反之，你是不是对‘小人物’很善于深文罗织?要了解，软骨病本身就是一种邪气，我们必须有至大至刚的硬骨头。”再一篇题为《答李宇超、梅洛两同志》，威胁不同意他的观点的人说：“用流言中伤人是最卑污龌龊的手段。”煽动群众把斗争矛头对准“异类”、“上司”、“大人物”、“名流大师”等。不少人也认为整顿三风是“整上不整下”、“讨论不要领导”、“批评不要组织”。《矢与的》有几期不是贴在墙上，而是贴在布上拿到延安南门外(闹市区)悬挂起来，有意制造舆论。前往参观的人川流不息。毛泽东听了王震汇报《矢与的》墙报问题后，一天晚上10点多，提着马灯，踩着延河水上的跳石，亲自去看墙报。看完后，他说，这些东西很有教育意义，是很好的反面教材。这样我们就有了思想斗争的对象，这也叫有的放矢嘛!他建议组织延安所有机关、学校、部队、工厂的人员轮流去参观，然后结合整风文件，开展广泛的讨论，彻底分清是非，辩明问题的实质，端正对整风的态度。中央研究院举行了为期半个月的“党的民主与纪律”座谈会，延安文艺界也举行了为期3天的座谈会，大家都反省到在整风运动开始时认为整风是“割大尾巴”(即领导方面的尾巴)，“整名流上司”等错误认识。毛泽东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严厉地批评了“绝对平均观念和冷嘲热讽”的作法，指出批评应该是尖锐的、严正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对于王实味的错误进行了重点批评帮助，胡乔木与其谈过两次话，写过两次信，说“毛主席也希望你改好”。中央研究院党委先后8次与王实味谈话，并委托了5个人经常帮助他。通过王实味这个典型，使党员干部提高了对整风的认识，端正了态度。《轻骑队》编委会4月23日发表《我们的自我批评》，“坦白承认过去的编辑方针是有错误的。”主要表现在没有能够坚持以照顾全局的、与人为善的、同志式的精神来进行批评，使批评往往成为片面的，甚至和被批评者完全对立。因而不但不能达到团结的目的，而且在实际上助长了离心倾向，有些还产生了涣散组织的恶果。编辑委员会并检查了产生这些错误的主要原因和提出了克服这些缺点的办法。在中央研究院召开的关于“党的民主和纪律”的座谈会上，经过大家批评帮助，王实味说：“我郑重地严肃地撤销我前天在变态心理下对党委提出的要求……是我所尊敬的几个朋友的‘爱’感动了我。”会议指出：希望没有勇气进行自我批评的同志，勇敢地自我批评。并希望同志们对于担负领导责任的同志，尤其是他们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的改造，多多批评。范文澜总结会议的经验教训后，指出今后大家应注意的几点：下决心彻底反对自由主义，严守纪律，严禁“小广播”，提高政治警惕性，更好地去读文件，要切实地反省自己。
　　整风运动是一种自觉的思想改造运动，思想改造的基本方法，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毛泽东号召全党在整风中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在中央党校，彭真等人反复传达了党中央指示，指出整顿三风就是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学习马克思主义改进思想作风。当时在中央党校二部学员中(七大代表以外的县、团级干部，主任是张鼎丞)，一度流传着一种说法：“思想上有毛病，政治上无问题。”以为大家思想上都有些毛病，彼此之间差不多，就不必认真检查改正了。也有少数学员怕丑怕痛，不敢公开进行自我批评。二部领导发现这种情况，及时用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关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论述教育大家：敢于公开承认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根本标志之一。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每个共产党员改造思想、改进作风必须掌握的武器。要自觉地“脱裤子，割尾巴”，不怕丑，不怕痛。二部副主任安子文带头进行检查，向学员介绍自己的经历和工作中的失误，检查思想作风上的缺点，并结合学习革命导师的有关著作，写出读书笔记，送请毛泽东审阅。这一严于律己的行动，在党校二部起了表率作用。接着各支部领导学员们也对照文件检查自己的思想作风，并虚心征求别人意见，找出改造思想作风的症结所在。学员刘火深有体会地说：“知人不易，知己更难。如果不能深刻地反省自己，就不能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与此同时，同志之间互相开展批评，和风细雨，与人为善，耐心说服，以理服人。大家以诚相见，形成谈心的热潮。有的相互交换看法，有的把自己检查的内容写成思想小结，在小组里传阅，征求意见，再作修改。有些支部和小组，还针对学员思想作风上存在的毛病，组织集体帮助。例如十七支部有位学员，过去在对待鲁迅的问题上犯过严重的错误，到中央党校后还保留自己的看法，对党支部领导也有些意见。经过摆事实，讲道理，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终于使他转变了思想认识。第十二支部也对一位自诩为“八君子”的学员进行了批评，帮助他纠正了以为自己聪明能干而看不起别人的毛病。中央党校在整风中，基层是由支部领导的，一部(由地委、旅级以上干部及少数地委以下的七大代表组成，主任先后有黄火青、古大存担任)许多领导干部，如罗瑞卿、薄一波、陈赓、陈锡联、王从吾、宋时轮、陈奇涵、阎红彦、张平化、钱瑛、贺晋年、向仲华、舒同、余光汉等都任过支部书记或委员，他们和学员共同学习，互教互学，相互谈心，互相讨论，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并善于从众多的意见中，把正确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集体讨论，加以提高，再拿到下面去，引导支部讨论健康地发展。在整风中全党逐渐形成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和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作风，形成了在高度民主基础上，统一思想、团结一致的风气。
　　曾经犯过“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的李立三，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谈到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时深有感触地说：“我从自己所犯错误的教训中深深体会到我们党的这个方针的正确和伟大”。他回忆过去说：“我是第二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立三路线错误的负责人，并且是第一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积极参加者。党的六次大会明确批判了第一次‘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指出了盲动主义、军事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是党内最主要的危险。为什么我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不久又重犯这些错误，并把它发展到更加严重的地步呢?这里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当时虽然口头上承认了盲动主义错误，但是没有进行任何思想清算，只是否定了一些显而易见的错误表现，并没有而且也不懂得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错误的本质和思想根源，因而在我身上根深蒂固地存在的那种小资产阶级劣根性和由此而来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没有丝毫的改变。这种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遇到了更厉害的革命的狂热病。同时那种不是实事求是而是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思想也就更加猖狂起来了。”⑤他对党的七大仍然选举他为中央委员十分感激。重读党中央有关重要文件和毛泽东的一些重要著作，从思想深处认识到“犯错误的根本毛病是主观主义”。“深深体会到我们党在纠正党内错误问题上所采用的从施手术到病后的适当护理这一套‘治病救人’的办法，使我们党既不断克服各种大大小小的错误，又能及时挽救犯错误的同志；既能不断克服内部矛盾，又能不损害党的团结，并且更加增强党的团结。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党的建设问题上一个重大的发展。”⑥
　　曾经犯“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秦邦宪，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深刻检讨了他“根深蒂固的教条主义”、“浓厚的宗派主义”和“恶劣的个人主义”以后说：“我的责任是创造、发展、贯彻了这条路线，使党受了很大损失，在政治上在组织上应该全部负责，自己感到罪孽深重，毕生难偿痛苦和损失的不可挽救，特别是许多同志牺牲了，受打击。读毛主席的‘治病救人’的政策很难过，今后只有脱胎换骨，脱小资产阶级的胎，换教条主义之骨，以重新作人。”他后来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总结整风的基本方针时指出：“要克服‘左’倾思想或右倾思想，既不能草草从事，也不能操切从事，而必须进行马列主义教育，提高全党对于无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鉴别能力，并在党内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的工作，具体的分析错误的内容及其危害，说明错误历史的和思想的根源及其改正的办法。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克服党内错误的应有态度。”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7页。
　　②《列宁全集》第12卷，第161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33页。
　　④同上书，第938页。
　　⑤《人民日报》1956年9月25日。
　　⑥同上。
　　

延安整风运动/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