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局高干会议解决的主要问题

李鸿义

　　二、中共西北中央局高级干部会议
　　西北局高干会议解决的主要问题
　　第一，正确地总结了陕甘宁边区党的历史经验，解决了长期以来对边区党历史问题的争论。
　　会议经过讨论，肯定了以刘志丹、谢子长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从陕甘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发动革命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路线是正确的。清算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给边区党和革命事业造成的危害。特别是1935年9、10月间，党内搞错误的肃反，把陕甘根据地的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刘景范、张秀山等领导干部抓起来，造成了西北根据地的危机。幸亏中共中央经过长征于1935年底来到陕北，停止了错误的肃反，释放了被捕的全部人员，才使西北根据地转危为安。
　　从10月下旬到11月中旬，会议着重检讨了边区党在历史上的路线争论与历史经验教训问题，习仲勋、刘景范、张秀山等人都在会上讲了话，以种种确证来证明“左”倾路线怎样危害革命工作，危害了党的团结和党群关系。最后由高岗作了《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的结论。任弼时在大会上作了《关于几个问题的意见》的演说，总结了关于历史问题的讨论。
　　11月21、22两日，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关于斯大林论党的布尔塞维克化的讲演，对边区党的历史问题作了结论，指出同错误路线作斗争的必要，同时指出了边区党内当前存在的偏向，特别是闹独立性和自由主义的偏向，说明这些偏向虽不是路线问题，也是必须解决的原则问题。毛泽东的讲演，为会议解决边区党的统一领导问题指明了方向，结束了边区党的历史问题的争论。
　　第二，检讨了抗战以来边区党内存在的主要偏向，为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奠定了基础。
　　会议从11月下旬到12月下旬，检讨了现实工作中存在的偏向问题。主要是解决思想上的主观主义残余，政策上的胡涂观念和组织上的闹独立性、自由主义、军阀主义等。与会者以饱满的热情讨论几乎整整1个月，从县团级干部起，到边区许多高级干部止，都做了很深刻的自我批评。这种自我批评的结果是使边区党不仅有了思想上的统一，并且有了政策上和组织上的统一。
　　在当时相对和平环境下的边区党政军民的中心任务，是搞好经济。为此，需要实行精兵简政，减少开支，厉行节约。在这些方面，军队和政府都做出了很好的成绩。但也有一部人有不正确的认识，如认为军队用不着承担建设责任，减轻人民负担不必用加强生产的政策，或者以为边区是后方，应该“百废俱举”，一切“正规化”，样样作模范，用不着精兵简政，等等。在组织方面，边区某些下级组织对上级组织的指示不够尊重，甚至不贯彻，不执行；军队中某些干部欺上瞒下；政府的某些部门自成系统，各自为政；民众团体的某些领导部门，也自成系统，脱离下级组织和基层群众。等等。为了解决上述问题，高岗作了关于统一党的领导问题的报告，林伯渠作了关于整顿政府问题的报告，贺龙作了整顿军队问题的报告，陈正人作了关于整党整顿民众团体的报告。与会者结合这些报告和毛泽东关于论党的布尔塞维克化的报告，进行了充分、热烈、认真的讨论，展开了尖锐而深刻的自我批评，纠正了过去某些党员干部把党和政、军及民众团体平列的观点，明确了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一切组织的最高形式的原则。为了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会议一致决定边区一级党、政、军、民的工作，都归中共西北中央局统一领导，分区一级党、政、军、民的工作，都归党的地方委员会统一领导。边区党的统一领导问题得到解决，使边区党在思想上、路线上、政策上和组织上得到统一，形成了在中共中央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巩固的团结。
　　第三，明确了发展生产是边区党的基本任务。
　　对于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问题，从1938年以来，毛泽东和党中央就加以密切的注意。后来朱德回延安，也竭力提倡生产。5年之间，已经有了很大的成绩和很好的经验。根据1941年的统计，边区的农民已经开荒230余万亩，种棉花9.4万余亩。其他如畜牧、纺织、运盐和合作社事业也都有了发展。人民政府已经建立了纺织、被服、造纸、印刷、化学、工具、石炭等自给工业的基础。军队生产已经自给了经费的60-8O%，机关学校生产已经自给了经常经费的57-90%，这三部分公营经济总起来已经占整个财政供给的五分之三。但是，对于这个发展过程，多数人还是不完全自觉的，他们还没有深刻了解到经济建没工作是边区相对和平环境下唯一的中心工作。为了明确边区的中心任务，确定边区的建设方针，毛泽东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研究，搜集和整理了大量历史和现实材料，于1942年12月，写了长达10万字的题为《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在12月21日由贺龙向高干会议进行了传达。
　　在这个报告里，毛泽东着重地批判了那种离开发展经济而单纯在财政收支上打主意的错误思想，和那种不注意动员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度过困难，而只注意向人民要东西的错误作风，提出了党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正确方针。他说：“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②
　　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在目前陕甘宁边区的条件下，大多数人做工作，讲革命，除了经济与教育(理论教育、政治教育、军事教育、文化教育、技术教育、业务教育、国民教育，均在内)两件工作以外，究竟还有什么工作值得称为中心工作，或所谓第一位工作的呢?究竟还有什么工作是更革命的呢?不错，其他工作是有的，而且还有许多，但是中心的或第一位的工作，就目前边区条件来说，确确实实的就是经济工作与教育工作，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这两项工作而有其意义。我们如果认真地做好了这两项工作，我们就算很好地援助了前方的战争，我们也就算得很好地协助了大后方的人民。两项工作中，教育(或学习)是不能孤立地去进行的，我们不是处在‘学也，禄在其中’的时代，我们不能饿着肚子去‘正谊明道’，我们必须弄饭吃，我们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离开经济工作而谈教育和学习，不过是多余的空话。离开经济工作而谈‘革命’，不过是革财政厅的命，革自己的命，敌人是丝毫也不会被你伤着的”。西北局高干会完全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确定边区今后的主要任务就是生产和教育两项，而在这两项中间又以生产更具有决定意义。会议对这个重要问题进行了十几天热烈的讨论，虽然中间夹着新年，大家还是不愿休息。毛泽东的报告使全党对这个重大问题有了一致的和自觉的认识。
　　毛泽东在报告中还指出：为要完全解决经济财政问题，必须厉行精兵简政，纠正过去不愿彻底精简的态度，大量地减少消费人员而增加生产人员，这样就可以使大家生活得好，而重要的工作并不会受到损失，工作效能还会增高。毛泽东的报告对与会者是有力的启示和鼓励，原来有人认为没有味道的问题变为引人入胜了。参加会议的党外人士、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对这样的财政经济政策完全满意。他说：“我看了毛主席写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我是非常满意的。这个文件全是从实际出来的，没有一句空话，所有他提出的东西，某些能做到的，某些不能做的，他都调查得清清楚楚，我也不能另外加什么话了”。李鼎铭对于屯田政策、移民政策、运盐政策、减租减息政策表示热烈拥护。关于减租减息的问题，他更着重提出：“在今天的抗战环境下，要叫农民有很大的兴趣种地生产，必须要他有利，所以我们一定要进行减租减息运动。所有实行我们的号召减租减息的，我们就一定交租交息，如果不实行减租减息，那我们也不保证交租交息。”朱德是生产运动最热心的倡导者和著名的南泥湾政策的创造者，他向大会特别指明了军队重视农业生产的必要，非常生动地告诉大家开辟南泥湾的经验和来年的计划。他说：“在边区这样的条件下搞生产，不但为我们自己解决了改善生活减轻人民负担的问题，也是全国的问题。将来全国的军队，都可以效法我们的样子。”
　　在毛泽东的这个报告指引下，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生产运动，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不但使根据地军民胜利地度过了抗日战争的最困难时期，而且给中国共产党在后来对于经济建设工作的领导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①《关于陕甘宁边区党的高干会经过及其经验的总结》，1943年5月。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91页。
　　

延安整风运动/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