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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二）
党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作用
张学良和杨虎城对于扣蒋是否通知中共中央，经过反复斟酌。1936年12月11日晚，起先拟请在十七路军总指挥部政治处任主任秘书的红军代表张文彬以中共的通讯密码告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朱德，原拟电文为：“闻此间即以实际行动，停止内战，迫其抗日，请迅速准备”①。嗣后，考虑到恐南京方面破译密电，为了绝对保密，决定扣蒋前不向中共中央发电报通知，当即烧了电报稿。因此，西安事变虽然是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下发生的，但发动事变完全是由张学良和杨虎城商量决定的，事先并没有告知中国共产党。
12月12日凌晨6时，张学良就“兵谏”致电毛泽东和周恩来：“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②。同日上午，由张学良、杨虎城领衔，就西安“兵谏”发表通电，电文中言辞恳切地写道：
“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近来国际形势豹变，相互勾结，以我国家民族为牺牲。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于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乃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泣血进谏，屡遭重斥。日昨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竟唆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二)停止一切内战。
(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
(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以上八项，为我等及西北军民一致之救国主张，望诸公俯顺舆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开将来一线之生机，涤以往误国之愆尤。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亡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为功为罪，一听国人处置。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③!
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国内引起了强烈而复杂的反响。事变发生的当天，国民党在南京紧急召开中央常务委员会、中央政治委员会联席会议。会议决定由孔祥熙代理行政院院长，军政部部长何应钦负责指挥调动军队，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由中常会电请旅居德国的汪精卫回国。在南京政府中，何应钦等人极力主张“讨伐”张学良、杨虎城，他们调动陕、甘、宁、绥、豫等地的“中央军”准备进攻西安，并派数十架飞机飞临西安上空侦察示威，准备进行轰炸。以宋子文、宋美龄为首的一派，为保全蒋介石，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他们积极谋划营救蒋介石的办法。国民党的地方军事领袖人物和中间状态的众多人士中，少数人表示完全支持张、杨；大多数人赞成抗日，但担心张、杨的行动会引发更大规模的内战，因而对张、杨不表示支持。尽管态度不一致，但他们主张消弭内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几乎一致地要求恢复蒋介石的自由。
国际上，各主要国家对西安事变的态度也极为复杂。日本政府宣称张、杨已经“赤化”，声明它不能坐视南京同西安妥协，极力挑动扩大中国内战，以便实现其灭亡中国的野心。英国和美国力求维持蒋介石的统治，以免南京政府完全为亲日派控制，并认为在这种前提下，不妨同共产党采取某种形式的合作，以便对付日本。苏联希望同南京政府改善关系，也支持中国抗日，但对事变的性质作了错误的估计。《真理报》、《消息报》连续发表社论和评论，表示盼望事变能早日得到和平解决，同时却违背事实地指责张学良、杨虎城与亲日派有密切关系，认为此次事变是日本在中国的新阴谋。
毛泽东和周恩来接到张学良的电报后，立即复电，表示拟派周恩来前往西安商量大计，提议在军事上应立即将东北军主力调至西安、平凉一线；第十七路军主力调至西安、潼关一线；与根据地相连接的固原、庆阳、富县、甘泉一带可仅留少数兵力，红军决不进占寸土；红军负责钳制胡宗南、毛炳文、关麟征、李仙洲各军。同日，中革军委主席团致电彭德怀、任弼时，说明发生西安事变，要求红军集中于延安、甘泉，以便取径迂回至敌主力后之郑州等地；第二十八、第二十九、第三十二军和第八十一师、骑兵团五部则在原地和东北军配合钳制胡宗南等部。这一部署有很大的机动性，或东渡黄河直取郑州；或南渡渭河，截击潼关一带；或从泾河下游攻潼关。具体如何抉择，有待观察形势，并同张、杨协商。
12月13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会上，毛泽东首先作报告，指出这次事变是革命性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它的行动，它的纲领，都有积极意义。我们对这次事变，应明白表示拥护。关于对蒋介石的态度，毛泽东说：蒋介石最近立场虽是中间的立场，然在“剿共”一点上还是站在日本方面的。这一事变的影响很大，打破了以前完全被蒋介石控制的局面，有可能使他的部下分化，转到西安方面来，同时也要估计到他的嫡系胡宗南、刘峙等进攻潼关，威胁西安。在兰州、汉中这些战略要点，我们也要立即部署兵力。毛泽东提出：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以西北为抗日前线，影响全国，形成抗日战线的中心。周恩来发言说：西北这一行动是为了抗日，而不是针对南京政府。由于国民党的“中央军”已逼近潼关，战争一触即发。他提议：在军事上我们要准备打，但在政治上不与南京政府对立，应争取蒋之大部；我们要在实际工作中起领导作用，深入发动群众，以群众团体名义欢迎各方代表来西安参加救国会议。张闻天在发言中指出：“张学良这次行动是开始揭破民族妥协派的行动，向着全国性的抗日方向发展。”他预计随着这一形势的发展，“党要转到合法的登上政治舞台”，“群众抗日更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内部更分化”。他说：我们“对妥协派应尽量争取，与分化、孤立，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实际是政权形式)。把西安抓得很紧，发动群众威逼南京。改组南京政府口号并不坏。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毛泽东最后作结论说：现在处在一个历史事变的新阶段，前面摆着很多道路，也有许多困难。为了争取群众，我们对西安事变不轻易发言。我们不是正面反蒋，而是具体指出蒋介石个人的错误，不把反蒋抗日并列。应该把抗日援绥的旗帜突出出来。
这时，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12月14日，彭德怀、任弼时致电中革军委，认为目前战略应“迅速停止内战，发动抗日战争，找机会争取宁夏，一部出绥远与傅作义联合抗日”。他们建议：“红军与张、杨两部须立即统一指挥，并即决定行动步骤”；红军主力目前不宜出河南。这项建议，与中共中央的意见是一致的。当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联名致电张、杨，提议立即组成西北抗日援绥军，下辖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和红军三个集团军；设立西北抗日援绥联军军政委员会，以张学良、杨虎城、朱德三人为主席团，张为主席，杨、朱为副主席；抗日援绥军三部主力应集中于以西安、平凉为中心的地区，巩固团结，与敌决战，各个击破之，只要打几个胜仗，即可大大开展局面。同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刘少奇，说明西安事变后各方面的反映及党的对策，其中提到：“在运动中，我们还不要同南京处于对立地位，仍应采取督促与推动他们中的抗日派及中间派走向抗日的方针。”
12月15日，红军将领联名发表《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④，表示支持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八项主张，反对亲日派借机“讨伐”张、杨，发动大规模内战。该电重申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化敌为友、共赴国仇的政策；并要求南京国民党当局“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组织统一战线政府。12月16日，毛泽东致电阎锡山，提出：“时局应和平解决，万不宜再起内战。”
周恩来、罗瑞卿等9人冒着大雪，12月14日从党中央所在地保安(今志丹县)出发，17日下午2时许赶到肤施(延安)城外的飞机场，乘张学良派去的飞机，黄昏时到达西安(叶剑英、博古稍后几日到达)。中共代表团对外称红军代表团，周恩来为总负责人，叶剑英负责军事工作，罗瑞卿、李克农协助，博古(秦邦宪)负责党和群众工作，李克农为秘书长。
周恩来与张学良商谈了关于正确解决西安事变的问题。并商定东北军、第十七路军集中于西安、潼关一线，红军南下肤施、庆阳一带接防；红军加入由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成立的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同时，还商定了与南京谈判的五项条件。周恩来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的态度是：保证蒋的安全，但要声明如果南京挑起内战，则蒋的安全无保证。12月18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报告外界对西安事变的反应，并陈述个人对于解决事变的意见。
杨虎城对于请中共代表团来西安，帮助处理事变问题寄予厚望，这是基于他对中国共产党和蒋介石均有深刻的认识。杨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军人谁都斗不过蒋介石，我看能斗过蒋介石的只有共产党。当杨虎城得知周恩来到西安的消息后，高兴地说，周恩来先生到西安，这下我们就好办了。他是中共最高领导人之一，有对蒋斗争的丰富经验，又和蒋处在平等的地位，对蒋既可以说理，也可以批评。蒋介石最怕共产党，我们也就请共产党作代表和他谈判，我看蒋不能也不敢再那样装腔作势了。他还特别指示部下，一定要保护好周恩来及中共代表团其他成员的安全。
对于扣在西安的蒋介石，杨虎城也不主张杀掉。12月13日深夜，杨虎城即向部下指出，蒋介石是不能杀的，活捉还得活放。他说，只要我们提出的救国主张，蒋能接受并保证实现，中央军能退出潼关，我们便放他。但是，杨虎城根据自己多年来和蒋介石打交道的教训，对放蒋又有许多忧虑。
12月18日，周恩来与杨虎城会商。杨坦率地向周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共产党与国民党虽然是敌对，但地位平等，可战可和，而自己作为蒋的部下，如蒋一旦翻脸，处境则与共产党不同。周恩来对杨的顾虑表示理解，他向杨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后指出：只要东北军、西北军、红军三方面团结一致，进而团结全国人民，形成强大的力量，蒋纵使有报复之心，也不可能实现。杨虎城对共产党人以民族利益为重，对蒋介石曾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却不计前嫌的做法表示钦佩。他诚恳地说，我是追随张副司令的，现在更愿意倾听和尊重中共方面的意见，既然张副司令和中共意见一致，我无不乐从。杨虎城顾全大局的言行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2月18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⑤，明确指出：蒋介石被扣留，完全是他不肯接受抗日主张，不肯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所致；日寇自蒋被扣以后，尽其造谣挑拨之能事，以鼓动内战，其阴毒计，昭然若揭；若武力讨伐，足以堵塞双方和解的余地。中共中央认为，无论从国家民族大计，还是蒋氏的个人安危考虑，国民党必须立刻实行以下处置办法：(一)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二)将讨伐张、杨与进攻红军的中央军，全部增援晋绥前线，承认红军、东北军及十七路军的抗日要求；(三)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四)开放人民抗日救国运动，实行言论集会结社的民主权利，释放一切政治犯及上海爱国领袖；(五)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电文最后写道：“如贵党能实现上项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否则糜烂横政，民族生存与贵党生命，均将为贵党错误的政策而断送干净也。”
事实上，中共中央此时对西安事变的态度更加明确，即根据事变后形势的进一步观察，考虑到蒋介石被扣问题事实上成为南京与西安对立的焦点，考虑到国民党阵营中(包括原先对蒋介石不满的地方实力派在内)出现的“拥蒋”势头等情况，为促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改变了12月15日红军将领联名发表的通电中提出的对蒋介石的处理意见。中共中央的这一态度和主张，得到各界爱国人士和许多国民党上层人士的赞同。
12月1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全面分析西安事变的性质和发展前途，讨论力争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有关问题。中共中央分析国际国内复杂紧张的政治形势，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经过反复研究，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中共中央明确肯定，西安事变是“为了要抗日救国而产生的”，“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中的实力派之一部，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刻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了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结果”。中共中央指出：西安事变的发动，采取扣留蒋介石及其一部分主要将领的方式，把南京置于西安的敌对地位，有可能造成对于中国民族极端危险的新的大规模内战。这是日本和亲日派所欢迎的前途。但是仍有可能争取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从而为结束“剿共”内战、实行一致抗日创造条件。这是全国人民和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党派、团体所欢迎的前途。中国共产党要力争避免前一前途而实现后一前途，因此，坚决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引起的问题，反对新的内战；同时主张用一切方法联合南京的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中国共产党同情张学良、杨虎城，并准备在军事上、政治上给以积极援助。中共中央提出的这些方针，是同年9月公开放弃反蒋口号以来实行逼蒋抗日方针的继续和发展。中共中央在12月19日向党内发出的《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⑥中，对这些方针作了概括的说明。同一天，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联名向南京、西安当局发表通电⑦，重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心，并提出具体建议：南京、西安双方军队暂以潼关为界互不进出，听候和平会议解决；由南京召集和平会议，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包括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均派代表参加。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虽从苏联报刊的反应中对共产国际解决事变的态度已有所了解，但不赞成苏联关于西安事变是亲日派的阴谋这种估计。12月16日，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致电中共中央，提出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的意见，但因电码错乱完全不能译出。中共中央要求共产国际重新拍发电报⑧。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独立自主地制定出来的。
根据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商定的计划，12月21日，中革军委主席团命令红军主力部队南下，协助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抵抗南京政府军队的进攻。红一、红十五军团同红二、红四方面军各两个军开始由定边、环县之间南下。12月23日，中革军委又决定以红二十八、红二十九军及骑兵第一团组成追击军，监视与钳制胡宗南部南下。此前，张学良提出，为保障西安侧后方的安全，希望正在河西兼程西进的红军西路军，派出部分兵力东返，配合黄河以东的红军主力击敌。
南京方面在了解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并不想加害蒋介石，而希望和平解决事变的态度后，于12月22日正式派出谈判代表宋子文、宋美龄到西安。蒋介石授意宋氏兄妹代表他与西安方面谈判。12月23日，张学良、杨虎城同宋子文、宋美龄进行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也参加谈判。周恩来遵照中共中央12月21日的指示，在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商讨有关问题并同南京方面的谈判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经过两天的谈判，同宋子文、宋美龄最后达成六项条件：(一)改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二)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三)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四)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五)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的关系；(六)实行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
12月24日晚，周恩来会见蒋介石，当面向蒋介石说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策。蒋介石表示同意谈判议定的六项条件，但他要求不采取签字形式，而以他的人格担保履行这些条件。蒋介石还对周恩来说：有关红军的事，今后可和张学良商量，研究一个适当的解决办法。还表示在他回南京后，请周恩来去南京直接谈判。
捉蒋以后，西安许多民众，包括不少上层进步人士，要求对蒋介石进行公审，甚至连公审大会的日期都已择定。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张学良的秘书吴家象后来曾深为感慨地说，周先生实在令人佩服，他能够把那么多反对他意见的人说服过来，真是不易。这段话真实地反映了周恩来当时工作的实际情况。
博古、叶剑英于12月23日到西安，协助周恩来工作。在周恩来和张、杨两将军与蒋介石谈判的同时，叶剑英为了贯彻党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也日夜奔忙，参加各方面人士的座谈会、讨论会、报告会以及个别访问、接见等。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形式，进行说服争取工作。
12月25日上午，张学良突然告诉杨虎城，自己决定当天陪蒋离开西安。杨当即表示反对，并认为蒋介石会扣留张学良。但张坚持己见，杨出于无奈只好同意。周恩来和博古也认为蒋介石在走以前须有一个政治文件表示，且不同意当日蒋离开西安和张学良陪行，但尚未来得及告知，张学良已送蒋离去。周恩来急忙赶往机场劝阻，飞机已经起飞。张离西安后，杨虎城告诉孔从周，张学良决定如此匆忙地放蒋，事先并未征得自己同意，陪蒋走更出乎意料；杨痛心地说：我原以为纵然不对我说，一定会对周恩来先生说明的，及至我和周先生见面的时候，周先生说他事前也毫无所闻，我不是不同意放蒋，但不能就这样放啊。事实也证明周恩来和杨虎城等不同意张学良亲自送蒋是完全正确的，蒋介石言而无信，张学良送蒋回南京后，立即遭到扣押。
蒋介石离开西安的当天，杨虎城即收到张学良署名的电报，告知释放陈诚、卫立煌、蒋鼎文等扣在西安的南京政府大员。陈等离西安后，南京政府即派大军西进潼关、华阴等地，企图挑起战争。周恩来、杨虎城等人会商，决定由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方面组织联军，并拟定了迎敌作战方案。1937年1月5日，三方面又联合发表了由杨虎城领衔的通电，义正辞严地宣布，如果南京方面不顾国家危亡与社会舆论谴责，肆意挑起内战，杨虎城、于学忠等将率部坚决抵抗。在杨虎城等人已完成反击部署，严阵以待的情况下，南京方面的气焰方始收敛。周恩来与杨虎城在十分复杂困难的情况下，临危不惧、患难与共，为制止内战再次爆发做了不懈的努力。
2月2日，发生了东北军少壮派军官孙铭九等人不顾大局，策划枪杀东北军主和派高级将领王以哲的“二·二事件”，西安的形势再度紧张。周恩来临危不惧，事发当天即赴王以哲家吊唁，使王的家属和东北军将领深受感动，也澄清了汉奸、特务企图嫁祸于中共的谣言。后又当机立断，于2月3日派人把孙铭九等人送到渭北红军驻地暂避；同时支持杨虎城用军事力量迫使东北军卫队团撤离西安，避免了东北军内部可能出现的大规模自相残杀。在杨虎城处于困境时，周恩来不仅对他表示理解和同情，而且主动替他出主意和解除困难。因此，杨虎城对周恩来深为佩服和感激。经过艰苦的努力和斗争，西安方面与南京达成了和谈协议，避免了内战的爆发。2月4日，杨虎城、于学忠等人联名发表了和平宣言。3月，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共代表在完成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任务后，返回延安。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基本结束了十年内战的局面，粉碎了亲日派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阴谋，促进了中共中央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⑨。当年红军代表团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亲身参加西安事变和谈的叶剑英元帅，1979年4月22日重返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即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西安办事处)旧址参观时，在《访西安办事处志感》中写下了“西安捉蒋翻危局，内战吟成抗日诗”⑩深刻感人的诗句，高度评价了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对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①王菊人：《记西安事变前后的几件事》，《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46页。
②刘东社编：《西安事变资料丛编》(第一辑)，香港银河出版社2000年版，第96页。
③刘东社编：《西安事变资料丛编》(第一辑)，香港银河出版社2000年版，第95页。
④《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册)，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319—320页。
⑤《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册)，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321—322页。
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册)，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325—327页。
⑦《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册)，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328—329页。
⑧据1936年12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记录，毛泽东在报告中说，“我们准备根据这样的立场发表通电(指《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引者注)，国际指示还未到，或者要隔两天再发。”实际上，该通电在12月19日当天即发出。共产国际指示则是12月20日收到的。
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7页。
⑩《老一辈革命家诗词选注》，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2页。原诗全文是：“西安捉蒋翻危局，内战吟成抗日诗。楼屋依然人半逝，小窗风雪立多时。”
延安与中国统一战线/中共中央统战部，陕西省委统战部，延安市委统战部编著.—北京: 华文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