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文献辑录 > 史著、史论 > 延安时期统一战线研究
第十二章 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与国际友人
中共延安市委统战部组编
四、中国共产党走向世界
国际友人的宣传报道和“积极的外交政策”，树立了中国共产党和延安的形象，澄清了外界的歪曲、非议、误解和猜测。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已经开始融入国际社会，走向世界。
(一)推行积极的外交政策，为走向世界指明方向
由于实行积极的外交政策，偏僻的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成为全世界万众瞩目的地方。中外人士不远万里来到边区参观游历，每年都数以千计。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明文规定：“欢迎海外华侨来边区求学，参加抗日工作，或兴办实业”。“在尊重中国主权与遵守政府法令的原则下，允许任何外国人到边区游历，参加抗日工作，或在边区进行实业文化与宗教的活动。其有因革命行动被外国政府压迫而来边区者，不问其宗主国人民或殖民地人民，边区政府当一律予以恳切的保护”。这就是陕甘宁边区、也是中国共产党外交政策的总纲。为了贯彻这一外交政策的总纲，边区政府还制定了许多具体的外交政策。主要是：
第一，来去自由的政策。凡来到边区的中外客人，不管其政治态度怎样，根据客人的要求，什么地方都可以让他们看，包括监狱也供参观。对于走亲访友者不再陪人，客人自由行动。来则欢迎，去则欢送，来去自由，不受限制。
第二，关心与尊重的政策。凡来边区的中外客人，不论政见与地位，不管是临时的，还是长期留在延安工作的，边区交际处均设宴招待，举行欢迎和欢送仪式。中共中央及边区政府各级领导人根据客人的要求，经常分别出席作陪、接见、谈话、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他们不仅得到政府的尊重和保护，并且还享有各种工作上的便利”。
第三，生活上优待的政策。边区政府在物质条件特别困难的情况下，1942年将干部职工的生活标准划分为多种类型。第一类就是国际友人及少数民族，把在延安的日本人、朝鲜人、蒙古人、回民及马海德、阿洛夫、黄正光等均列为此类。他们享有特殊的优待，每人每月大米15斤、面粉15斤、肉30斤、蔬菜30斤及油、盐、炭等。还给许多专家派有管理员、炊事员、勤务员、翻译和中文教员。对外宾客灶，供给每人每月细粮36斤、肉15斤、清油4斤、猪油1斤、粉条2斤、鸡蛋30个、鸡3只、豆腐5斤等，杂支每人每月边币50万元(相当于现在人民币50元)。
1944年8月18日，《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重申《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关于外交政策的规定，同时指出“国际统战政策，在目前最主要的应是外交政策。”“因之我们外交工作中心，应放在扩大我们影响，争取国际合作上面。”“同时还须指明，外交工作正是我们工作中所最不熟悉的一方面，我党同志首先是高级领导同志，应该对于这项工作开始予以注意予以学习，如果大家承认八年来国内统战政策，曾经给我们以极大的发展，那么，今后国际统战政策，将可能给我们以更大的发展。而且如果国际统战政策能够做到成功，则中国革命的胜利，将必增加许多便利，这是可断言的。”
《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对外交工作“目前实施原则”作了具体指示：“军事上，是在取得我们同意和遵守政府法令的条件下，同盟国的军事人员及其武装力量，可进入我们地区，执行共同抗敌的一切工作，并取得我们协助，同时我们也欢迎盟国给我军以军火物资药品和技术上的援助。政治上，我们欢迎同盟国在我边区及主要抗日根据地派遣外交使节，或外交机关。文化宣传上，我们欢迎与盟国文化合作，欢迎盟国通讯社或其政府新闻处在延安设立分社，或派遣特约通讯员及记者来延，并给以至各地访问之便利。通讯的电讯，政府在原则上不放弃检查权，但在实际执行时，凡非泄露军机造谣生事破坏政府者，我们概予放行，不予检扣，以示与国民党区别。对敌军民宣传，我们欢迎盟国合作并交换经验。在宗教方面，我们实行政教分离，我们容许外国牧师神甫来边区及敌后根据地进行宗教活动，并发还其应得之教堂房产；同时这些神甫牧师亦须给我们以不反对政府不反对共产党领导之保证。在救济方面，我们欢迎美英加拿大等给我们医药器材和金钱的救济，同时我们更要求国际善后总署必须算入和承认这拥有8000多万人口，而且遭敌蹂躏最甚的地区的救济。在经济方面，在双方有利原则下，我们欢迎国际投资与技术合作，我们首先要求国际工业合作委员会的继续合作。这一切，就是我们目前外交政策的具体步骤。”
陕甘宁边区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开展外交工作的主要地区，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上述具体指示，是边区施行外交政策的具体步骤，为边区外交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指明了方向。
(二)欢迎中外记者参观团访问延安，迈出走向世界的坚实步伐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出色表现和围绕反法西斯的一系列积极正确的外交政策终于将中国共产党和延安推到了世界舆论的中心位置，其表现之一就是中外记者参观团的来访。中外记者参观团被誉为“全世界人民的眼睛”，“把一座被闭了很久的门，打开了一个缝隙，使光线射进来。而这个缝隙虽然很小，但是再要强制地把这座门关闭得像从前那样紧密，恐怕已是不可能了。”①
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中国战场更加引起国内外舆论的严重关注和认真分析。人们对消极抗日、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府逐步丧失信心，而对坚持抗战的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更大的兴趣。在意大利法西斯宣布投降后，英、美等国政府为了最后战胜德、日侵略者，特别是为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需要充分利用中国的军力和财力，不得不重视中共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1944年2月，在重庆的美、英、加、澳等国记者抓住这个时机，联名上书蒋介石，再次提出访问延安的要求，并说明“这是由驻居当地的几乎是全世界的通讯记者签名的”。
对外国记者访问和考察边区及敌后根据地的要求，中国共产党表示出极大的热忱。3月9日，周恩来致电在渝的董必武转告外国记者们说：“我受毛泽东、朱德两位同志及中共中央委托，特电你们表示热烈欢迎。”同时通知《新华日报》社记者龚澎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交通科长龙飞虎护送外国记者团赴延安。
由于中外记者参观团是来延安和边区访问的大型团体，有国内外各大报刊的著名记者参加，中共中央对这次接待工作十分重视，并作了周密的安排。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周恩来亲自主持这项工作，责成叶剑英具体承办，军委秘书长杨尚昆负责接待。周恩来召开多次会议，向延安各有接待任务的单位介绍了记者团的情况及其采访的目的，制定了接待工作的方针政策。要求介绍情况要实事求是，要以诚恳坦白的精神同中外记者交朋友，要区别对象、分别对待、深入宣传，以打破国民党的控制与封锁。并从各机关抽调了陈家康、徐克立、柯柏年、浦化人、区棠亮等一批优秀干部和翻译人员协助做好这次接待工作。
1944年5月17日，中外记者参观团由重庆出发，先后在西安和山西阎锡山总部所在地克难坡访问。6月1日，八路军359旅旅长王震陪同记者团在固临、延长和南泥湾参观。在南泥湾，记者团参观了359旅的步兵团、炮兵团、伤兵医院、干休所和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成果。他们亲眼看到人民军队有着与国民党军队迥然不同的精神面貌和不可战胜的强大威力，武器是从敌人手中夺来的，吃的穿的全是自己生产的，使记者们震动很大。更使记者们震惊的是，医院药房架子上是空的，仅有几个瓶子里装的尽是自己配制的中草药丸，医生手中仅有的几副听诊器都是残缺不全，用橡皮膏补了又补。医护人员诉说了胸中的愤慨，揭露国民党对边区的封锁。有些记者十分不平，外籍记者爱泼斯坦和普金科当场提议，以记者团名义电请重庆政府应送药品到边区，部分中国记者也表示一定将此情况反映出去。
6月9日下午5时，记者团抵达延安，下榻边区政府交际处。叶剑英参谋长举行招待宴会为记者团洗尘，杨尚昆秘书长和边区政府民政厅长刘景范等出席作陪。6月10日下午，朱德总司令在王家坪礼堂为中外记者团举行欢迎会，周恩来、邓颖超、秦邦宪、贺龙、徐向前等出席。叶剑英代表朱德致欢迎词：“这次记者团来延，对于促进国内团结将有很大意义”，他请各位记者在参观过程中，对于我们的各项工作予以指导，并欢迎大家到敌后抗日根据地参观访问。爱泼斯坦代表外国记者讲话：“来到延安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我们感到很愉快。”“我们准备仔细地、客观地、精确地研究八路军、新四军的战斗业绩，以及这里的各种工作情形，并报道给全世界反法西斯人士”。孔昭恺代表中国记者讲话，他在略述了进入边区沿途参观的情况后说：“我们一定要把见到的一切忠实地报道给全国”。
12日下午4时，毛泽东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休息厅接见并宴请了记者团全体成员，长达三个小时。毛泽东首先致词，他对记者团来延表示欢迎，对第二战场的开辟表示祝贺。毛泽东指出：“我们的目的是共同的，就是打倒日本军阀与打倒一切法西斯，全中国、全世界都在这个共同基础上团结起来”。在谈到中国国内情况时，他说，我们“拥护蒋委员长，坚持国共与全国人民的合作，为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民主的中国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的此种政策始终不变”，“因为这是全中国人民所希望的”。致词之后，毛泽东详尽地回答了记者提出的各种问题。在谈到记者们提出关于中共的希望和中共的工作时，毛泽东强调了民主与统一的关系，指出：“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出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统一在军事上尤为需要，但是军事的统一，亦应建筑在民主基础上，在军官与士兵之间，军队与人民之间，各部分军队之间，如果没有一种民主生活、民主关系，这种军队是不能统一作战的”。当斯坦因问他“以什么权利在这里指导政府和军队”时，毛泽东回答：“靠人民的信任，靠当前在我们新民主主义的各政府之下的8600万人民的信任”。周恩来一直陪同毛泽东接见，秦邦宪参加翻译工作。当晚，毛泽东同记者团一起观看京剧《古城会》等节目。此后，记者团中有人提出单独会见毛泽东主席，由美国记者斯坦因带头，所有外国记者和几个中国记者冲破参观团的统一纪律，陆续单独地见了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
22日，叶剑英参谋长在王家坪礼堂向中外记者团发表《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他说：中国抗战的主要战场是共产党领导的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因为“中国政府采取压制言论的政策，不但外国人不明白，就连中国人也有很多不明白。”“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在这个敌后战场上，坚持了七年之久，七年抗战的过程是极其残酷、紧张、并且极其复杂、曲折的”。他列举了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抗战业绩，指出了抗战胜利在望的光明前景。
24日，延安文艺界在边区银行大楼集会招待中外记者，吴玉章、周扬、范文澜、丁玲、艾青、柯仲平、周立波、吴伯箫、陈家康等数十人出席。诗人柯仲平介绍了延安文艺协会的一般情况。吴伯箫在发言中告诉记者们，听说在西安有一批人扮做他的朋友，在今年3月份为他开了一个追悼会。他说：“大家看，我现在不是健康地活着吗?”艾青在发言中说，大后方有个名叫《良心话》的刊物，实际上是发表些没有良心的话。他们在那里造谣说什么我要逃出边区，走到富县被保安队抓住了。“这真是活见鬼。现今的中国，那里还有比边区、比共产党建立的根据地更好的地方呢?我们为什么要逃呢?”25日，朱德和叶剑英应斯坦因及福尔曼的要求，分别和他们进行了四个小时的谈话。从军事方面向他们说明共产党军队在战时战后的潜在力量，共产党军队与国民党、美国、英国各武装力量合作能够采取或应该采取的形式，共产党军队在战后为保持远东和平能够担负的任务等问题。
6月27日至7月上旬，陕甘宁边区政府接待了中外记者团。因林伯渠主席去重庆同国民党谈判，李维汉秘书长主持了接待工作。为了使中外记者能够自由地提出各自感兴趣的问题，同时也为了言语上的方便，接待是分别进行的，方法是首先由记者书面提出问题，然后由有关部门按问题作情况介绍，并发给书面材料，也当场回答记者的提问。李维汉全面介绍了陕甘宁边区的历史演变和现实状况，散发了《陕甘宁边区建设简述》，并回答了记者们即席提出的问题。边府副主席、民主人士李鼎铭作了“关于边区总政策”的介绍。他说：我们的总政策只有一个，就是抗战。在这个总政策下面，边区作了四件事：第一，抗战。尽管中央政府对边区施加种种压力，进行骚扰和破坏，但我们并不因此而放弃抗战；第二，团结。抗战中间，边区政府没作一件有碍团结、使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第三，民主。主张不分阶级、党派，不分宗教信仰，男女平等，民族平等；第四，生产。由于中央政府停发军饷，同时为了减轻人民负担，坚持抗战，边区党政军自己动手，开荒种地，纺线织布，发展生产。外国记者对李鼎铭的谈话很感兴趣，并提出要与他就党外人士在政府中是否有职有权问题进行座谈。通过与李鼎铭的自由交谈，他们说李鼎铭确实是“有职有权的”，“他对我们的谈话是真心实意的，皮笑肉也笑了”。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边府民政厅厅长刘景范、财政厅厅长南汉宸、建设厅厅长高自立、副厅长霍子乐、教育厅厅长柳湜、贸易局经理叶季壮、银行行长黄亚光，分别向中外记者介绍了有关主管部门的情况，并回答了各种提问，基本上满足了记者们的要求。
从6月11日开始，与听取情况介绍交替进行，中外记者参观团参观了延安市容及机关、工厂、学校，如《解放日报》社、新华社中央印刷厂、被服厂、兵工厂、难民工厂、皮革厂、振华纸厂、自然科学院、光华农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医科大学、中央医院、中央总卫生处门诊部、日本工农学校、洛杉矶托儿所等，观看了多次文艺演出，并参加了为庆祝联合国国旗日举行的万人群众大会，对边区各方面的情况进行了比较全面的了解。
7月12日，记者们都想赴八路军抗日前线访问，但由于国民党官方领队谢宝樵、邓友德采取阻挠与分裂的办法，全体中国记者和外国记者夏南汉，离开延安返回重庆，朱德总司令为之饯行。8月中旬，外籍记者斯坦因、爱泼斯坦、福尔曼、武道、普金科和国民党中宣部张湖生离开延安，赴边区绥德等地参观访问。8月22日，由绥德分区专员袁任远、副专员杨和亭主持，开明士绅安文钦、刘绍庭、刘述三、张喆卿、王德安、丁子文、张敬斋、王文卿等，同记者们进行了毫无拘束的座谈，坦然地回答了他们的问题。8月30日，东渡黄河离开边区，进入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进行访问。10月下旬，由晋西北回到延安后不久就返回重庆。
中外记者参观团在延安和边区为期数月的访问，向大后方和全世界客观地、真实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以及边区和敌后军民的抗日伟绩，从而打破了国民党顽固派对延安和解放区的新闻封锁，使国内外了解了红色中国的真相，引起了各界的强烈反响。毛泽东对中外记者参观团的访问给予高度评价，在“七大”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在国民党统治区，在国外，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封锁政策，很多人被蒙住了眼睛。在一九四四年中外新闻记者参观团来到中国解放区以前，那里的许多人对于解放区几乎是什么也不知道的。国民党政府非常害怕解放区的真实情况泄露出去，所以在一九四四年的一次新闻记者团回去之后，立即将大门堵上，不许一个新闻记者再来解放区。”②
(三)促成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开始半独立的官方外交
美军派驻延安观察组，是第一个进入共产党地区的美国官方代表团，也是中国抗战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抗战形成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解放区战场。随着中共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的迅速发展壮大，解放区的不断开辟和敌后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使美国政府不得不予以注意和重视。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加入国际反法西斯阵营，其驻华外交官员和军队中的有识之士，就对国民党的消极抗日和腐败无能表示不满，并想直接与中共建立联系。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明确提出了与美英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针。1943年1月23日，美国驻华使馆二等秘书约翰·谢伟思乘回国述职之机，向美国国务院提出了派代表团访问中共根据地的建议。同年6月24日，使馆二秘戴维斯在报告中，进一步建议美国政府“在中国共产党控制地区，设立总领事馆并派一个军事观察团进驻那里”。1944年1月15日，戴维斯在给美国总统助理霍普金斯的报告中，再次提请白宫加快与中共建立联系的步伐，并认为应由总统直接出面提出请求。同年2月9日，罗斯福总统致电蒋介石提出美国直接派观察团去延安的要求。但国民党政府深怕解放区的真实情况因此而被国内外所了解，故对美国政府的要求千方百计的拖延。直至夏季，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国民党战场几十万军队再次出现大溃败局面，蒋介石统治集团陷入严重危机之中。6月21日，美国政府派副总统华莱士访问中国。在重庆，华莱士警告蒋介石，要“避免俄国克伦斯基政府的命运”，当面提出罗斯福总统关于派军事代表团去延安的要求。蒋介石被迫同意，但为了降低规格，坚持把名称改为“美军观察组”。
美军观察组，亦称迪克西使团。组长是戴维·D·包瑞德上校，共18人，于1944年7月22日和8月7日分两批乘飞机抵达延安。美国驻中缅印军总司令部给观察组的主要任务是：收集华北日军和中共方面的情况，分析共产党对战争所能作出的贡献及其在战争全局中可能发挥的作用，提供援助共产党军队以增强其战斗力的价值和最有效办法，和为海空军作战提供气象资料。军事方面由包瑞德等负责，政治方面由谢伟思和卢登负责。1944年10月，谢伟思奉召回国期间，由戴维斯到延安顶替。
中共对美军观察组来延安，采取主动争取和热情欢迎的态度，认为“这次外国记者美军人员来我边区及敌后根据地，便是对我新民主中国有初步认识后的实际接触的开始，因此，我们不应把他们的访问和观察当作普通行动，而应把这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但须指明，这种外交现在还是半独立性的外交，因为一方面重庆国民政府还是中国人(我们在内)及同盟国所承认的中央政府，许多外交来往还须经过它的承认。”③1944年8月15日，延安《解放日报》专门发表了社论，毛泽东亲自修改了这篇社论，在原稿“欢迎美军观察组”之后特意加上“战友们”三个字，并强调指出：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这是中国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这是关系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反抗日寇解放中国的问题，这是关系中国两种主张两条路线谁是谁非的问题，这是关系同盟各国战胜共同敌人建立永久和平的问题”。社论预祝美军观察组的工作成功，并“希望这一成功，会使美军统帅部对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团结抗战、实行民主的政策，和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战力量，获得真实的了解，并据以决定正确的政策”。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期间，中共中央、边区政府和八路军、新四军等党政军负责人先后多次会见和宴请了观察组成员，积极对他们开展工作，介绍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和抗日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及敌后战场的作战情况，解答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观察组先下榻交际处，后移驻延安北门外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的九孔石窑洞正式办公。中央军委派黄华、陈家康管理他们的驻地，照顾他们的生活。对观察组的活动，《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等都作了公开报道。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向美军观察组全面介绍了共产党军队在华北、华中、华南等地区15块敌后根据地的斗争情况；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多次向美军观察组介绍了华北战场敌、友、我三方的情况；新四军军长陈毅向观察组作了新四军的情况介绍；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向观察组作了该地区的军事斗争情况介绍；八路军120师师长、联防军司令员贺龙介绍了晋绥边区情况。此外，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晋察冀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还分别向观察组介绍了根据地各方面建设的情况。
除有关方面详细介绍情况外，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经常不拘形式地同美军观察组成员进行会见和交谈，特别是毛泽东，在1944年7月至1945年4月间，向观察组详细介绍了中共对形势、任务及中美、国共关系的看法。其中，与美军观察组政治方面负责人谢伟思作了多次长谈，详细地阐述了中共战时战后的方针政策。毛泽东谈话的基本内容概括起来是：第一，中国共产党的目标是明确的、坚定的，现在为中国的抗日民主事业而奋斗，将来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不管外国人对此赞成与否，中共都将为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奋斗。第二，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抗日，反对挑动内战，也希望美国制止蒋介石发动内战。中共要求成立联合政府，如果暂时不能，也应就此问题进行谈判，召开党派会议来制定建立联合政府的具体步骤。第三，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政策是寻求美国对中国民主事业的友好支持和在抗日方面的合作。不论美国在战时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不论我们是否能从美国那里得到一枪一弹，中共都将予以合作，如提供情报和气象报告，协助美国空军人员配合作战等。在战后，中共仍将继续需求美国的友谊与理解，因为中国必须实行工业化，人民生活水平必须提高。但中共是完全独立自主的政党，不受任何外国势力的支配。
在听取情况介绍的同时，为了能直接了解八路军的军事素质和作战能力，美军观察组还到延安附近的八路军驻地进行实地考察，交流经验。包瑞德上校和观察组其他成员曾在叶剑英的陪同下，乘车到南泥湾去考察359旅的战术训练方法，检阅部队，观看步枪、轻重机枪、迫击炮的实弹射击，掷手榴弹表演和编队操练，参加部队召开的翻身会，倾听战士们对日寇、国民党顽固派种种罪行的控诉，并参观部队生产自给的情况展览和该旅718团的战术演习。观察组成员还乘车到距延安130公里的绥德，参观已迁到此地的中国抗日军政大学总校，并与学员们深入进行交谈。美军观察组在延安期间，为了加深对共产党及其军队的了解，他们按八路军的生活方式，住简陋的窑洞，吃简单的饭菜，并参加修筑机场等劳动和一般军民的联欢集会活动。
美军观察组除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活动外，还派出人员到晋绥和晋察冀等根据地考察，分发气象设备和药品。他们在敌后亲眼看到日本侵略者滥肆烧杀等罪行，更看到根据地军民英勇顽强打击敌人所取得的辉煌胜利。1945年春，观察组成员惠特尔赛奉命和一名中国记者一起访问一个靠近敌占区的村镇，不幸与敌遭遇，当场壮烈牺牲。延安军民闻讯深表哀悼，朱德总司令特将美军观察组在延安使用的食堂命名为“惠特尔赛纪念堂”，并亲自题写匾额。
在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根据地的所见所闻，使美军观察组成员的耳目为之一新。他们经过分析思考，从延安向美军司令部和美国国务院发回了大批军事、政治报告。仅谢伟思一人，从1944年7月至10月，就写了51份政治报告，1945年2月至4月又写了26份。他们在报告中比较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反映了抗日根据地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情况和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确信中共是真心抗日的，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是坚强有力的。
美军观察组的诸多报告，加深了美国政府和人民对中共及敌后根据地真实情况的了解，使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国内外人民普遍的同情与支持，同时也促使美国政府向国民党施加压力，迫使国民党继续留在抗日阵营内。这是中国共产党外交工作的伟大胜利。
(四)争取参加旧金山会议，公开亮相国际舞台
中外记者参观团的来访和美军观察组的进驻是中国共产党走向世界的第一步，即让进来。派代表出席联合国筹备大会，在国际舞台正式亮相则是走向世界的第二步，即走出去。
1945年5月，联合国成立筹备大会在美国旧金山召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中共五老之一董必武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代表中国解放区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作为大国参加的一次极为重要的国际会议，是国共自1927年分裂以来，唯一一次共同组团参加的重大国际会议，也是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首次在国际政治舞台亮相，其意义非同小可。
围绕中国代表团人员的组成问题，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中国民主革命势力和以国民党为首的独裁专制势力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国共两党都高度重视旧金山会议，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分别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国民党认为雅尔塔会议的最大成就就是确定召开联合国筹备大会——旧金山会议，成立国际和平机构。对于代表团的组成，一开始就反对包含共产党人在内，而主张国民党一党独揽。蒋介石本人更是高度重视代表团成员的组成状况，亲自圈定代表人选。
为出席联合国大会，中国共产党坚持必须有自己的成员和民主党派的成员参加。雅尔塔会议公报一发表，周恩来即致电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旧金山会议决不能单独由国民党政府派遣其代表出席，中国代表团应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三方面代表共同组成，各占三分之一。毛泽东在六届七中全会上提出：“旧金山会议我们要参加。”并指出参加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有利于国内民主，推动联合政府主张的实现；第二，有利于冲破国民党新闻封锁，宣传中共的基本政策主张，争取外国朋友，提高我党的国际地位和扩大我党的国际影响；第三，旧金山会议为做美国的统战工作提供了一个良机。3月7日，周恩来致函王世杰，声明“国民党一手垄断旧金山会议代表团，不但不公平不合理，而且表示分裂的立场。应有中共和民盟之代表，中共有周恩来、董必武和博古参加，如有采纳，将对国民党代表团在国际会议中的一切言行，保留发言权。”④同日，中共中央驻重庆谈判代表王若飞来电告知，蒋介石可能会指派中共方面参加旧金山会议的代表，毛泽东在来电上批示：“仍须电告王若飞，向王世杰提出我方出席人选，以免蒋随意委派。”
蒋介石竭力反对共产党、特别是反对让共产党高层次人士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旧金山会议。为了争取这个合法权利，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多次提出严正交涉。国民党内部许多有识之士也认为蒋介石拒绝共产党代表出席的做法不妥，于情理上说不过去。国民党政府驻英国大使顾维钧，是中国最有经验的外交家。他主张为了维护中国的大国地位，扭转国际上有关中国政治上不统一、四分五裂的看法，中国代表团应该由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各党派组成，并委婉地向蒋介石指出，中共应当有正式代表赴美与会。一些社会贤达、名流和党派代表，对蒋介石的做法也表示反感，认为顾维钧的看法有道理。
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电报最终打破了人选上的僵局。3月22日，重庆收到罗斯福落款为3月15日的一封致蒋介石的电报，称：“余愿使阁下知悉，如阁下之代表团容纳共产党或其他政治结合或政党在内，余预料不致有何不利情形，实则此种办法有显著之利益，若能容纳此类代表，在会议中必能产生良好印象。”⑤罗斯福还有意指出：“美国两大政党之代表，在美国政府代表团内均有其地位。”这样，罗斯福用很委婉的外交辞令对蒋介石施压，表达了中国代表团中应该包括中共代表之意。蒋介石虽然极力反对，但却得罪不起美国总统，勉强同意给共产党1名代表名额。中国共产党要求参加旧金山会议时，提出周恩来、董必武、秦邦宪三个人选。但国民党非常忌讳极具社交活动能力的周恩来。顾维钧在任驻法国大使期间，与董必武有过一面之缘，认为董必武是较为合适的人选，年岁稍长，老成持重，有学问，通晓国际事务，为人又谦和文雅，完全具备出任代表的资格，并向国民党高层表达了这一看法。因此董必武最终入选。1945年3月27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公布中国出席旧金山筹备成立联合国会议代表团组成名单：代表团团长宋子文，副团长王宠惠，成员有李璜、胡适、王云五、吴贻芳、顾维钧、董必武、张君助、胡霖、魏道明、郑毓秀，顾问施肇基。
这一结果是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一个胜利，但与共产党的要求和按照共产党在国内的地位所应占有的份额来看，仍有较大的距离。因此3月27日，《新华日报》在发表“名单”消息时加编者按：“中共中央曾向国民党政府建议，派遣自己的中央委员周恩来、董必武、秦邦宪三人为参加旧金山会议的代表。而现在政府所公布的，只允许一人，为了更能显示中共与敌后解放区在今天中国政治上所占之比重，为了更能代表敌后解放区9000余万人的意见，为了真能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为了表示国民党真心愿意团结一切抗战力量，我们认为政府有再行考虑增加中共及敌后解放区的代表之必要。”⑥这样的要求国民党当然不愿接受，中共中央也清楚这一点。在国民党政府公布名单的同日，中共中央即致电王若飞，指出出席旧金山会议代表团名单既已公布，为委曲求全，我们同意董老参加，但须告诉王世杰、邵力子，对只给共产党一个名额表示不满。
4月1日，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决定董必武带随员两人参加中国出席旧金山会议的代表团，同时指示董必武赴美后主要是争取外国朋友，提高我党的国际地位，并尽量争取留驻美国工作。中国民主同盟为欢送董必武赴旧金山举行茶话会，董必武在会上发表了谈话：“本党中央派本人出席旧金山会议，是代表敌后解放区一万万同胞，向国际表示吾人的意见”，“全为代表吾人之爱好和平，力求民主团结的委曲求全精神，并为国际和平而奋斗。”董必武没有辜负党和人民以及战友的重托，一面参加会议，一面在旧金山和纽约做了许多工作。瞻仰旧金山孙中山铜像，会见华侨代表，接见美国友好人士，向世界介绍抗日根据地的伟大成就，介绍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游击队在抗战中发挥的巨大作用，散发英文印刷品《中国解放区实录》5000份，作《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长篇演讲，介绍中国共产党在民主方面的工作和目前的政策。
6月26日，旧金山大会一致通过《联合国宪章》，大会指导委员会以中国抵抗侵略最先，特准为第一签字国。董必武以中国代表之五的身份在宪章上签字，这一珍贵历史记录至今还保存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当晚，董必武和中国代表团其他代表一起出席了旧金山会议的闭幕式。逐一完成各项任务后，根据党中央的指示，董必武于1945年11月20日离开纽约，完成使命。
董必武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参加旧金山会议，并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是当时中外人士注目的一件大事，是对美外交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正式走上国际舞台的标志性事件。
此外，毛泽东等共产党高层酝酿访问美国，虽然由于历史原因最终未能成行，但也可以看作是中国共产党走向世界的重要步骤，是融入国际社会的趋向表现。
① 转引自汪湘，袁振武：《国际友人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活动及贡献》，《理论导刊》，2004年10月。
② 《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1991年6月第2版，第1054页。
③ 《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1944年8月18日)，见《中外记者参观团和美军观察组在延安》，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7月第1版，第137页。
④ 转引自汪文庆：《四十年代参加旧金山会议中国代表团成员组成的斗争始末》，见《北京党史》2001年第6期。
⑤ 转引自徐生福：《董必武参加旧金山会议内幕》，见《新闻午报》，2005年7月11日。
⑥ 转引自汪文庆：《四十年代参加旧金山会议中国代表团成员组成的斗争始末》，见《北京党史》2001年第6期。
延安时期统一战线研究/中共延安市委统战部组编.-北京:华文出版社，2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