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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延安时期中共中央统战部门及其他统战机构
中共延安市委统战部组编
二、边区中央局、西北局统战机构
1935年春，陕北特委和陕甘边特委召开联席会议，正式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陕北和陕甘边两块根据地和两区革命武装。1937年5月15日，在延安召开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陕甘宁边区委员会，统一领导陕甘宁边区党组织和工作。①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下设统战委员会，主任王观澜。②1938年11月，中共中央设立西北工作委员会，主持陕甘宁边区以外的西北各省党的秘密工作。1940年9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统一边区党政军工作的领导。③10月，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其前身为中共陕甘宁特区委员会)改为陕甘宁边区中央局。1941年4月16日，中央政治局决定西北工作委员会与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合并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统一领导西北地区包括陕甘宁边区党的工作。④
(一)边区中央局、西北局统战机构的设置
边区中央局、西北局成立后，先后设立专门的统战机构有：中共中央西北局统战部，西北局民运部，以及具有统战性质的西北局友军工作委员会、友军工作核心组等机构。
1．中共中央西北局统战部
陕甘宁边区党委统战机构经历了从陕甘宁边区党委统战部、边区中央局统战部到中共中央西北局统战部的历史演变。1937年5月15日，中共陕甘宁特区(边区)委员会组成，林伯渠等17人为委员、罗梓铭等6人为候补委员、郭洪涛为特委书记，下设统战部等。1940年9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下设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社会部、党校、大众读物社等机构⑤，统一边区党政军工作的领导；10月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改为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原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统战部改为陕甘宁边区中央局统战部。
1941年5月3日中央书记处发出成立西北局的通知后，西北局常委于6月7日决定设立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民运部、社会部等机构⑥。其中，统战部部长先后为贾拓夫(1940年9月～1941年5月；1943年5月～1944年12月)、高岗(1941年6月～10月；1943年5月～)、张德生(1945年初～8月)，副部长张曙时(1941年6月～1945年8月)⑦。1942年8月9日西北中央局办公室发出《西北局关于民运部改名统战部的通知》：“兹决定局民运部改名统战部，原有民运部名义取消”。⑧1945年9月7日西北局书记高岗在《关于统战部不必改名等问题致关中张德生电》中指出：“地委统战部不必改统战工作委员会，如需组织统战工作委员会时，只是帮助地委研究问题之组织，国区各种工作关系可指定若干专人分别管理与进行，不归统战委员会统一管理”。⑨
边区党委和中央局、西北局统战部成立后，就边区统战工作发布了一系列文件，如：1940年1月13日边区党委统战部发布《边区党委统战部关于统战工作若干问题给关中分委的指示信》；1940年12月2日发布《边区中央局统战部要求速送一九四〇年统战工作总结报告的通知》(通字第1号)；1940年3月初《边区党委组织部工作计划》要求“从鲁师、边中以及统一战线区域党的组织中共抽调三十个以上干部，成立边区党校统一战线班”；(10)1940年8月发布《陕甘宁边区统战工作材料》；1940年10月25日边区中央局统战部下发《边区中央局统战部给靖边县委的复信》，11月16日下发《边区中央局统战部给杨成森的信》(复字第3号)，1941年1月9日下发《边区中央局统战部给罗世英的信》(复字第6号)；1941年3月发布《边区中央局统战部复关中分区统战部函——应密切注视顽方军事行动并随时具报》；1941年4月14日发布《边区中央局统战部给各分区、县统战部关于选举的通知》(第3号)；1941年5月22日发布《边区中央局统战部给高贤的信》；1941年发布《西北局关于两年来统战工作的直接及今后意见》；1942年8月16日西北中央局统战部发布《西北局统战部关于对外工作经费问题的决定》(初稿)，等等。
1943年西北局发布《西北局关于边区九年来的统战工作总结》，对边区党委和边区统战机构从1935年到1943年九年的统战工作进行了全面的总结。《总结》指出：“边区党九年来，随环境条件变化，接受党中央指示，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1)“九年来，边区党在中央直接领导下，执行了有团结有斗争的革命政策，才克服投降主义，渡过困难年月和三次反共高潮，并建设和发展了边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把边区建设成团结、抗战、民主的坚强堡垒，为推动全国进步，准备反攻，奠定了稳固的基石”。(12)
2．西北局民运部
1941年6月7日，西北局常委会决定设立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民运部、社会部等机构。民运部部长贾拓夫(1941年6月～1942年8月)，副部长欧阳钦(1941年5月～1942年5月)(13)。10月16日，因统战部和有关各部的工作有许多重复之处，西北局常委决定将统战部和民运部合并，取消统战部。(14)1942年8月9日，西北局又把民运部改名为统战部。
1941年6月，西北局发布《西北局民运部业务及组织条例》，规定：“民运部(国民党区工作部)为西北局工作部门之一”，(15)其性质与业务是在西北局直接指导下研究与管理“边区以外西北各省区党的工作”、“边区内外少数民族工作”、“边区统战工作”。(16)民运部设三组一室，其中“第二组——研究管理边区统战，并兼管邻区党的工作”，其具体业务为：“了解边区内部社会及周围情况(与四局取得密切联系)”、“研究边区统战工作及邻区秘密党的活动情况(看材料、谈话巡视并经常总结)”、“研究边区统战政策及党在邻区的活动，随时取得经验，得出指示，提交西北局采纳执行”、“与各分县委统战部建立密切联系，并经常予以帮助、推动及指导，以实现党的政策”。(17)
3．西北局友军工作委员会和友军工作核心组
1942年8月1日，西北局第三十九次常委会决定组建带有统战性质的友军工作委员会，主任贾拓夫(1942年8月～)，副主任刘澜波(1942年8月～)，委员有贾拓夫、杨清(欧阳钦)、方强、李力果、布鲁、刘澜波、廖鲁言、南汉宸等。(18)
1943年12月7日，西北局常委办公厅发出通知指出：最近时间，各地对友军多少有放松现象，为了加强对友军领导，12月6日西北局委员会决定成立边区级专管友军工作之核心组织，各分区均成立专管友军工作的核心组织，经常研究、布置、检查此项工作。边区友军工作核心组主要负责人高岗，成员有高岗、贺龙、贾拓夫、徐向前、周兴等五人；关中分区主要负责人张德生，成员有张德生、汪锋、文年生等三人；延属分区主要负责人王震，成员有王震、李景膺、强自修、刘秉温等四人；三边分区主要负责人王世泰，成员有王世泰、罗成德、贺晋年等三人；绥德分区主要负责人习仲勋，成员有习仲勋、李井泉、王尚荣、徐向前等四人；陇东分区主要负责人段德璋，成员有段德璋、王锡五、王维舟、陈伯均等四人。(19)
4．中共陕甘宁特区委员会、边区中央局、中共中央西北局统战部下属的各级统战部门
1939年《陕甘宁边区党委关于加强统战工作的决定》：“在我们有政权同时兼有统战区的党，分区为及县委内得设统战部，但该级党的常委应加强其领导，对外关系较重要问题须常委详加讨论后并应迅速报告边委。”(20)1941年《西北局组织部关于甲、乙、丙三等级县机关人员编制规定草案》规定：“为得加强工作、适当配备干部之合理，对边境县(鄜县、固临、安定、靖边、关中、陇东等)增设统战部”，“中心区统战工作由县委书记兼任。边境县设一统战部长，如外面有工作者增设干事一人”，“边境有统战工作之区，另则统一增设经济科长”(21)。1941年12月10日《西北局关于各分委县委统战部工作的决定》规定“为了加强边区统战工作，在接近友区的分委、县委应设立统战部，在边区界的区委、支部中应设立统战干事(可由区委及支部委员兼任)，内地统战工作则由各县委组织部负责”。“各分区、县统战部之工作重心应放在友区”，要克服“统战没中心”和“把统战部变成单纯的交际联络机关”的毛病。“各分区、县委统战部之工作在西北局均由民运部管理。”(22)
具体来说，各分区、县统战部所应管辖的工作范围是：“边区内部：除了非党干部及参加政权组织的党外人士的工作由组织部管理外，其他的社会上绅士名流、国民党员、会帮人士等工作由统战部管理之”；“边区外部：一切友军友党友政府、友区士绅名流、友区各界之统战工作均归统战部管理”。“各分区、县统战部对友区统战工作之管理，应分为直接管理和间接管理”，其中，直接管理：由党的组织系统及关系所进行的统战工作，均由统战部直接管理之；间接管理：即以组织推动及经过边区军政民学及地方名流士绅去进行，友区工作一般的由我军政治部之联络科(股或干事)进行，友军政府工作由我各级政府设法进行，友区绅士名流工作由我边区绅士名流进行，友区来往商人的工作由我区税收贸易机关进行，一般交际联络工作则由我军政机关负责进行。但统战部与上述各方面取得密切联系，听取其报告，了解其情况，总结其经验，并随时予以指示(必要时得由统战部召集上述各方的统战工作联席会议)。统战部的具体业务是：“了解情况：即调查和研究各个统战之具体对象”、“掌握政策：即经常总结党政军民各方面所进行的统战工作之具体状况，研究其经验教训，作为以后工作之方针”、“组织领导：即与有关各方建立各种纵横关系，并指示帮助督促与检查其工作”。“各分委、县委统战部，应在常委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定期向常委报告；常委应经常检查与帮助统战工作，并及时给予指示”。“统战部人员之配比[备]，以熟悉友区工作情形并有相当社会经验及文化水平同志为适宜，其人数及分工须视工作需要决定。而统战部工作人员应尽量参加边区内部各种动员工作，以便能经常的有计划的加强对统战工作之研究与领导”。“怜[邻]区秘密党的工作，其政策与方针应由各分委、县委之常委决定，而其执行之经常工作则由统战部管理之，与统战部设立邻区工作科(或干事)，科长应由统战部长兼任；一般秘密工作，不应提到统战部讨论，应由统战部长或邻区工作科直接处理。”(23)
根据1942年9月15日《西北局办公室制各分区县党政机关负责任人登记表》，西北局下属的延安县委、延安市委、延长县委、延川县委、鄜县县委、甘泉县委、安塞县委、统战部长、志丹县委、绥德县委、清涧县委、吴堡县委、葭县县委、绥德市委、西川县委、华池县委、曲子县委、三边分区分委兼定边县委、吴旗县委统战部部长不明或空缺；固临县委统战部部长罗铭，子长县委统战部部长刘伟民，靖边县委统战部部长陈宏，绥德分委统战部部长黄植，米脂县委统战部部长为失侠夫(24)、副部长杨思义，陇东分区分委统战部部长朱敏，庆阳县委统战部部长杨福祥，合水县委统战部部长张彦傅，镇原县委统战部部长李天民，环县县委统战部部长李子木，关中分区分委统战部部长梁明德，新正县委统战部部长郭庭藩，淳耀县委统战部部长姚鹏飞，同宜耀县县委统战部部长金山，新宁县委统战部部长韩学英，赤水县委统战部长白天民，盐池县委统战部部长贺广宽，神府县委统战部部长高仰贤。(25)
(二)边区中央局、西北局统战机构的职能
1．调查和研究各党派各友军的情况
调查和研究各党派各友军的情况是边区中央局、西北局统战机构的主要工作之一，从1937年到1945年发布的相关重要文件有：1937年《陕甘宁边区党委统战部关于剿匪中统一战线工作原则问题的指示》，1939年《陕甘宁边区党委统战部通知——搜集顽固分子破坏统一战线的材料予以揭露》，1940年12月9日《边区中央局统战部关于搜集调查友方有关情况的通知》，1941年3月《边区中央局统战部复关中分区统战部函——应密切注视顽方军事行动并随时具报》，1940年12月2日《边区中央局统战部要求速送一九四〇年统战工作总结报告的通知》等。其中，《边区中央局统战部关于搜集调查友方有关情况的通知》指出：“为了了解友方内部情况，及其动向与对我破坏活动方法起见，以后各地必须切实认真的搜集调查”。“友方党政军民内部之组织及其人员相互关系(党派斗争与矛盾)”，“友方保甲、社训队、义状队的组织条例及其法令”，“友方党政军机关负责人之反共演讲训词及反共文件、密令、标语、传单、书告(报)等”，“对我破坏搔扰之具体事实(何部何属何时何地详细写明)”，“对我党报文章及边区之大工作(如征救、扩兵等)之反映观感及造谣”等，并强调“此种材料，随时搜集，随时报来(原文)，不可搁置起来或撕毁损失”(26)。《边区中央局统战部复关中分区统战部函——应密切注视顽方军事行动并随时具报》指出：“我们不特要XX注意顽方军事调动与布置，而且要加紧准备迎头痛击的战斗与统战工作相配合。”(27)《边区中央局统战部要求速送一九四〇年统战工作总结报告的通知》，要求下属各级统战部与12月25日前提交的1940年统战工作总结报告应该写清“友军、友党及社会一般的调查”等情况(28)。
1941年6月13日中央统战部、军委总政治部发布《中央统战部、军委总政治部关于陕甘宁边区党、留守兵团与友军交朋友工作经验的通报》，充分肯定了陕甘宁边区党委、留守兵团与友军“交朋友”这一统战工作方式方法，并将其作为经验向全党全军介绍。(29)
2．贯彻落实“三三制”中有关统一战线政策
落实“三三制”中有关统一战线政策，陕甘宁边区统战机构在落实“三三制”中有关统一战线政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执行了有团结有斗争的革命政策，才克服投降主义，渡过困难年月和三次反共高潮，并建设和发展了边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把边区建设成团结、抗战、民主的坚强堡垒，为推动全国进步，准备反攻，奠定了稳固的基石”。(30)
1941年4月14日，《边区中央局统战部给各分区、县统战部关于选举的通知》(第3号)要求各分区、县统战部注意各级参议会选举运动中：“在选举中各阶层的所持的态度与情绪”、“各阶层的代表人物是些什么人，姓名、年龄、职别、政治背景及主张、地方信仰、社会关系、言论及提案”、“在参(议)会中有些什么问题的争论”、“对我党及某些党员有什么意见”、“党在选举及参议会中领导的方式方法，开会布置的具体情形如何”、“党在选举运动中所提的竞选政纲是那些内容”、“党在参议会中如何具体执行中央决定的各种政策，有什么反映”等(31)。1941年5月22日，边区中央局统战部要求：“这时候，我们的工作应一刻不放松的加强警戒，提高自己的警觉性，并进行交朋友工作”，“边中局‘五一’发布之施政纲领，这是统战政策具体实施的工具，我们每一干部应组织深入的研究，把它在实际工作中彻底运用起来”，“在这次选举工作中所得的具体材料，请根据我们通知多写些报告。”(32)1941年《西北局关于两年来统战工作的直接及今后意见》指出，西北局在统一战线中的任务之一就是“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建立‘三三制’”，两年来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取得的成绩之一就是“取得了边区二十三县的实际领导，建立了抗日模范的统一战线政策——‘三三制’政权(绥德、陇东、鄜县等县)”。(33)
3．管理非党干部
截至1942年底，陕甘宁边区非党人士担任边区政府副主席、厅长、县长、科长及乡以上各级行政机关干部3592人。(34)这批非党干部除由陕甘宁边区政府相关部门管理外，西北局统战部门也承担部分管理职能。1941年5月19日，西北局统战部组织部发出《关于设立管理非党干部工作干事的问题》的联合通知，指出“根据中央组织部与中央统战部去年七月的共同决定”，“应设一管理非党干部工作的干事”，尤其是实行“三三制”的时候，“议会、政府□□□文化民众团体与财政经济机关等，非党干部一定要加多，党各机关、学校、团体等党支部必须设立非党干事，来开展对非党人士的工作”。其中，“中央直属机关、学校非党干部统归中央统战部直接管理”，“军政系统的非党干部统归总政联络部管理”。非党干部干事的任务是：“注意及督促党员对非党员关系的改善”、“经常倾听与征求非党干部的意见”、“积累与总结非党干部之工作经验”；工作性质是“积极的争取与组织非党干部参加抗战建国事业”、“反映非党干部的意见”；应注意的问题是：“延安各机关支部之非党干部姓名及现任□□□□□管理机关，转报中央统战部”，“各分区、县之非党干部应报边中局统战部”，“各分区、县统战部应一半月检查非党干部干事工作一次”。(35)6月10日《西北局统战部通知》要求各统战部门“根据五月十九〔日〕的联合通知，在有非党干部机关支部中建立非党干事，并每月向上级报告工作情形”。(36)
4．调查、研究、管理少数民族工作
1942年9月22日《西北局统战部关于地委及县委统战部业务(草稿)》规定：地委统战部为地委组成部门之一，总的业务之一就是“管理少数民族工作”，下设少数民族科(按工作需要设科或干事，或则不设)，设科长一人，科员一人至二人，其业务是“调查与研究边区内外少数民族一般情况，并执行党对少数民族的政策”、“研究与布置党在少数民族的工作，并随时总结其经验”、“负责审查、培养少数民族工作干部”、“与所属区内少数民族团体(回协、蒙古文化促进会、政府民族事务科等)取得密切联系，并指导其工作”。在便捷各县均设统战部，其业务之一是：“在某些地区受地委特别委托，得管理邻区党的工作及少数民族工作”。(37)1942年8月31日，西北局统战部部务会议决定的《西北局统战部九月份中心工作计划》指出：关于少数民族工作，应完成“伊盟蒙古工作总结。应根据本月研究及起草之文件，重新讨论一次，并最后修改写成，交常委审查(于九月第一周)”；“伊盟目前情况及政策。根据蒙人某所供材料及本次所谈要点，写成书面材料，交常委讨论(由赵通儒负责于九月第一周完成)”；“研究讨论一次少数民族干部政策问题，由赵通儒负责搜集资料，并报告之(九月第三周讨论)”。(38)如，为了开展宁夏、伊盟地区的少数民族工作，中共中央指示在定边成立中共三边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现时国家民委的最早前身)，李维汉任主任(后改称书记，由高岗担任)，下设回民工作部(驻盐池，部长杨一木)、蒙民工作部(驻定边，部长高岗)，工作人员有秦力生、刘长胜、霍适德等。三边少委一成立，就配合三边特委白区工作部及定边、盐池两县县委，积极开展回民与蒙民的统战工作。三边少委还特别注意对蒙族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在定边专门设立了蒙民招待所(后改称三边交际处)，主要接待蒙族上层人物。(39)
(三)边区中央局、西北局统战机构的运作
1．边区中央局、西北局统战机构的经费运作
根据1942年8月16日《西北局统战部关于对外工作经费问题的决定》(初稿)规定，“鉴于过去因经费缺乏，致使对外工作颇受影响”，西北局统战部在下拨经费之外，决定拨对外工作专款，此款“须全部用于对外工作之必需场合”，“本经费之使用，均须经各该机关或部门会议决定或主要负责人签字”，而且“本部发给各对外工作机关或部门以一定数量之经费，做为该地区对外工作之基金，此基金不得支用”，并说明“各处在工作上如遇有特殊重大用费而本身无力担负时，说明理由，经本部考虑允许后，可酌情补助之”。对外工作专款之具体使用比例为国区党的工作费用33％、调查工作费用17％、友军工作费用33％、统战工作费用8％、少数民族工作费用9％(如无少数民族工作，即做为统战费或调查费用)。《决定》还规定，“本部设财经委员会，负责管理此项经费之经营。各对外工作机关或部门亦应设生产科或干事，负责管理本部发给经费之经营。在经营事业上彼此应发生一定之联系，以收统筹互助之效”；“各对外工作机构或部门应指定专人，以所得基金从事生产，以生产所得利息适用于各种对外活动费用，并应争取对外工作经费走上自给自足之途”。《决定》还要求各对外工作机构或部门应将此项经费之管理视为极其重要之工作，并指定负责人之一经常注意与管理之。(40)根据1941年1月9日《边区中央局统战部给罗世英的信》(复字第6号)，“统战经费每月已批准二十大洋，可要真正用在开展对外统战工作上，而不可随便挪用在其他方面”。(41)
2．边区中央局、西北局统战部门下属统战机构的运作
边区中央局、西北局统战部门下属统战机构也为统一战线工作做了大量工作。如，1937年10月成立的中共关中地委先后由欧阳钦、汪锋、孙作宾、吕剑人、董实丰任统战部长，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下，其统战工作既不同于抗日民主根据地内部的统战工作，也不同于统一战线区域内的统战工作，国民党顽固派称之为“囊型地带”，犹如插入国民党统治区心脏的一把尖刀，在建立和加强统战机构，确立统战工作方针和内容方面取得的成绩尤为显著。关中地委领导和统战部长都亲自抓统战工作，撰写的统战理论文稿有《关于目前组织统一战线的一些问题》、《一年来陕西党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总结及目前工作方针》、《1938年上半年党在统一战线与群众运动工作的总结》、《集中力量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张德生《在中共关中地委统战部部务会议与各县统战部长联席会议上的结论报告》。在充实统战工作机构问题方面，这些文稿指出，县统战部必要时增加两个干事，再必要时，可组织工作委员会，在边区可组织几个流亡县委。各边境县设统战干事，组织领导该区一切统战工作，乡设不脱离生产的统战小组，调研敌、我、友的关系，组织选择有社会关系的人员开展统战工作。文稿还指出，分委要求统战部机关一律以外边工作为主，统战部应纠正过去单刀匹马的孤立主义，号召全党帮助统战工作。这是关中分委及其统战部门统战工作的成功经验。(42)
1942年2月，三边分委统战部根据三边党政军委员会之意见组织了三边统战委员会，主要负责人为三边统战部长梁明德。三边统战委员会成立后，先后发布《三边党政军委员会关于加强统战工作意见书》、《统战委员会组织系统表》、三边分委统战部《关于成立三边统战委员会及盐池分会的报告书》、《工作简章》等。
① 王健英《中共中央机关历史演变考实》(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366页。
② 王健英《中共中央机关历史演变考实》(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398页。
③ 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三卷(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87页。
④ 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三卷(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87页。
⑤ 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三卷(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89页。
⑥ 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三卷(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89页。
⑦ 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三卷(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93页。
⑧ 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一九四二年)，中共陕西省委党校印刷厂1994年版，第176页。
⑨ 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一九四五年)，中共陕西省委党校印刷厂1994年版，第84页。
⑩ 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文件汇集》(一九四〇年～一九四一年)，1994年版，第26页。
(11) 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一九四三年)：二，中共陕西省委党校印刷厂1994年版，第76页。
(12) 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一九四三年)：二，中共陕西省委党校印刷厂1994年版，第83页。
(13) 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三卷(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94页。
(14) 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三卷(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89页。
(15) 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一九四一年)，中共陕西省委党校印刷厂1994，第299页。
(16) 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一九四一年)，中共陕西省委党校印刷厂1994年版，第115～116页。
(17) 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一九四一年)，中共陕西省委党校印刷厂1994年版，第299～230页。
(18) 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三卷(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97～98页。
(19) 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一九四三年)：二，中共陕西省委党校印刷厂1994年版，第49～54页。
(20) 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文件汇集》(一九三七年～一九三九年)，中共陕西省委党校印刷厂1994年版，第145页。
(21) 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一九四一年)，中共陕西省委党校印刷厂1994年版，第342页。
(22) 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一九四一年)，中共陕西省委党校印刷厂1994年版，第237～239页。
(23) 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一九四一年)，中共陕西省委党校印刷厂1994年版，第237～239页。
(24) 原文如此，应为朱侠夫——笔者注。
(25) 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一九四二年)，中共陕西省委党校印刷厂1994年版，第191～226页。
(26) 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文件汇集》(一九四〇年～一九四一年)，中共陕西省委党校印刷厂1994年版，第210页。
(27) 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文件汇集》(一九四〇年～一九四一年)，中共陕西省委党校印刷厂1994年版，第336页。
(28) 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文件汇集》(一九四〇年～一九四一年)，中共陕西省委党校印刷厂1994年版，第208页。
(29)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文献选编》第三卷(下)，2005年版，第375～376页。
(30) 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一九四三年)：二，中共陕西省委党校印刷厂1994年版，第83页。
(31) 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文件汇集》(一九四〇年～一九四一年)，中共陕西省委党校印刷厂1994年版，第346页。
(32) 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文件汇集》(一九四〇年～一九四一年)，中共陕西省委党校印刷厂1994年版，第336页。
(33) 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一九四一年)，中共陕西省委党校印刷厂1994年版，第322页。
(34) 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三卷(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103～104页。
(35) 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一九四一年)，中共陕西省委党校印刷厂1994年版，第9～10页。
(36) 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一九四一年)，中共陕西省委党校印刷厂1994年版，第86页。
(37) 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一九四二年)，中共陕西省委党校印刷厂1994年版，第232～234页。
(38) 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一九四二年)，中共陕西省委党校印刷厂1994年版，第186～187页。
(39) 师锐、李忠全《延安时期统一战线问题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2～163页。
(40) 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一九四二年)，中共陕西省委党校印刷厂1994年版，第180～181页。
(41) 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文件汇集》(一九四〇年～一九四一年)，1994年版，第275页。
(42) 师锐、李忠全《延安时期统一战线问题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6～187页。
延安时期统一战线研究/中共延安市委统战部组编.-北京:华文出版社，2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