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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延安时期统一战线的发展历程
中共延安市委统战部组编
六、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巩固与扩大
尽管有了政协协议，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基本意图仍然是通过战争来削弱直至消灭人民革命力量。1946年上半年，国内的政治局势正处在密云不雨的状态中。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美国政府对他的支持和援助下，正利用这段时间加紧部署，撕毁政协协议，准备发动全面内战。
(一)全面内战的爆发和国共第二次合作破裂
1946年5月初，国民党政府宣布还都南京，国共谈判的中心从重庆移到南京。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到南京、上海，继续进行艰苦的谈判活动，力争在最后时刻避免全面内战的发生。但由于蒋介石的决心实际上已经下定，谈判无法取得有效的成果。这时美国也加紧了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
事态的发展表明，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已迫在眉睫。尽管中国共产党作出种种争取和平的努力，全面内战的爆发仍难避免。这迫使中共在竭尽一切努力维护政协协议的同时，不得不进一步作好自卫战争的准备。4月16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说：“蒋表面愿求妥协，以欺骗国人，暗中布置军事，阴谋甚大。”5月21日，中共中央指出：“国民党现正积极布置全国内战”，“我应积极加以准备(特别抓紧练兵)、加以制止”。在这之前，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以便进一步调动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为进行自卫战争奠定更牢固的群众基础。
国民党当局在完成战争准备后，立刻翻过脸来，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悍然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国民党军队22万人围攻鄂豫边境的中原解放区是全面进攻的起点。在敌军重兵围困下，中原军区主力由司令员李先念、政治委员郑位三率领，于1946年6月26日晚间分两路突围。接着，国民党军队又大举进攻华东、晋冀鲁豫、晋绥、东北以及海南岛等解放区。全面内战由此爆发。
1946年6月底，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在昆明举行招待会，分别招待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军队负责人，文化界、新闻界人士及地方名流。楚图南、潘光旦、李公朴、闻一多、潘大逵、费孝通等民盟负责人在会上发表谈话，坚决要求和平、反对内战，并和各界人士共同发起呼吁和平的“万人签名运动”。李公朴、闻一多都是民盟中委、著名大学教授，因积极反内战、反独裁，为反动派所忌恨，因此，蒋介石曾秘授国民党昆明党政军当局对李、闻等人以“权宜处置之权”。7月11日晚，李公朴与妻子张曼筠在回家的路上，被国民党特务用美制无声手枪杀害。李被害后，闻一多冒着生命危险，毅然出席了于7月14日下午1时召开的李公朴的追悼大会。闻一多当众怒责国民党特务的暴行，他高喊：“现在只有一条路——革命!”当日下午5时，他在归家途中，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杀害。
李、闻被害的消息，震惊了国内外。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总司令朱德分别给李、闻家属发了唁电，对李、闻表示哀悼，表彰他们“为民主而奋斗。不屈不挠，可歌可佩”。周恩来闻讯后极其愤怒，他强烈谴责国民党：“此种空前残酷、惨痛、丑恶、卑鄙之暗杀行为，实打破了中外政治黑暗之记录，中国法西斯统治的狰狞面目，至今已暴露无遗。一切政治欺骗，已为昆明有计划的大规模的政治暗杀枪声所洞穿。”“中国法西斯暴行如此横行，虽极猖獗疯狂，实为法西斯统治之最后挣扎，自掘坟墓。”国民党反动派的枪口不仅对着共产党，而且对着一切要求和平民主的善良人士。
国民党政府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对他们发动的这场战争十分乐观，以为可以速战速决。蒋介石声称，他倚仗国民党的军事优势，“如果配合得法，运用灵活，……就一定能速战速决”。他的参谋总长陈诚扬言，“也许三个月，至多五个月，即能整个解决”①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中国共产党保持清醒的头脑并采取坚定的立场。全面内战爆发后，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被迫进行自卫作战，并且认定：蒋介石的进攻不但必须打败，而且是能够打败的。
国民党在向解放区发动军事进攻的同时，还采取步骤使国共关系彻底破裂。在全面内战爆发后，周恩来等仍然留在南京、上海，继续同国民党谈判。1946年8月10日，马歇尔和美国新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认为国共争论“似难获致解决之方法”，实际上宣布“调处”已经“失败”。9月30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写信给蒋介石，指出：“事实已很显然，政府不惜以进攻中共解放区的政治军事中心之一的张家口，来迫使国共关系至最后破裂的境地。”信中严正宣告：“恩来等特受命声明：如果政府不立即停止对张家口及其周围的一切军事行动，中共不能不认为政府业已公然宣告全面破裂，并已最后放弃政治解决的方针，其因此所造成的一切严重后果，当然全部责任均应由政府方面负之。”10月11日，国民党军队不顾中共方面一再发出的警告，强行侵占张家口。国民党当局被一时的胜利冲昏头脑，立刻撕毁政协关于国民大会应由改组后的各党派联合政府召集、不能由国民党一党政府召集的协议，在侵占张家口的当天下午正式宣布将召开所谓“国民大会”。这样，就使更多人从事实中看到：是国民党不要和平不要民主，共产党只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被迫进行自卫战争的，从而把同情放在共产党一边。
当时，国民党要求参加政协的各方面交出参加“国大”的名单。中国共产党当即严词拒绝。中国民主同盟也决定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拒绝参加。这个由国民党一手包办(只有青年党和民主社会党简称民社党的一些政客参加)的“国民大会”，于11月15日在南京正式召开，并且通过了维护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所谓《中华民国宪法》。在国大召开的第二天，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对国民党召开“国大”的严正声明》。指出：“这一‘国大’，是违背政协决议与全国民意，而由一党政府单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和谈之门已为国民党政府当局一手关闭了”。并表示：“中国共产党愿同中国人民及一切真正为和平民主而努力的党派，为真和平真民主奋斗到底”。11月19日，周恩来结束他进行了一年多的和平谈判，返回延安。1947年1月，马歇尔发表离华声明，随即返回美国。1月29日，美国宣布退出军事调处执行部。2月21日，国民党当局迫使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叶剑英等返回延安；随又限令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三地代表董必武、吴玉章及有关工作人员于3月5日前全部撤退。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也被封闭。至此，一切和平谈判之门都被国民党当局封死，国共关系彻底破裂。
(二)第二条战线的形成
第二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后，1946年到1947年5月间，在国民党统治区形成了学生运动、工农运动和各阶层人民的斗争汇合在一起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民主运动，史称“第二条战线”。
全面内战爆发以后，蒋介石原以为依靠优势兵力和美国的支援，用“三个月到六个月”的时间就可消灭共产党，但事与愿违，由于军事上的惨败，在经济、政治上也陷入严重的危机。蒋介石为克服经济危机，为维持发动全面内战的巨额战争费用，一是不惜出卖国家主权，以换取美国的大量物资和贷款；二是对国统区人民实行横征暴敛、强取豪夺；三是滥发钞票。到1947年，国民党政府的财政赤字占财政预算的83％。为弥补赤字，财政部在上海的五家印钞厂全部开动，仍不能满足需要，只好到美国、英国去印制，由飞机空运回国。1947年的法币发行量为1946年的5倍。这种滥印钞票的愚蠢之举，又引发了物价的飞涨和货币的急剧贬值。金融危机不仅造成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下降，也使民族工商业受到极大摧残，造成大批人员失业，广大农民更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蒋介石就是这样地将全国各阶层人民推向了饥饿和死亡的深渊，“迫使全国各阶层人民团结起来，同蒋介石反动政府作你死我活的斗争”，“除此以外，再无出路。”
政治上，美国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在抗战胜利后，加紧了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侵略和压迫；蒋介石出于反共、独裁的需要，不惜以卖国来换取美国的支持与欢心。从1946年11月起，美国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美国攫取了从陆地到海上、从空中到地下，从政治到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特权，国民党统治区进一步殖民地化，美军在中国的横行胡为，更激起了一切有爱国心的中国人的公愤，使广大人民更看清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独裁、内战、卖国的反动政策，使蒋介石“在政治上变得毫无威信，毫无力量”。一个以反对美蒋为中心的人民民主运动在国统区迅速兴起。
第二条战线就是在这样背景下形成与发展起来的。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根据军事、政治、经济的变化，正确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一个新的全国范围内的大革命高潮即将到来。为了加强对国统区工作的领导和组织，以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中央指示各地党组织，选派一批适宜的干部到大城市去开展职工、学生、青年及妇女运动并进行统战工作；同时，于1946年底，中共中央改组了中央城工部，由周恩来兼任城工部部长，李维汉任副部长，下设党务、统战、农村、文教、顽军五个组。规定其任务是：“在中央规定的方针下，研讨与经管蒋管区的一切工作、(包括工、农、青、妇)，并训练这一工作的干部。”随后，各中央局和有关区党委按照中央的要求也相继成立了城工部，为开辟第二条战线进行了组织准备。
1946年12月24日傍晚，发生了美军强奸北大女学生的严重事件。12月26日，北平三家报纸报道了事实真相。国民党当局不仅不保护人民利益，维护民族尊严，反而通过中央社为美军辩解，说什么“酒后失检，各国在所难免”，甚至还诬蔑受害者“似非良家妇女”。顿时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愤怒。北大爱国学生义愤填膺，高呼“凉血的才不愤怒，奴性的才不反抗”，“美军必须滚蛋”。12月30日，北大、清华、燕京等高校5000多学生联合举行抗议美军暴行的大游行。学生们贴标语、散传单，高呼“美军退出中国”、“维护主权独立”，并在美军肇事地点东单操场，召开群众大会，控诉美军暴行。运动迅速扩展到全国。上海、南京、杭州、重庆、广州、台北等地的学生纷纷举行集会、罢课或示威游行。全国参加罢课、示威游行和各种抗议活动达50万人。其声势之浩大，规模之壮观，影响之广远，远远超过了“一二·九”运动。这次抗暴斗争得到全国各界的大力支持。北平、上海、天津等地的许多教授、学者、文化界知名人士以及各党派、团体纷纷起来支持学生反美爱国斗争。这是全面内战爆发后，在国民党统治区学生进行反美反蒋的开端，标志着国统区人民斗争新高潮的到来。
1947年2月9日，上海第三百货业工会邀请上海各界代表在劝工大楼召开“爱用国货、抵制美货”运动筹备大会。国民党特务进行破坏行凶，当场打死该工会的梁仁达，打伤100余人，制造了“二九”惨案。2月中旬，国民党又在北平进行全市大搜捕，非法搜捕了各界人士和学生2000多人。5月，在中共中央领导下，特别是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灵活运用斗争策略，爱国学生又掀起了一场比抗暴斗争声势更加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国民党政府下令禁止10人以上的请愿和一切罢工、罢课、示威游行。蒋介石发表谈话，声称将对学生“采取紧急处置，作有效之制裁”。但是爱国学生没有屈服。
5月20日，在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5000余名学生冲破宪警阻拦，高举“京沪苏杭十六所专科以上学校学生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的旗帜走上街头，呼喊“反饥饿”、“反内战”等口号，向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参政会请愿。游行队伍走到珠江路时，遭到了手持铁棒、木棍、皮鞭的宪警特务的毒打，造成重伤20人，20多人被捕。在国府路口，游行学生高唱《团结就是力量》的歌曲，冒雨和军警对峙达6小时之久。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二〇”惨案。同一天，北平学生1万5千人高举着“华北学生北平区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的横幅，示威游行五小时，结束后返回北大红楼广场举行大会，决定6月2日为反内战日，号召全国学生届时游行示威。在天津，南开、北洋两校学生也举行了游行，途中遭到特务殴打，多人受伤。“五二〇”大示威游行之后，反饥饿、反内战的群众运动迅速扩展到全国六十多个大中城市，持续一个多月，有近百万名学生参加了罢课、游行等各种形式的斗争，形成了反对美蒋斗争的新高潮。
“五二〇”运动在政治上有力地揭露和孤立于国民党反动派。“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口号的提出，把经济斗争、生活斗争上升到政治斗争，规模也从分散的小型斗争集中为全国性的反美反蒋斗争。无论从性质或规模上看，都已有了质的变化，从而标志着“五二〇”以后的学生运动已成为反对国民党政府斗争的一条战线。学生运动是人民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国民党统治区内其他方面的人民运动这时也在迅速高涨。
1947年2月28日，台湾人民为反抗国民党当局的暴政，举行武装起义。汉族、高山族人民并肩战斗，使台湾全省大部分地方的反动政权陷于瘫痪。国民党调动大批军队在基隆登陆，对起义群众进行血腥镇压，被害者达3万人以上。
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城市中，1947年全年有二十几个大中城市的约320万工人罢工。当年9月，上海工人为抗议当局武装接收三个民主工会而罢工，并同前来镇压的军警展开搏斗。
在农村，广大农民反抗抓丁、征粮、征税。到1947年1月，民变地区扩展到300多个县。1947年5至6月间，“抢米”风潮席卷南京、上海、北平、无锡、芜湖等40多个大小城市。
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革命形势也有新的发展。内蒙古人民于1946年4月召开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确定了平等自治的民族解放斗争方针。1947年4月，召开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选出临时参议会；并经过参议会，选举产生了以蒙古族的共产党员乌兰夫为主席的内蒙古自治政府。5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正式宣告成立。
在国统区形成的以学生运动为先锋、各阶层人民参加的反蒋爱国运动，到1947年上半年汇聚成强大的爱国民主运动，构成了反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第二条战线。迫使蒋介石必须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与国统区人民两条战线上作战，使蒋介石政府陷入全民的包围之中。
(三)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巩固与扩大
1．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形成
为了推进革命形势，使之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新的革命高潮，中共中央于1947年2月1日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彭德怀报告军事形势，周恩来报告国民党统治区人民运动的情况，毛泽东就迎接中国革命高潮问题作了重要讲话。会议着重讨论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党内指示，认为解放区军事斗争的胜利和国民党统治区人民运动的发展，预示着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必将到来。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在中国近半个世纪中有过几次：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这一次即将到来的新的革命高潮与前几次有所不同，是中国共产党单独领导的。这几次革命高潮，都具有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性质。这一次是反对美帝国主义。这次革命高潮的动力“是两条战线，就是解放区和蒋管区的人民运动，而以解放区为主。解放区的胜利越大，高潮就来得越快”②。敌人是可以打败的，但这并不是说我们面前没有困难，有些地方可能还要失去。但是在失去一些地方之后，我们又会在别的地方获得新的发展。党和人民有一切把握取得最后胜利，这是毫无疑义的。
会议讨论通过的《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党内指示，向全党宣告：“目前各方面情况显示，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即是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现在是它的前夜。我党的任务是为争取这一高潮的到来及其胜利而斗争。”指示说明，由于美国和国民党反动派采取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政策、发动内战的政策和加强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政策，“迫使中国各阶层人民处于团结自救的地位。这里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其他爱国分子、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在内。这是一个极其广泛的全民族的统一战线。它和抗日时期的统一战线相比较，不但规模同样广大，而且有更加深刻的基础。全党同志必须为这个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而奋斗”。这一指示发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形成。这个统一战线也必将随着人民大革命高潮的到来，进一步的巩固和壮大。
2．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进一步的巩固与扩大
从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到1947年7月一年的时间，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内线作战转入战略反攻。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即“双十宣言”)，提出：“打倒内战祸首蒋介石，组织民主联合政府，借以达到解放人民和民族的总目标。”为了制定“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具体行动纲领，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即十二月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这个报告是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整个时期内，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带纲领性的文件。《报告》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最基本的政治纲领是：“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而“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报告进一步阐述了党的统一战线思想和政策。毛泽东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而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同我们的土地政策和城市政策相联系”，统一战线的政策与党的任务和各项政策是不能分离的。正是在中国共产党正确统一战线的方针与政策的指导下，随着解放战争的迅速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得以发展壮大，加快推进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
当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国民党当局为了维护自己摇摇欲坠的统治，进一步加强了对广大人民的压榨和对爱国民主力量的镇压。在1947年7月发布“戡乱动员令”后，国民党政府尽力征发一切可能征发的人力物力，继续进行内战；任意逮捕、监禁、屠杀工人、学生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颁布并实施《后方共产党处理办法》、《特种刑事法庭组织条例》、《戒严法》等一系列反动法令。整个国民党统治区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
在解放战争胜利发展形势的鼓舞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运动有了新的发展。广大人民越来越把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上，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国统区的党组织不提“反内战”的口号，而是在“反饥饿”、“反迫害”的旗帜下，领导人民继续开展斗争。
1947年10月26日，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遭到非法逮捕，惨死狱中。杭州、南京、上海、北平等12个城市的十万余名学生掀起一场“反对非法逮捕、反对特务、反对屠杀青年”的反迫害斗争。1948年初，国民党当局制造同济大学血案，上海、北平等地学生的反迫害斗争再次出现高潮。4月，华北学生为抗议当局取缔华北学生联合会而开展“反对迫害、保卫学联”的斗争，并同平津地区教职员工为要求调整待遇而举行的罢教、罢职、罢工、罢研、罢诊斗争相结合，形成“六罢合一”的“四月风暴”。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陷于彻底的孤立。
国民党当局为了维护其统治，也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进行迫害。在斗争中，各民主党派和广大无党派民主人士日益倾向于支持人民革命。逐步放弃“第三条道路”的主张，大多数人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转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民主同盟等各民主党派一向主张“以民主的方式争取民主，以合法的行动争取合法的地位”，国民党当局还是不断地用暴力手段对它们施行迫害。继李公朴、闻一多之后，著名民主人士杜斌丞又在西安被杀害。民主同盟的地方组织的许多成员被逮捕、绑架，所办的几家报社被捣毁或遭袭。1947年5月，国民党公布伪造的所谓《中共地下斗争路线纲领》，公然诬蔑民主同盟、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受中共之命，而准备甘为中共之新的暴乱工具”。10月，国民党当局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明令对该盟及其成员的一切活动“严加取缔”。新华社在评论中指出，“民主同盟只是一个赤手空拳的组织，他们连‘一支手枪也没有’，并且不打算有，他们的凭借就是言论、出版，而这样的武器也早已被蒋介石没收了”。蒋介石不允许民盟这样的组织存在，这就“使在蒋介石统治下进行任何和平运动、合法运动、改良运动的最后幻想归于破灭”③。1947年11月6日，民盟总部在上海被迫发表公告，“通告盟员自即日起一律停止政治活动，本盟总部同人即日起总辞职，总部亦即日解散。”
中国共产党以极大的努力团结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和党的组织同他们的领导人保持着密切关系，鼓励和支持他们坚持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这也帮助了民主党派中的左派，加强了他们在政治上的地位。
1948年1月，民盟领导人沈钧儒等在香港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宣布不承认蒋介石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之无理而又狂妄的举动，不接受解散民盟的任何决定，并恢复民盟总部。会议总结了民盟斗争的历史经验，清算了中间路线，制定了联共反蒋的政治路线。会议明确主张：彻底推翻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赞成土地改革和没收官僚资本；放弃中间立场，支持武装斗争，与中共携手合作，为建立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这次会议，标志着民盟转向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正如民盟领导人史良所说：它“以民盟历史上的政治转折点而载入史册。从此，民盟走上与中国共产党全面合作的光明大道，在实际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④
1947年11月12日至25日，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和国民党其他民主人士在香港召开了两次会议，为联合创建国民党革命派组织进行准备。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正式成立，推举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民革成立后，民联和民促仍作为组织继续存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当时中国政治斗争中的一件大事，标志着实现了国民党民主派的大联合，表明了国民党内部的民主派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彻底决裂，完全站到人民民主等方面来了。从而更扩大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进一步孤立了蒋介石集团。
1948年1月后，各民主党派的总部和主要领导人，领导本组织的成员开展了大量而很有成效的反美反蒋活动，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号召，得到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他们陆续进入解放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参与筹备召开新政协、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工作。这样，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的历史车轮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和阶段。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经历一个建立、形成和发展的过程，经历了六个发展阶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取得卓越的成就。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政治路线，是党在这一历史时期的总政策。陕甘宁边区政府把党中央的总政策同边区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使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边区的各个领域内，各项工作中，都得到认真、全面贯彻，显示了党的统战政策的巨大威力，使它有声有色地活跃在边区的政治舞台上，并且不断发展到全国各地去，经过八年抗战的艰难的历程，陕甘宁边区不仅成为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而且成为夺取全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文化上强大的革命阵地。重温党在延安时期、在陕甘宁边区统一战线的生动实践，总结其丰富历史经验，不仅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有深刻现实启迪。
① 《中央日报》1946年10月18日。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20页。
③ 新华社时评《蒋介石解散民盟》，1947年11月6日。
④ 《中国各民主党派》，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90页。
延安时期统一战线研究/中共延安市委统战部组编.-北京:华文出版社，2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