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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统一战线与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
中共延安市委统战部组编
四、陕甘宁边区的移民工作
抗战时期，我国的人口流动异常活跃，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上规模空前的移民潮。陕甘宁边区党和政府本着巩固和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高度重视移民工作，采取了富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积极组织和妥善安置移民，充分发挥了移民在抗战和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取得了巨大的成效。
(一)陕甘宁边区移民的来源与规模
1．移民的来源
陕甘宁边区的移民主要有三大来源。一是境内的移民。即边区境内从地少人多的地区迁入地多人少的地区的移民，如从地少人多的绥德分区迁入地多人少的陇东、关中、延属、三边分区的移民，1942年约为1483人；1943年约为4961人。①二是沦陷区的移民。即因不堪敌人压迫而逃入边区的移民。如1943年逃入边区的河南沦陷区移民约900余人，逃入定边的山东、河北等沦陷区移民约130人；1944年逃入吴堡的山西沦陷区移民约2567人。②三是国统区的移民。即因生活困难，或因天灾及其他原因无法在国统区生活而自愿迁入边区的移民。如1943年迁入边区的国统区移民，陕西约6000余人；甘肃约1500余人；宁夏约1000余人。③
2．移民的规模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移民的规模是十分惊人的。从全区看，抗战期间，先后约有289180人移入边区(见表6—2)，占当时边区总人口(约143万人)的20％。从分区看，1940年接收移民最多的是延属分区，占90％，其次是陇东分区。1943年接收移民数量从多到少依次是关中分区、延属分区、三边分区和陇东分区。其中关中分区接收了46.6％，延属分区接收了40.4％，三边分区接收了7.3％，陇东分区接收了5.7％(见表6—3)。从县域看，移民规模最大的当属延安县。如1937年，延安的人口为7703户，33705人，1942年增加到16446户，64292人。全县5年新增8473户，其中8009户是移民，占新增户的91.6％；新增人口31587人，其中29704人是移民，占新增人口的94.3％。④
(二)陕甘宁边区的移民政策
为了做好移民工作，陕甘宁边区分别于1940年3月、1941年4月、1942年2月、1942年12月、1943年3月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政府优待外来难民和贫民之决定》、《优待难民办法》、《陕甘宁边区优待移民实施办法》、《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安置难民的通令》和《陕甘宁边区优待移民难民垦荒条例》等多部政策性法规，制定了富有针对性的移民政策。
1．鼓励迁移的政策
为了缓减粮食短缺的困难局面，从1938年特别是1941年开始，边区发起了大规模的开荒运动，并实行了鼓励人多地少的农民往地广人稀的地方开垦荒地的移民计划，以应对边区农业劳动力和耕地面积短缺的窘境。例如陇东分区规定：凡愿意到移民区从事生产的移民，均由移民站发放证明书以及路费和口粮；迁移途中各地提供住宿、茶水等方便条件，特殊困难者，按站替接转运。边区政府规定：对于因家庭困难，缺乏迁移费的移民，政府视路途远近、人口多少，予以每户30元至200元的路费，移民的农具、家具、妇女、小孩，因无牲口而不能迁移者，应就地动员牲口给予帮助。
2．检查登记的政策
《陕甘宁边区优待移民难民垦荒条例》规定：各县政府对于移居在该县的移民，无论该移民是否申请登记，均加以检查登记；各县区政府，应该经常检查移民工作，督促各乡政府经常派人按户检查本乡移民移入后的生活情况，如有困难应立即设法解决。
3．妥善安置的政策
《陕甘宁边区优待移民实施办法》要求专门划定移民开垦区，建立移民接待站，指派专人负责移民工作。如第3条规定：“延安县、甘泉县、华池县、志丹县、靖边县、鄜县、曲子县”为移民开垦区；第4条规定“绥德专员公署、陇东专员公署、安定县政府、靖边县政府、关中专员公署、鄜县县政府”设立移民接待站，并要求各分区、县、村也要指派专人负责移民的生活和生产工作。
4．实行优待的政策
《陕甘宁边区优待移民难民垦荒条例》规定，所有移难民凡从事垦荒者均享受下列优待：甲、经移难民自力开垦或雇人开垦之公荒，其土地所有权概归移民或难民，并由县政府发给登记证，此项开垦之公荒三年免收公粮；经开垦之私荒，依照地权条例，三年免纳地租，三年后依照租佃条例办理，地主不得任意收回土地。乙、移居垦区之移民难民，如因种菜或种料需少许熟地，得呈请区乡政府视可能情况，酌于调剂。丙、移民难民无力自行打窑洞，或者未打好窑洞之前，得由县政府就当地公私窑洞或房屋予以调剂暂住。丁、凡移难民无力购买耕牛、农具、籽种，或缺乏粮食者，由县政府呈请边区政府优先以农贷帮助。如农贷尚不足需要时，得由乡政府帮助老户借贷，或发动老户互助解决。戍、移难民自移入边区耕种之日起，对于运输公盐、公粮、修路等义务劳动，第一年全免，第二、第三年仍然生活困难，亦全免。⑤《条例》同时规定移民在政治上同边区老户享有同样的权利。此外，对不愿意垦荒或从事农业生产的移民，边区政府也提供优惠政策，鼓励他们从事商业、小手工业和其他活动。“在未得到职业之前，如因困难，不能维持生活者，得请求县市政府酌量予以救济”。“难民有病确实无力医治者，得受公共免费医疗之优待”⑥
(三)陕甘宁边区移民工作的效应
陕甘宁边区的移民工作成效显著，影响巨大，带来了一系列积极的效应。
1．民生效应
陕甘宁边区移民中的绝大部分不是生活无着的难民，就是一贫如洗的贫民，民生问题特别突出。陕甘宁边区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移民的民生问题，通过采取富有针对性的移民政策和措施，很快解决了移民的生计问题，带来了显著的民生效应。许多移民进入边区后，“第一年，一面开荒，一面种庄稼或打短工，卖柴，作手艺；第二年，就可以添置农具，喂牲畜，完全自己耕种，不再打短工；第三年，就可以安牛犋，大量生产。从生活方面来看：第一年，一半靠借粮，一半靠自己劳动所得；第二年，只需少数赈济粮，大多数可自给，第三年就完全可以自给自足。”⑦移民们都说，“多亏政府的帮助，我们的生活好像上了天堂”。⑧
2．经济效应
进入边区的移民有三分之一是劳动力，因此，很好地弥补了陕甘宁边区劳动力的严重不足。大量新增劳动力和当地闲置的自然资源特别是土地资源相结合以后，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应。据统计，1938年至1942年，边区5年扩大耕地面积240万亩，其中200万亩是由移民开荒增加的。1943年增产细粮8万石，其中60％是由移民带来的。⑨
移民不仅对边区的农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也间接促进了边区工业、商业的发展。进入边区的移民，除了多数是农民外，也行少数是手工业者、工人、商人、知识分子和学生。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知识、技术和手艺，帮助边区建立了工厂，解决了工业上的技术难题，促进了边区工业的发展，特别是手工业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边区工业品的供给。尤其是大量移民的集聚，带来了巨大的购买力和商机，使边区的许多地方是现出人丁兴旺、市场繁荣的景象。⑩如关中马栏镇，1940年仅有出售粗布、火柴等简单日用必需品的小店铺9家，由于河南、关中移民的大量移入，人口由1940年的500户，增加到1943年的1200多户，公私商店增加到18家，仅马栏合作社一家，每日销货就在万元以上，由于商贸繁盛，从1943年10月起该镇还建立起了逢四逢十的集期。(11)
3．社会效应
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人口迁移是有着重要的社会效应的。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卓有成效的移民工作就带来了重大的社会效应。因为迁入陕甘宁边区的移民来自全国各地，他们籍贯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习俗不同，语言不同，技艺不同。边区卓有成效的移民工作促进了这些在诸多方面均有不同的移民与当地居民的融合与相处，促进了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碰撞与交流，促进了移民与移民之间、移民与当地居民之间的相互学习与取长补短。这不仅增进了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各地人之间的团结，也使移民与当地居民摒弃了各自民族和各个地方落后的思想观念与文化习俗，形成了新的、进步的思想观念与文化习俗，并促进了语言的进步和普通话的推广。正如陈百孚在《中日战争之影响》一文中谈到移民迁徙时指出，“他们与本地人之间往往发生极亲密的关系。他们学习本地语言，他们使用本地的劳动力，他们消费本地的物产，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有时甚至和本地人建立了婚姻关系。反之，外来的医生、律师、工程师、教员，以及工匠人等，也替本地人尽心服务，可见人口大量移植的结果，是对于双方都有利的。”(12)
4．统战效应
陕甘宁边区的移民问题是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背景下发生的。从边区主动吸引移民到边区地多人少地区垦荒看，其主要动因之一，就是随着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阵营的壮大，边区遭遇了越来越严重的粮食危机。因此，主动吸引移民到边区垦荒，从目的上看正是为了应对边区的粮食危机，增强共产党领导的、日益壮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经济基础。从边区采取强有力措施妥善安置由沦陷区、国统区逃来的移难民看，其动因不仅是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政党性质使然，而且是共产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移难民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性，包括移难民的积极性，形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抗日理念使然。从移民工作的效果看，由于边区党和政府制定了优待移民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并在移民工作中注意协调土著居户与移民、军队与移民、干部与移民的关系，因此，不仅维持了包括移民聚居区在内的边区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而且使移民深切地感到“根据地是另外一个世界”，因而发自内心的拥护和赞扬共产党、八路军和边区政府：“共产党对咱这样好，叫咱八辈子也忘不了!”“咱边区政府真是人民的好政府!”(13)“想不到天下还有这样好的当兵的和当官的。”(14)金杯银杯不如群众的口碑，移民朴实真诚的话语，在全国各地到处流传，大大提高了共产党、八路军和边区政府的威信，对壮大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力量，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乃至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发挥了重大的政治作用。这一切足以说明，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移民工作是有着巨大的统战效应的。
①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农业》第2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44页。
②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人民生活》第9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00页；《解放日报》1943年8月1日。
③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农业》第2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46～647页。
④ 黄正林《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社会变迁》，《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3期。
⑤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农业》第2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36页。
⑥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4卷，中国社会出版社1984年版，第200～201页。
⑦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农业》，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48页。
⑧ 华醒《怎样使难民安居乐业》，《群众》第9卷第1期。
⑨ 马雅红《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难民乡问题初探》，《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⑩ 严艳、吴宏岐《陕甘宁边区移民的来源与安置》，《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第4期。
(11)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人民生活》，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2页。
(12) 陈百孚《中日战争之影响》，《时事类编》第48～49期合刊，第28页。
(13) 高冬梅《陕甘宁边区难民救济问题初探》，《河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14) 白蕾《移民难民的乐园》，《群众》第9卷第17期。
延安时期统一战线研究/中共延安市委统战部组编.-北京:华文出版社，2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