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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统一战线与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事业
中共延安市委统战部组编
文化教育事业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教育事业的主力军是知识分子，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是党的统一战线策略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由于党的统一战线策略的全面实施，吸引了大批爱国知识分子奔赴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提高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同时也为广大知识分子施展才华展示了广阔的舞台，有力地促进了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可以说，统一战线对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有着基础性的推动作用和保障作用，没有统一战线就没有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与成就，也就没有革命带来的胜利。
一、统一战线与知识分子政策
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指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主要以创造、积累、传播、管理及应用科学文化知识为职业的脑力劳动者，分布在科学研究、教育、工程技术、文化、艺术、医疗卫生等领域。在特殊意义上讲，知识分子是以独立身份，借助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有社会参与意识的文化人。基于知识分子的概念、内涵和处延，他们是社会的精英和先进分子。正如毛泽东所明确指出的那样：“在长期的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①因此，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后，首先就是敞开胸怀，大力吸收知识分子。
(一)大力吸收知识分子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知识分子问题是统一战线一个重大问题。能不能依据党的统一战线策略制定和执行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参加党和革命工作，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是关系统一战线巩固和革命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在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方面，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
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不同阶段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多次强调知识分子在中国民主革命特殊作用，特别是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一二九运动爆发后，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称赞知识分子是“民族解放斗争的先锋”。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深化了知识分子先锋队的思想。1939年5月，在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的演讲中，毛泽东指出：中国青年“起了某种先锋队的作用，这是全国除开顽固分子以外，一切的人都承认的”。②之后，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再次强调：“他们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和桥梁的作用，……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③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认识到知识分子是革命的先锋和桥梁，“没有革命的知识分子革命不能胜利”，“工农没有革命的知识分子帮忙，不会提高自己，工作没有知识分子，不能治国、治党、治军”。④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大量吸引知识分子》的决议中明确强调：“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⑤并指出：“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时期，许多地方许多军队对于知识分子的不正确态度，今后决不应重复；而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的造成，也决不能离开利用社会原有知识分子的帮助。中央盼望各级党委和全党同志，严重地注意这个问题。”⑥
1939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宣传工作的指示》，特别强调：“估计到中国文化运动(文化运动在内)在革命中的重要性，各级宣传部必须经常注意对于文化运动的领导，积极参加各方面的文化运动……在必要时，可吸收一部分文化工作的同志，在党区委、省委以上的宣传部下组织文化工作委员会。”⑦
1939年6月25日，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和培养新干部问题的训令》明确指出，由于工作开展，老干部不足，吸引革命知识分子参加军队工作，成为目前干部政策上一个重要任务。
1940年10月10日，中央宣传部、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联合发出《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文化人与文化人团体的指示》，指出“应该重视文化人，纠正党内一部分同志轻视、厌恶、猜疑文化人的落后心理”。“应该用一切方法在精神上、物质上保障文化人写作的必要条件，使他们的才力能够充分的使用，使他们写作的积极性能够最大的发挥”。“应该在实际上保证他们写作的充分自由。”要求并希望各抗日根据地设法致力于收集大批文化人，使他们安心工作，求得自己进步，使根据地成为文化人施展天才的场所。在此前后，延安和各根据地及有关部门相继作出宽松、自由的文化工作政策。从思想上、组织上、物质上、政策上为文化人致力于文化工作和文化创新提供了保障。尤其在生活上，当时延安一般文化人的物质待遇远在大多数党政军干部之上。
1940年12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信《论政策》中，更加明确地指出：“应容许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教育家、文化人、记者、技术专家来根据地和我们合作，办学、办报、做事。应吸收一切较有抗日积极性的知识分子进入我们办的学校，加以短期训练，令其参加军队工作，政府工作和社会工作；应放手地任用和放手地提拔他们。不要畏手畏尾，惧怕反动分子混进来。这样的分子不可避免地要混进一些来，在学习中，在工作中，再加洗刷不迟。”⑧陕甘宁边区能够成为指导民族抗战的中心，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吸收知识分子的政策，这种政策召唤全国各地各类知识分子冲破重重封锁，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到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工作学习，知识分子成为教育和培养干部的中坚、新文化的开创者。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实施抗日民主政治，制定了大力吸引知识分子的政策，使陕甘宁边区成为中国抗日的民主“圣地”，吸引了着成千上万的爱国知识分子，怀着抗日救国的满腔热忱和寻求革命真理的渴望，潮水般地涌进延安。
著名诗人柯仲平于1939年写了一首题为《延安与青年》的诗歌来表述为什么大量热血青年奔赴延安参加革命：“青年，中国青年，吃的小米饭，延安穿的麻草鞋，为什么你要爱延安?青年回答：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遇上‘九妖十八怪’，只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饭，不能到前方抗战，只怕取不上延安的经典，不能变成最革命的青年”。“割掉皮肉还有筋，打断骨头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爬到延安城。”这些诗句是当时各地热血青年克服千难万险奔赴延安的真实写照。
毕业于武汉大学，延安时期曾担任过自然科学院教务处长，延安中央大礼堂和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大楼的主要设计者杨作材曾回忆道：“当时有大批的知识分子从全国各地涌到边区，特别是在双十二事变以后，一直到‘七七’事变以前，已经陆陆续续地到达边区。1938年上半年一直到秋天可以说是一个高潮。那时的国民党对这一情况并未引起注意，所以对边区也没有产生什么阻碍，象1938年夏秋之间奔赴延安的有志之士可以说是摩肩接踵，络绎不绝的。每天都有百八十人到达延安。我本人就是在1938年的春天，从广西桂林、经过武汉，由武汉办事处董老开介绍信，陈家康同志介绍我到延安的。我是经过郑州到西安，然后从西安步行到延安，记得在路上走了十一天，除了下雨天不能走路之外，每天差不多要走90里到110里的路程，才能走到一个可以落脚的地方。在赴延安的这些人员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知识分子，从国内外的大学生毕业生到高中、初中甚至小学毕业的学生都有。这一批学生当时就构成了边区工作的知识分子队伍。”⑨据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统计，1938年5月至8月，经该处介绍赴延安的知识青年有2288人⑩；全年总计有1万多名青年从这里获准去延安(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内文字介绍)。1940年2月5日，陕甘宁边区科技人员大会召开，“有理、工、农、医等高、中级科技人员三四百人参加”。1942年5月23日，延安文艺座谈会结束时参加合影人数为104人，其中文艺工作者为97人。截止1942年，全边区中等学校学生人数1828人，高等教育共培养造就2万多各类人才(11)。在1943年12月底，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任弼时发言时说，“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4万余人，就文化程度言，初中以上71％(其中高中以上19％，高中21％，初巾31％)，初中以下约30％”(12)。按此推算，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约7600人。1944年春毛泽东说“延安有六七千知识分子”(13)。所以，综合以上说法，按不同层次计算：延安(含陕甘宁边区)共有各类知识文化人约4万人，其中高等教育程度近万人，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分子百余人。(14)。
这些奔赴延安的知识分子是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繁荣的人才基础，是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事业的主力军，也是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统一战线知识分子工作方面的主要对象。
(二)“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
1．团结优待知识分子
团结和优待知识分子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有关知识分子政策的出发点，这是由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中的性质和特点所决定的，也是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在理论认识上的逻辑必然。1942年9月17日，八路军总政治部发布的《关于对待部队中知识分子干部问题的指示》中，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可概括为三个字“容、化、用”，即：容，争取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队伍；化，转变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用，正确地分配他们的工作。其中“容”和“用”就是团结的问题。在团结和优待知识分子方面，陕甘宁边区党和政府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政治上高度关心知识分子。这是团结和优待的前提，首先明确知识分子奔赴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是为了抗日救国，是为了追求民主，是为了革命。无论是党中央还是陕甘宁边区的党组织和政府在这一点上认识是一致的。因此，就能够敞开胸怀，满腔热情地欢迎知识分子，并在政治上给予积极的肯定。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以及陕甘宁边区党政军负责人，经常挤出时间接见看望来延安的知识分子中的代表性人物，了解他们来边区的情况，征求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满腔热情地激励他们为边区的建设事业和中国的革命事业做出贡献。这种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不仅对奔赴延安的知识分子是一种鼓励和鞭策，对于其他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党员领导干部更是教育和引导，从而形成一种尊重知识分子，信任知识分子的良好氛围。
政治上的信任和关心，不仅仅体现在态度上，更要体现在实际工作中上。因此，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根据来自各地的爱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的特长和志愿，及时安排他们进入不同类型的干部学校去接受培训，对他们进行马列主义和革命理论教育；对有各种技术专长的知识分子，党政军务机关、各群众团体、工厂、学校等单位，积极吸收他们参加各项工作并作为技术骨干；为帮助他们早日加入中共党组织，陕甘宁边区党委专门作出规定指出：不论在军队中、政府中、救亡团体中、文化运动中，凡是无党无派的、真正为国家民族奋斗的，政治纯洁、能吃苦耐劳、有共产主义觉悟的，愿意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而奋斗到底的知识分子，我们均应大量地吸收他们入党。在陕甘宁边区党委关怀下，各级党组织都注意吸收具备入党条件的知识分子到党内来。以抗大第四期为例：这一期于1938年4月开学，8～12月分批毕业，共招收学员5562人，知识分子4655人中原有党员530人，至毕业时党员增加到3340人，占知识分子总数的70％。由此可见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党委在政治上非常关心知识分子的成长。
与此同时，在彻底实行了民主政治的陕甘宁边区，给予知识分子以高度信任，使他们充分享有民主权利。1941年10月，边区经二届参议会选举和聘请的仅自然科学研究会的参议员就有：赵一峰(边区政府建设厅工工业局局长)、鲁之俊(国际和平医院院长)、巴苏华(印度援华医疗队医生)、翁远(八路军制药厂主任)、何穆(中央医院肺科专家)、金茂岳(中央医院妇科主任)：文化教育、社会科学界等也都有代表参加会议。陕甘宁边区党和政府在政治上对知识分子真正做到了一视同仁。由于政策正确，知识分子人人心情舒畅，对党更加信赖，从而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对边区各项建设事业作出了显著贡献。
第二，工作上大胆使用知识分子。陕甘宁边区地处偏僻的山区，虽然在抗日战争时期实现了政治上的高度民主，但经济、文化、教育事业仍然很落后。要把边区建设成为全国模范的根据地，急需各种科学技术人才，在积极培养的同时，必须大胆放手使用已有的知识分子，充分发挥他们的各种专长。为此，1942年7月1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提出对于军事家、工程师、技师、医生等各种人才，一律以他们的专门学识为标准，给以充分的负责工作，如工厂厂长，医院院长等等，而不是以他们的政治认识为标准。对他们应有充分的信任。并指出要尊重边区各类有专长的知识分子的工作经验，提高其威信，不论在行政上或技术上大胆地提拔他们做负责工作。
在贯彻上述政策过程中，陕甘宁边区政府完全以专家们的学识为标准，大胆使用了一批有专长的知识分子担任专业技术岗位的各级领导工作，真正做到了人尽其才。陕甘宁边区建设厅在1942年整编后，就从各方面选拔了有专长的知识分子担任科长或局长。水利工程师丁仲文，先任建设厅科长，后任该厅交通运输局局长；农艺专家陈凌风担任了该厅农业局局长；北大农学院毕业的李世俊被调任建设厅技术室主任；具有专长的赵一峰调任建设厅工业局局长；自然科学院教育处长屈伯川调任该厅工业局副局长；农科专家乐天宇任该厅林业局局长。
陕甘宁边区各医院、疗养院、制药厂等医药卫生事业单位，也分别选拔具有专长和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工程师担任领导职务；傅连章一到延安就被任命为边区医院院长，负责该院筹建工作，后又任中央卫生处处长；肺科专家何穆，留法回国后到延安，担任中央医院副院长；名医金茂岳是妇产科专家，任中央医院妇产科主任；儿科专家侯建存任中央医院小儿科主任；内科专家魏一斋担任延安学生疗养院院长；梁金生是一位具有专长的华侨，他来延安后任边区制药厂厂长。傅(连章)、何(穆)、金(茂岳)、侯(建存)时为中央医院四大名医，在全国都享有盛名。
还有一批工程技术人才，他们多数是非党人士，在抗战爆发后陆续来到延安。为了充分发挥这些工程技术人才的积极性，中共中央还专门制定了尊重和团结非党干部的政策，从而使大批非党人士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开创边区建设的新局面，作出了出色的贡献，许多人被评为模范，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第三，生活上优待照顾知识分子。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地处偏僻山区，经济本来就很落后。特别是1941年至1942年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双重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使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发生了严重的困难，几乎弄到没有衣穿、没有饭吃的地步。但是就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在物质待遇上想尽办法优待照顾知识分子，创造良好的条件使其安心工作。
为了保证各类技术干部和产业工人的生活待遇，陕甘宁边区在整个财政支出中，生活费占着首要的位置，在分配经费的排列次序上，也经常是生活费第一，事业费第二。陕甘宁边区党和政府从延安和边区的特殊情况出发，抗战以来几乎经常拿出财政收入的2/3保障生活，使当时的6万多“公家人”享受各种待遇(5万人是一般生活标准，1万人享受差别优待)。1942年，陕甘宁边区按不同标准，把所有享受待遇的人员按性质分为10类40余种，区别对待。第一类是国际友人及少数民族；第二类是学校教职员；第三类是荣誉军人；第四类是技术人员——医务、保育、工程师、技师等；第五类是财经税务人员；第六类是公营工厂工人；第七类老弱病残；第八类非党中间人士；第九类党政机关干部；第十类一般工作人员。对各种技术人员，为了分别情况制定各自行之有效的供给标准，陕甘宁边区政府专门成立了技术干部资格审查委员会。负责技术干部类别划分和职称审查工作。此外，依据中共中央关于优待技术干部条例的“物质优待的标准依照其能力学识的程度规定之，要使他们及其家属无生活顾虑，专心工作。对于特殊的人才，不惜重价延聘”的精神，陕甘宁边区政府对技术人员提出了分类及优待标准，即按“实际能力、现任职务、服务年限”三者为主要依据。在关于资历一节中还特别强调：“主要根据其实际和知识能力，而非机械的看出身。”
依据上述原则，陕甘宁边区政府将文化技术干部分为甲、乙、丙三类。甲类是在文艺界有威望、有著作、有成就者，每人每月发给津贴费15～30元，伙食标准按小灶供应，住宿可1人独住，勤务及马匹须尽量便利工作为原则；其家属应安排工作或进学校学习，因故不能者，其生活待遇应同本人。
对医药卫生技术干部，按八路军卫生部关于“各类技术人员按其学历、经历、工作成绩而增加补贴”的规定，亦分甲、乙、丙三类。甲类医生凡在国内外医科专校毕业富有3年实际工作经验者，每月津贴60～80元；护士凡专门护校毕业者每月20～40元；司药以上者一律吃小灶，甲类医生其家属与本人待遇相同。
文教技术干部曾试行薪金及津贴两种制度(后停)。薪金制校长(兼课不计薪)每月270元，专任教员上课1小时，支薪3元(每周不超过18小时)，每月亦可达200元以上；津贴制规定校长每月8元，专任教员(每周上课12小时)每月6元，统由公家供给衣服、粮食、菜钱等。按财政厅规定：校长及专职教员每月发菜钱15元，另外凡编著讲义，经本校教材编审会采用，每千字按2元发给稿酬。
陕甘宁边区建设厅技术干部生活待遇，经边区政府第19次政务会议通过执行，将本系统技术干部分为4类(1～4级)。一级，凡专门学校毕业，并在所学习的专门技术工作中服务5年以上，或有7年以上专门技术经验，并自修专门技术理论相当于以上程度者，每月津贴95～100元，每年发单衣两套、衬衣一套、被褥各维持一床，可独住一室，出差应有牲口驮行李或代步，书报人手一份……
从以上对文化艺术、医药卫生、教育科技等方面知识分子待遇上的规定看，当时一般技术人员的待遇均高于党政机关干部(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津贴每月仅10元)，可见陕甘宁边区党和政府对知识分子生活是非常优待的。
此外，为保证技术干部生活待遇标准，陕甘宁边区政府在1943年还对所有技术干部优待办法附则明确了三条意见：“一是技术干部提调负责工作仍然熟练掌握技术工作者，则仍受此条件优待，如兼负行政工作且实际参加技术工作者，得按原有规定酌量增加；二是带病工作经医生证明者，另发病员补助费或保健费；三是凡是参加夜间工作则另发给夜餐费，每人每晚按面粉小秤半斤、菜5角计算之。”而对生老病死及家庭遭遇特殊困难者，还有给予适当补助等规定。
总之，抗日战争时期，在相对和平环境的陕甘宁边区，实行这些行之有效的措施，对充分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提高工作和生产热情，有序地进行各项建设事业，都产生了很好的效果。(16)
2．教育改造知识分子
教育、改造知识分子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中知识分子政策的关键一环。教育、改造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发挥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和边区建设中的特殊作用，使广大知识分子树立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实现与工农大众的结合并改变原有的阶级属性，实现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转变，在与工农大众相结合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人生理想。可以说，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广大知识分子的教育改造是十分成功的，并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为陕甘宁边区和各个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高华对左翼文化人与革命的关系问题，曾做过这样的一番评论：“在历史上，左翼文化人和革命的关系，是一对难以解决的矛盾，左翼知识分子倾向革命，这就和共产党发生思想和组织的关系；左翼知识分子还要‘民主’和‘个性解放’，这就是共产党的‘思想一致性’和集体主义发生矛盾；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最具革命性’的农民，革命自然要满足和代表他们的利益和心理、情感的要求，左翼文化人却受‘五四’‘改造国民性’等‘启蒙’思想影响，不思改造自己，反而要改造农民的所谓‘落后’和‘愚昧’；革命要前进，离不开思想和组织的高度一元化，更离不开革命的化身——革命领袖的思想和组织领导，左翼文化人却高谈‘个性解放’和‘抽象的平等’对敬仰和服膺革命领袖的必要性缺乏起码的认识。”(17)这些论述虽然有些偏颇，但也道出了问题的某些实质。因此，毛泽东在《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一文中，明确指出文化工作的统一战线的两条原则，第一是团结，“第二个是批评、教育和改造”。在抗大第二期开学典礼上，毛泽东在讲话中也明确要求知识青年：“抗大像一块磨刀石，把那些小资产阶级意识——感情冲动，粗暴浮躁，没有耐心等等磨它个精光，把自己变成一把雪亮的钢刀，去创新社会，去打日本。”(18)《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着重谈了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的立场、态度、工作对象和感情问题，明确要求要将立场、态度、感情“由一个阶级转变到另一个阶级”并且指出：“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翻改造”。(19)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一文中，毛泽东也明确提出了“使工农干部的知识分子化和知识分子的工农化，同时实现起来”(20)的双重任务。要实现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前提条件是教育。因此，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教育始终是一条突出的主线。
高等干部院校是中国共产党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培养教育的主渠道。自1937年开始，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先后创办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中共中央党校、陕北公学、安吴堡青年训练班、鲁迅艺术文学院、自然科学院、马列学院、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民族学院、延安大学、行政学院、军事学院、中国医科大学等近20所干部高等院校，这些干部高等院校培训了近十万干部及各类专业技术人才，其中多数都是青年知识分子。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对这些高等干部院校十分重视，中共中央专门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并选派陈云、李富春、高岗、林伯渠、李维汉、成仿吾、徐特立、吴玉章、周扬等党和边区政府的重要领导人担任校院长。选派艾思奇、何思敬、何干之、张如心、李凡夫、王观澜、吴亮平等知名的理论家去干部学校任职、任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洛甫、王稼祥等党中央重要领导人经常到各校讲课，作报告。毛泽东的两部重要哲学著作《矛盾论》，《实践论》，最初就是在抗日军政大学的讲稿。1938年2月20日召开的专门讨论陕北公学工作情况的中央政治常委会上，当时中共中央的总负责人张闻天(洛甫)对陕北公学的工作做了总结发言。会议还确定了“陈昌浩、王若飞、徐冰、张然和、吴亮平担任教员，张闻天、毛泽东、康生、凯丰等中央负责同志每人每月到学校做一次报告。”(21)。毛泽东在陕北公学讲过“中国宪政运动”、“青年运动的方向”、“哲学”、“抗日游击战争问题”、“国共合作问题”、“论持久战问题”；周恩来在陕北公学讲过“大后方的抗日形势”、“平江惨案情况”；朱德在陕北公学讲过“敌后战场的开辟和发展”、“根据地经济”；董必武在陕北公学讲过“正统观和六法全书的批判”；张闻天在陕北公学讲过“新民主主义文化”等。
1944年5月24日，毛泽东、朱德亲自参加了延安大学开学典礼，并发表讲话，明确指出延安大学是政治、经济、文化的大学，他说：“我们这个学校是一个包括政治、经济、文化课程的学校，你们要学政治、经济、文化，准备将来去做这方面的工作。”(22)开学典礼后不久，毛泽东还将新任延安大学校长周扬叫到他的办公室，共同研究延安大学公共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改革，提出延安大学公共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要以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主，包括三个部分：自然发展史、社会发展史和现实的理论及思想问题，并点名让于光远主讲自然发展史。党的领袖的关怀指导和亲自讲课、作报告，对于广大青年知识分子选择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和道路，接受与实践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政治主张及路线、方针、政策，发挥了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延安的干部高等院校将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教育和立场转变放在首位。毛泽东1937年10月23日，为陕北公学的题词确定了各干部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队伍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的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与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地解决。”
延安大学首任校长吴玉章在延大建校一周年纪念大会上，明确提出延安大学的办学理念，延大的教育目的“不但在专门技术和知识的获得，且更应注意培养学员的伟大品格”；“延大不应当只是学科学的学校，而应当是学做人的学校。”(23)因此，“在延安这个革命圣地和革命熔炉里，众多的知识分子通过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培养和自身的社会实践，逐步转变阶级属性，成为共产党的追随者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奋斗者。其中，有许多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如陕北公学从1937年9月至1939年6月间共培养学员6000余人，其中约有3000人被发展入党。抗大第二期共吸收外来青年知识分子609人，毕业时有427人加入了党组织，成为共产主义战士。”(24)通过教育培训和实际工作锻炼，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成为了享誉中外的政治家、经济学家、文学家、音乐家、戏剧家、画家、电影明星、新闻记者、律师、科学家、技术专家、医生、学者、教授。仅以延安大学为例，建国后，不仅涌现了像李鹏、叶选平、布赫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而且在延安大学任职、任教和学习过的还有17人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和两院院士，更有一大批成为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新闻、艺术、科技文化战线的领导和业务骨干，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书写了光辉的一页。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广大知识分子教育与改造的另一条重要途径和方法就引导广大知识分子深入群众、深入基层，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经过延安各高等干部院校培训的青年知识分子，大多数被分配到陕甘宁边区的各个基层单位和广大的乡村。他们从区、乡文书，小学教师，县区基层干部做起，在延安实际的社会环境中，与工农群众朝夕相处，使得原有的隔阂和距离在共同的生活、工作、战斗中逐渐得以消除，立场、观念、感情都在向工农大众转化。这是大量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变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关键一环，也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教育改造知识分子具有鲜明特色和成功的经验。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教育改造最为广泛和深入的应当首推延安整风运动。延安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开展的一次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这次整风运动的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它是中国共产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页，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创举。对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教育与改造而言，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要一页。
开展整风运动有两个历史背景与目的，其主要目的是清算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在党内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及其表现形式——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同时，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大量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农民加入到中国共产党，给党内带来了许多非无产阶级思想。特别是由于知识分子的特性，比较容易与“左倾”教条主义产生思想上和感情上的认同。而且，一种错误如果没有被真正认识，就不可避免地会在另外的条件下，以这种或那种形式重新出现。所以，必须用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克服错误的立场、观点、方法。基于这种需要，中共中央认为有必要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这时，抗日战争正处在最困难的阶段，为了实现党内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统一和行动上的一致，同心同德地克服困难，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也需要进行这样一次全党的整风。
整风运动分高级干部的整风和全党干部的整风两个层次进行。整风运动的主要对象，是党的高中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在不同的干部层次内，整风的内容和重点虽然有所不同，但对这两个层次，毛泽东有一个共同的要求，即：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消除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影响，通过批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形态的主观主义，教育全党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具体问题。
广大干部的群众性整风运动分两大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整顿作风，检查思想。按毛泽东的说法，这是无产阶级思想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整顿“三风”就是要去掉小资产阶级思想，转变为完全的无产阶级思想。这个阶段持续了一年多。在思想整风阶段，毛泽东在1942年2月1日和8日先后作了《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建国后编《毛选》时改为《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整风动员报告。4月3日，中宣部作出在延安讨论中央关于开展整风和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即第一个“四三决定”)，对整风运动的目的、要求、方法、步骤和学习的文件(最初为18个，后增至22个)，作了明确的具体的规定。这以后，思想整风阶段基本上按照整顿学风反对主观主义、整顿党风反对宗派主义和整顿文风反对党八股三个内容分为三个小阶段依次进行，每个小阶段大致4个月左右时间。在延安参加这一段整风学习的干部有一万多人。
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知识分子都参加了这次整风运动，对他们来讲，这是一场十分深刻的思想解放和改造运动，是一场普遍的马可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运动，也是一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历史，特别是党内路线斗争的生动教育，更是一场灵魂深处的革命运动。正如延安大学校长吴玉章在评价延安大学师生参加整风运动的收获时所指出的：“这次整风运动是我们学习怎样‘做人’，‘怎样做事’的一个大运动，也可以说是人类改造自身的一个伟大运动，它有很重大的历史意义……所以说整风运动奠定了我们学校的坚实基础。”(25)
可以说，延安整风运动最终完成了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对知识分子教育改造的历史任务，使大量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真正转变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并达到了政治上的成熟，成为中国革命骨干力量，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以及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功实践。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8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65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41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3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8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0页。
⑦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1页。
⑧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8～769页。
⑨ 《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工业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384页。
⑩ 曾鹿平《延安大学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5页。
(11) 《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第355页。
(12) 牛肪、康喜平《陕甘宁边区人口概述》，《延安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
(13)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7页。
(14)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49年版，第251页。
(15) 朱鸿召《延安文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16) 以上内容参见中共中央统战部、陕西省委统战部、延安市委统战部《延安与中国统一战线》，华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255～260页。
(17) 高华《从丁玲的命运看革命文艺生态中的文化、权力与政治》，《炎黄春秋》2008年第4期。
(18) 《新中华报》1937年3月7日。
(19)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1页。
(20)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9～620页。
(21) 曾鹿平《延安大学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0页。
(22)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9页。
(23) 《解放日报》1942年9月22日。
(24) 《延安与中国统一战线》，华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261页。
(25) 曾鹿平《延安大学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3页。
延安时期统一战线研究/中共延安市委统战部组编.-北京:华文出版社，2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