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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一）
华北事变后的国内政局和陕甘根据地的革命斗争
红军长征途中，毛泽东从获得的敌人报纸上了解到陕北有刘志丹和徐海东的红军和陕甘根据地后，提出中央红军到陕北更为合适有利。中央政治局经过讨论，决定改变原来准备在川陕甘开辟根据地的计划，前往陕北。
陕甘根据地是谢子长、刘志丹等在土地革命时期领导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经过多年战斗创建起来的红色根据地。1934年夏，这两支部队先后进行了两次反“围剿”，巩固和发展了根据地。1935年9月，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与由陕南转战到陕北的红二十五军会合，组成红十五军团，在陕甘根据地进行了第三次反“围剿”，并取得重大胜利。但随后不久，“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在陕甘根据地实行错误的肃反，逮捕刘志丹等领导干部，造成陕甘根据地的严重危机。中共中央到达陕甘根据地后，立即把被捕的刘志丹、高岗等释放出来，及时纠正了错误肃反，从而使陕甘根据地转危为安。在此基础上，扩大、巩固和建立了陕甘宁根据地。陕甘宁根据地既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的落脚点，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伟大抗日战争的出发点。
当中共中央和红军还在长征途中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华北事变，使民族危机日益加重，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又高涨起来，冲击着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国民党内部亲英美派与亲日派的矛盾也随之进一步激化。
华北事变是1935年日本侵略华北一系列挑衅事件的总称。华北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区之一，当时包括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五省和北平、天津两市。1933年5月《塘沽协定》签订后，国民党南京政府主持北平分会的何应钦，对日交涉所持的原则是妥协退让。1934年4月17日，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部长天羽英二发表声明，拒绝国际社会对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的谴责，公开宣布中国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反对世界各国对中国的援助。这就是后来被称之为的“天羽声明”，它充分暴露了日本侵占中国的新企图和称霸亚洲的狼子野心。“天羽声明”出笼的第二天，日本关东军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假借“华北人民爱国协会”名义，向日本陆军参谋部提交机密文件，提出目前最迫切的是“建立一个新的华北政权”。1935年1月4日，关东军在大连召开会议，决定要在华北扶植能够“忠实贯彻日本要求的诚实的政权”。此后，日本军队便在华北地区不断地制造事端，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步伐。
先是1935年1月关东军制造了察东事件，迫使国民党第二十九军撤出察哈尔东部。同年5月4日，上海《新生周刊》发表艾寒松《闲话皇帝》一文，泛论中外君主制度，其中提到日本天皇，说“日本天皇是一位生物学家，如果他不作傀儡皇帝，继续研究生物，还可能有很多成就”，被日本当局指责为“侮辱天皇，妨害邦交”，要求国民党政府查封《新生周刊》，惩办主编和作者。国民党政府屈服于日本的压力，立即将该刊予以封闭，并把担任主编的杜重远囚禁。
国民党政府的软弱，使日本侵略者更加肆无忌惮。1935年5月初，日军又制造了河北事件，出动坦克、装甲车、炮队包围河北省政府和天津市政府进行武装示威，关东军则集结重兵于山海关、古北口待命。河北事件发生后，日本方面多次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对华北拥有实际统治权的无理要求。6月9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向国民党华北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提交“备忘录”，并限期实行。“备忘录”内容主要有：取消河北省的国民党中央军、东北军和宪兵第三团；撤换河北省主席和北平、天津两市市长；撤销北平军分会政治训练处；禁止全国抗日活动等。何应钦与蒋介石、汪精卫商议后，于7月6日致函梅津美治郎，表示6月9日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这种由日方以“备忘录”方式提出，何应钦以“通知书”方式承诺的秘密协定，历史上称之为“何梅协定”。
就在河北事件纠缠未了之际，又发生了张北事件。1935年6月5日，4名没有护照的日本特务潜入察哈尔省张北县城绘制地图，被当地驻军扣留。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为避免事端，下令将其释放。但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却以此为借口，认为“这是对日本军人的一种侮辱”，要求宋哲元道歉，中国驻军撤出察哈尔省。6月27日，察哈尔省代理主席秦德纯根据南京政府的指示与日本折冲和谈，以换文方式与土肥原贤二达成所谓“秦土协定”，规定：取消察省的一切国民党机关；成立察东非武装区；撤退察省的二十九军；禁止反日组织及其活动，“招聘”日本人为军事和政治顾问。
“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实际上把包括北平、天津在内的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奉送给了日本。国民党政府丧权辱国政策，助长了日本并吞整个华北进而灭亡中国的侵略气焰。
为使华北五省二市脱离中国而“独立”，日本侵略者大力收买汉奸，鼓动“防共自治运动”。11月25日，日本扶植汉奸殷汝耕在河北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控制冀东22个县。国民党当局计划于12月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作为适应日本要求“华北自治”的妥协办法。这个委员会以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军长、原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宋哲元为委员长，委员中包括日本推荐的老官僚王揖唐、王克敏等人。在日本政府看来，成立这个委员会，是使华北成为第二个“满洲国”的过渡。
日本侵占华北的行动，使中国人民更加强烈地感受到民族危机的深重，对国民党政府丧权辱国行为更加感到愤慨。民族资产阶级中要求国民党政府改变对日政策的呼声日益增强。国民党内部的爱国分子，对国民党政府一贯执行不抵抗政策的不满情绪也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一些不在南京政府内掌权的地方势力和政治集团，趋向于举起抗日的旗帜来反对控制南京政府的蒋介石、汪精卫集团。
同时，华北事变也使国民党内部亲英美派和亲日派的矛盾和分化逐渐加深。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蒋介石集团主要是依靠英国、美国的势力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以汪精卫为首的一部分人则依靠日本的支持，在同蒋介石集团争夺权力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亲日的一个集团。九一八事变发生，英美对于日本独占中国东北虽不满意，但又无可奈何。它们既以为日本会止步于山海关之外，又以为可以利用日本作为反对苏联的先锋，所以对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不愿作出实质性的干涉。英美的这种态度，促成了蒋介石和汪精卫两大集团得以在南京政府内实行合作。但到了1935年的华北事变，日本愈来愈明显地要把它的势力扩张到华北以至全中国，这就触犯了英美在华北、华中、华南以至整个中国的利益，使它们的态度有所改变。英、美政府发表声明对日本推行“华北自治”表示“关切”，要求日本尊重“九国公约”①，并通过支持蒋介石政权来抑制日本的侵略野心。1935年11月，南京政府在英国支持下，宣布白银国有，实行法币政策，随后法币相继与英镑、美元发生固定联系，加强了对全国金融的统制，使日本所期望的“中日经济提携”受挫。同年12月，蒋介石接替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院长，同时将南京政府中的亲日派骨干大部分解职。
通过华北事变，日本轻而易举地控制了华北大部分地区。从关外到关内，中国人民遭受日本侵略者的残酷蹂躏，中华民族陷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
①九国公约：全称《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1932年2月6日，美、英、法、日、意、比、荷、葡和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在华盛顿会议上签订。共9条。公约宣称：“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但全文贯穿了“维护各国在中国全境之商务实业机会均等”和“中国之门户开放”的“原则”，又规定任何一国“不得因中国状况，乘机营谋特别私利”。实际是美国扩张其在华侵略势力的胜利，打破了日本企图独霸中国的阴谋，再次确定了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和宰制中国的原则。是一个粗暴侵犯中国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不平等条约。
延安与中国统一战线/中共中央统战部，陕西省委统战部，延安市委统战部编著.—北京: 华文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