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文献辑录 > 史著、史论 > 延安与中国统一战线
争取同盟者和中间力量—争取中间力量（一）
联合地方实力派，逼蒋抗日
瓦窑堡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在着重做好在西北“剿共”前线的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张学良、杨虎城等的统战工作，扩大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同时，还注意做其他地方实力派的工作，扩大党与他们的统一战线，促使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走向抗日。
首先是声援两广实力派抗日反蒋。1936年6月上旬，国民党广东地方实力派陈济棠和广西李宗仁、白崇禧发动了两广事变，发表通电，成立军事委员会和抗日救国军，宣布要北上抗日反蒋。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发表声明，表示支持其北上抗日的要求，并派共产党员与之联系并订立抗日救国协定问题；同时，提出和平解决两广事变，以利抗日救国的建议。6月8日，毛泽东对《红色中华》报记者发表关于两广事变的谈话，指出：“这时候国民党中一些愿意抗日救国的领袖与反对南京的派别，从南京分裂出来是完全可能的与应该的”①。6月12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主要研究两广事变及整个形势发展问题。同日，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名义发表《为两广出师北上宣言》②，对两广爱国军人爱国同胞表示敬意与拥护，并首先愿意同两广当局缔结抗日联盟共同奋斗，要求南京政府立刻幡然改悟，答应两广要求，动员全中国的海陆空军北上抗日。
6月初，两广事变的发动者联合出兵湖南。蒋介石派人收买陈济棠的部下余汉谋、李汉魂，迫使陈济棠于9月下台。李宗仁、白崇禧则继续与南京对抗，其后蒋介石同意了桂方提出的和平方案，才停止了行动。两广事变虽然平息，但两广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的矛盾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他们对蒋介石仍有戒备之心，遂派钱寿康为代表，到延安向中共中央送交了一份双方订立抗日救国协定方案，以及李济深写给毛泽东的亲笔信。
毛泽东于9月22日回信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③，指出目前抗日救国大计必须进入具体实际的阶段；蒋介石氏及中国国民党一律参加抗日统一战线，实为真正救国政策的重要一着；贵我双方订立抗日救国协定，实为绝对必要。毛泽东的信和修改后的协定交钱寿康带回广西。同日，毛泽东致信蒋光鼐、蔡廷锴，④提出：为达推动全国(包括南京在内)进行真正之抗日战争起见，特向先生及十九路军全体同志提议，订立根据于新的纲领之抗日救国协定。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两广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不仅促进了他们的抗日救国斗争，而且也孤立和打击了蒋介石的内战政策，迫使蒋介石不得不作出对日比较强硬的姿态。
与此同时，党积极推动华北实力派抗日。当时在华北地区的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有山西阎锡山、平津的宋哲元、绥远的傅作义，以及山东的韩复榘等部。中共中央为团结和争取这些地方实力派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样做了大量的工作。
首先是做好与陕甘宁边区隔黄河相恃的山西阎锡山的工作。1936年3月红军东征受到国民党军队阻拦后，中共中央为顾全大局，保存国防实力，避免内战，决定红军撤回黄河西岸，毛泽东致信阎锡山：“国难当前，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为了保存国防实力以便利于迅速执行抗日战争，为了坚决履行我们屡次向国人宣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为了促进蒋介石氏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故虽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然仍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撒回黄河西岸，以此行动，向南京政府全国陆海空军，全国人民表示诚意。”毛泽东还表示，红军愿意与所有一切武装队伍停战议和，一致抗日⑤。
5月25日，毛泽东再次致信阎锡山⑥说明红军东征是为了“表示停止内战，促致贵部及蒋氏的觉悟，达到共同抗日之目的”。在此之前，毛泽东曾会见被红军俘获的阎锡山部第66师第392团团长郭登瀛，要他向阎锡山传书。毛泽东同时还分别给晋绥军的李生达、杨效欧两师长写信，说明红军东渡是为表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决心，表达愿与晋军、阎锡山停战议和、筹商大计的意愿。
收到毛泽东的信后，阎锡山思考再三，最终选择了“联共抗日”的道路。阎锡山派人前往天津，邀请与共产党有联系的“民族革命大同盟”华北办事处主任朱蕴山赴晋商谈。朱动身赴山西前找到中共北方局负责人南汉宸等交换意见，到太原后，经与阎锡山的代表多次交谈，最后达成取消山西以反共为宗旨的反动组织，取消对陕北苏区的封锁，组织一个抗日的民众团体、发动群众、开展抗日运动等三点协议。7月，日军进犯绥东，威胁山西。阎锡山权衡利弊，为保全自己在山西的统治，确定了“联共拥蒋”“守土抗战”的方针。中共中央相继派南汉宸、彭雪枫、周小舟等与阎锡山磋商联合抗日事宜，并在太原设立秘密联络站。中共北方局选派了大批优秀干部和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骨干到山西，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8月下旬，阎锡山邀请山西籍的中共党员薄一波回山西，“共策保晋大业”。10月，中共派出由薄一波任书记和杨献珍、董天知、韩钧、周仲英共同组成的中共山西工作委员会，进行公开合法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阎锡山任命薄一波以国民党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办公室秘书的名义担任“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的工作。薄一波等人本着“站稳脚跟、抓住实权”的方针，重组了牺盟会领导机构，有原则地使用阎锡山提出的或他能够接受的进步口号和工作方式，大刀阔斧地发展组织，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并组织了一支具有战斗力的抗日武装——山西新军。
为早日实现华北联合抗战的局面，1936年10月下旬，中共中央再次提出了“促成北方统一战线”的任务，加快了对争取阎锡山工作的步伐。11月12日，中共中央代表彭雪枫秘密到达太原，开始了同阎锡山的正式谈判。双方在共同抗日的大原则下达成协议，决定互设通信站，建立电台联系。至此，我党与阎锡山的合作关系正式确立。
为了作好当时担任国民党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党第29军军长宋哲元和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晋绥军第35军军长傅作义的统战工作，毛泽东于1936年8月14日分别向他们致信，⑦宣传中共中央抗日救国主张。在给宋哲元的信中，支持宋积极抗日，希望他及29军联合华北人民群众，作实力的准备；一旦时机成熟即发动大规模的抗日战争。毛泽东指派张经武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到宋哲元部做统战与联络工作。并希望宋哲元设法向山东的韩复榘、绥远的傅作义、山西的阎锡山说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甚愿与之发生关系，共组北方联合战线。”
在给傅作义的信中，毛泽东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先生北方领袖，爱国宁肯后人?保卫绥远，保卫西北，保卫华北，先生之责，亦红军及全国人民之责也。今之大计，退则亡，抗则存；自相煎艾则亡，举国奋战则存。”
10月25日，毛泽东又派彭雪枫带着他的亲笔信⑧去见傅作义。他在信中指出：“目前情势，日寇侵绥如箭在弦上，华北长江同时告急。但国内统一战线粗有成就，南京当局亦有转向抗日趋势，红军主力之三个方面军已集中于陕甘宁地区，一俟取得各方谅解，划定抗日防线，即行配合友军出动抗战。”傅作义见信后表示，愿意接受毛泽东提出的联合抗日主张，并同中共建立联络关系。
1936年11月初，日本侵略军和伪军向绥远发动进攻时，傅作义毅然率部抵抗，发动了著名的绥远抗战。12月1日，中共中央及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为绥远抗战发表通电，要求南京政府调集大军增援晋绥前线，同时号召全国人民援助在绥远坚决抗日的英勇将士。
为了更好地开展对华北地区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毛泽东于1936年8月14日指示中共中央北方局：必须继续开展对宋哲元及第29路军的工作；韩复榘、傅作义、阎锡山、张自忠、刘汝明、商震六处，一有机会，即须接洽；“统一战线以各派军队为第一位，千万注意。”10月22日，毛泽东又致电刘少奇，指出：北方统一战线工作非常要紧，特别着重于军队方面，加紧第29军工作之外，晋绥应放在第一位；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等建立的抗日反蒋团体“民族革命同盟如有些力量，须好好联络，首先推动他们赞助晋绥与我们的关系”⑨。
此外，四川的刘湘、云南的龙云等地方实力派，也直接或间接地同中共中央联系，表示愿意与共产党联合抗日。这样，到1936年12月西安事变以前，中国共产党与晋、绥、察、冀、滇、桂、川、新、甘、陕等省的地方实力派之间已初步建立了联系，从而为形成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逼蒋抗日，促使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①《毛泽东年谱》上卷,第550页。
②《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册)，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161—164页。
③《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册)，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278—279页。
④《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册)，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280—281页。
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20—21页。
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集》(中册)，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153—154页。
⑦《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册)，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209—212页。
⑧《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册)，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292—293页。
⑨《刘少奇年谱》上卷，第158、163—164页。
延安与中国统一战线/中共中央统战部，陕西省委统战部，延安市委统战部编著.—北京: 华文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