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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上层统一战线策略与国民党高层人士来延安

中共延安市委统战部组编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高举统一战线旗帜。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对国民党高层的统战,不仅体现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的成熟,而且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的博大胸怀,以及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和高超的统战艺术。华北事变后,在对中国现实和国际形势的正确分析和判断下,尤其是对中国国内形势与各阶层抗日要求的正确把握下,中国共产党逐渐完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在原来建立广泛的工农和下级士兵的下层统一战线思想的基础上,适时地提出了建立上层特别是国民党高层统一战线的政策,不仅有力地推动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也为抗战胜利后赢得人民的支持,最后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
  一、中国共产党上层统一战线政策的提出和制定
  (一)上层统一战线政策提出的历史背景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步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935年日本进一步侵略中国的华北地区,中华民族陷入空前的民族危机。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国内的阶级矛盾下降为次要矛盾,国内各阶级、各党派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内抗日救亡运动高涨,中国共产党强烈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民族资产阶级要求国民党政府改变对日政策的呼声日益增强;国民党内部的爱国分子,对国民党政府一贯执行不抵抗政策的不满情绪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一些地方实力派和政治集团已准备举起抗日旗帜来反蒋。在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强烈呼吁下,和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面对日本的不断入侵,蒋介石国民党集团开始调整其内外政策,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成为可能。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人着眼民族解放大局,从民族存亡之根本利益出发,捐弃前嫌,充分分析了国内各阶层的状况,认识到国民党上层人士抗日的可能性,和上层统一战线建立的必要性,以及其可能发挥的重要作用,从理论和政治策略上,将建立上层统一战线纳入到整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使之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上层统一战线政策的制定和实践
  对上层统一战线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更加曲折的认识过程,然而一经认识之后,中共中央在政策制定、内部决议、对各地的指示中均明确地指出其必要性和迫切性,在实际斗争中更是注重区别对待上层统战的对象,认真研究具体方法,积极行动,以求有利于全民抗日,达到统战的目的。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提出上层统一战线政策,是1933年1月26日《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信中指出:“在实际执行统一战线的策略时,必须具体的注意的计算到客观的环境和主观的因素,须分别的对付各种不同的对象”。在这封信中,第一次提出:“除下层统一战线外,在某种程度和范围内,或能实行上层的统一战线”。但是这一认识还很不成熟,紧接着又指出“任何的上层统一战线都只有在我们能够抓紧巩固的下层统一战线和上层处于下层革命性诸的威胁下的时候,才可能和有用。”①
  1935年7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制定了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针。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于8月1日发表了《中共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郑重宣言:“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红军的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现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的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在对内问题上有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②八一宣言比较完整地提出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改变了过去提出的统一战线只限于下层统一战线或是工农兵学商的联合,将统一战线扩大为各党各派各界各民族的大联合,包括地主、资产阶级和一切军队。
  1935年10月《中央为目前反日讨蒋的秘密指示信》,明确了统一战线的对象和统一战线的形式,组织形式与领导方法。信中指出:“统一战线的形式有三,一、上层统一;二、下层统一;三、上下层统一并用。”。“在中国目前环境之下,此三种形式均可用,而依各地具体情形运用。(一)第一种形式的运用方法与对象——譬如在国民党官员要人或高等华人、名流学者的组织,这些组织本身没有群众,只是上层机关的架子,然而他们不满日本侵略,愤怒蒋贼及南京政府卖国,受了爱国的义愤,愿意为反日反蒋进行一切工作,我们必须与之设立联合,共同策谋,帮助他们发挥其一切反日反蒋行动的作用和方法。……(三)第三种形式运用的对象和方法——如一些国民党的将军们,他们一面不愿意当亡国奴和日本的走狗,另方面又为士兵群众的革命化所威胁,不能另图生路(如过去十九路军、冯玉祥、孙殿英等)。再如现在国民党在朝在野的派别或政党,他们或因不满蒋贼之独裁而共谋倒蒋运动,或因日本侵略不满,而愿意参加反日工作(如新国民党及其他现在反蒋的许多集团)。以上所列举的组织中,我们与其建立下层的统一,又可建立上层的统一,在上层统一基础上来开辟与扩展其下层的联合工作;又在下层统一的基础上,以加强和巩固上层的统一。”
  1935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的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正确分析了当时国内国际形势,确定了党的策略路线和行动纲领。决议指出,最广泛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是下层的,而且应当包括上层的。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最主要的敌人。会后,中国共产党采取下层和上层相结合的方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着重于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开始做争取国民党上层爱国人士、爱国将领及地方实力派的工作。
  中共中央分析当时西北地区的形势,把争取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作为上层统战工作的重点,分别对张、杨部队展开统战工作,争取这两支进驻陕甘的国民党军队同红军一起抗日,首先实现西北地区抗日大联合,把西北地区的抗日统一战线作为推动全国统一战线建立的重要环节。
  为更好地推动上层统一战线工作的向前发展。1936年4月25日,在《中央关于统一战线问题的讨论提纲》中进一步强调:“党在今天又特别而着重的提出统一战线的策略问题——广泛的上层与下层以及上下层的统一战线运用问题——这是有特殊重大的政治意义的”,检查过去的统一战线工作,“上层统一战线的提出与运用,还是后来才有的事。其初我们总是很机械的用我们自己主观力量去死拼硬干,不知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冲突打击与削弱自己主要敌人的力量,开展与强大自己的工作,同时在当时,并没有人敢于轻易提出上层统一战线的活动,否则‘上层勾结’的帽子是没有人敢戴的”。再次强调关于统一战线的方式:第一,上层统一战线:譬如在国民党官员要人或高等华人名流学者组织。第二,下层统一战线。第三,上下层统一战线同时并用。譬如各地群众自发的组织……又如一些国民党的将军们……再如国民党在朝在野的派别或政党,我们与其建立下层的统一战线外,又可建立上层统一战线。在上层统一战线的基础上来开辟与扩展其下层的联合工作,同时又可在下层统一战线的基础上来加强巩固上层的统一战线。总之是要“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线上去”。
  1936年4月9日,应张学良的要求,周恩来同张学良于肤施(延安)桥儿沟教堂举行秘密会谈。中国共产党慎重地考虑了张学良的意见后,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决定把“反蒋抗日”的方针改为“逼蒋抗日”。这一重大策略的转变,不仅团结了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的广大官兵,而且得到社会各界和其他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广泛支持。在作东北军西北军统一战线工作的同时,中共中央北方局也争取华北地方实力派的工作,同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的上层统一战线政策已制定并已取得初步成果。
  1936年间,毛泽东分别致信阎锡山、杜斌丞、杨虎城、宋哲元、傅作义、宋子文、易礼容、邵力子等;周恩来致信张伯苓、谌小芩、曾养甫、陈果夫陈立夫等,谋求与之共同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1936下半年,周恩来、毛泽东还三次致信蒋介石,敦促其放弃反共立场,共同抗日。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对张、杨的行动予以明确的支持,力求事变得到和平解决,“以西北的抗日统一战线推动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开始。”③中国共产党力主和平解决,积极从中斡旋,从而避免了新的内战危险,并促使蒋介石暂时放弃反共立场,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使中国走上了全民抗战的道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①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7册,第35~36页。
  ②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7册,第330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27页。
  

延安时期统一战线研究/中共延安市委统战部组编.-北京:华文出版社,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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