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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延安时期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干部教育的部分文件 八路军的在职干部教育

栗洪武



  在六中全会之前,部队中已经有在职干部的教育,但这时是个别的,不是有整个的一定计划的进行。此项教育之有计划、有组织的进行,是在中央正式定出在职干部教育制度之后。
  干部教育的方针和原则,是根据部队的特点和过去部队中宣传教育的实际经验逐渐形成、逐渐制定,而不是一开始即有的。特别是一九四〇年中央宣传部“关于在职干部教育”及“怎样办党校”等几个指示发下之后,在教育方针和教育原则之中,又充实了新的内容,而成为现在施行的方针和原则。
  (一)教育方针
  部队中的教育方针,在总的方面是教育战士和干部忠实于民族解放的事业,忠实于劳苦人民的利益,忠实于共产党的路线,并依靠于军事政治教育,加强与创造大批新老干部以适应战争的需要;使八路军干部成为有远大政治眼光,能够正确认识国际、国内环境与斗争的前途,并要养成能独立下决心克服一切困难的人才。其具体教育方针如下:
  第一,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进行民族的与阶级的教育,编订各种必要的教材,并保证这些教材与课外读物的供给。
  第二,确立统一的政治教育制度,分期推行。采取各种适当的办法补救和克服战争环境中进行的各种困难,使干部教育得到系统的进行。
  第三,除基本的系统教育外,特别注意时事问题与具体策略的讨论,干部必须阅读和讨论党报(如《解放》等)的重要论文和时事评述。
  第四,纠正过去消灭文盲的错误认识(如识五十个字的不算文盲),消灭文盲的标准应该是最低限度能看报纸文件,能写普通的报告及命令。
  第五,着重在职干部教育制度的建立,采取轮流训练为基本方式,同时加紧日常工作的学习。
  (二)教育实施原则
  第一,理论与实际联系起来。
  第二,逐步提高。
  第三,要求少而精。
  第四,要求理解内容,反对勉强死记条文。
  第五,多注意具体事实与活的例子的教育。
  第六,分区一级以上的干部以自修为主;营团一级干部教育以集体研究与自修并重;连级干部以上课为主,集体讨论为辅。
  第七,经常工作与突击工作密切联系,使教育得以平衡发展。
  (三)教育计划
  一般地讲,部队中的在职干部教育主要的是在驻守和休整期间进行的。在部队的开动和作战时虽有可能进行教育,但是十分困难。因此,部队的完整的教育计划,只能在部队的驻守和休整期间实施,而在开动和作战时则很少可能,至多只能进行临时性的教育,即前方部队所谓的“机会教育”。
  教育的计划,所有部队是一致的,多是根据下列的原则规定的:
  第一,基本的政治教育与时事政治问题的教育联系起来。
  第二,政治理论的教育与实际行动的教育联系起来。
  第三,提高文化教育,加强识字运动与普及文化知识(《军政杂志》七期“抗战以来八路军宣传工作的检讨”)。
  但由于上述的方针和原则提出得较迟,在相当长的时期中,部队中的实际教育计划多是偏重于临时性的政治问题,而缺少有系统的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教育。这可由下列课目中见之:
  部队中所选学的课目和教材,一般有这样几种:
  关于一般理论的:
  “什么是列宁主义”;
  “列宁主义概论”;
  “列宁主义初步”(《抗敌报》社编);
  “哲学提纲”;
  “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
  “社会科学概论”;
  “政治常识”。
  关于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
  “英勇奋斗的十五年”;
  “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程”;
  “党的建设”;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关于时事政治和军事问题:
  “毛泽东同志苏区党代表大会报告提纲”;
  “毛泽东同志与世界学联代表团的谈话”;
  “毛泽东同志对新华社记者谈话”;
  “胡服同志关于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全面抗战争取抗战胜利的报告”;
  “巩固国共合作争取抗战胜利”;
  “日寇侵略中国的新阶段”;
  “关于抗战形势的分析与我们的任务”;
  “晋西北统一战线与反磨擦”;
  “关于我军自动退出武汉与坚持长期抗战”;
  “我们对于三期抗战的意见”;
  “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
  “目前形势与任务”;
  “现阶段抗战形势与方针”;
  “中央三月政治局会议总结”;
  “群众工作八个基本原则”;
  “群众工作基本政策”;
  “配合边区群众保卫边区”;
  “肃清托派”;
  “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
  “游击战争中的基本政策”;
  “进行持久战的先决条件”;
  “怎样进行持久战”;
  “连队政治工作”;
  “独立性与警觉性”;
  “论持久战”;
  “论新阶段”;
  “战时政治工作的讲授提纲”。
  上述系综合各部队所学的课目,如果分开来看,即可以看出各部队中所学的课程,是时事政治教育多过于系统理论的教育。现在举晋察冀军区的例子来看:
  晋察冀军区从一九三八年一月到一九三九年十月,统计各级所学的课目如下:
  分区一级:
  “论持久战”;
  “论新阶段”;
  “列宁主义与共产主义”。
  营团一级:
  “反汉奸托派讨论提纲”;
  “党的建设”;
  “中央政治局三月会议总结”;
  “我们对于保卫大武汉与第三期抗战问题的意见”;
  “论持久战”;
  “论新阶段”;
  “列宁主义讨论提纲”;
  “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
  连一级:
  一九三八年一月份:
  “干部问题”;
  “目前政治形势与任务”。
  二月份:
  “巩固与扩大民族统一战线”;
  “巩固与扩大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全国抗战争取最后胜利”。
  三月份:
  “反贪污腐化堕落现象”。
  四月份:
  “反汉奸托派讨论提纲”。
  五月份:
  “关于全国抗战形势与争取抗战胜利方针报告提纲”。
  六月份:
  “党的建设问答”。
  七月份:
  “党的建设问答”。
  八月份:
  “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
  九月份:
  “我们时于保武汉与第三期抗战问题的意见”。
  十月份:
  “配合边区群众坚持游击战争,争取最后驱逐和消灭敌人,保卫边区”。
  十一月份:
  “关于我军自动退出武汉与坚持长期抗战”。
  十二月份:
  “论持久战讨论提纲”(军区编的)。
  一九三九年一月份:
  “论持久战讨论提纲”(军区编的)。
  二月份:
  “论新阶段讨论提纲”(军区编的)。
  三月份:
  “论新阶段讨论提纲”(军区编的)。
  四月份:
  “华北抗战新形势与坚持边区抗战讨论提纲”。
  五月份:
  “政治常识”。
  六月份:
  “政治常识”。
  七月份:
  “目前抗战形势与任务讨论提纲”。
  八月份:
  “目前抗战形势与任务讨论提纲”、“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
  九月份:
  “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
  十月份:
  “战时政治工作”。
  由上表的课程看来,各级部队中的政治课之配备,是以时事政治问题为最多,约占总课程三分之二强;同时愈是下级,一般理论的问题则愈少。更可看出,一般理论问题学习,缺少系统和计划性,多是断续地去学习。如一九三八年一月学习“干部问题”,至六月才又学“党建”,中间空了五六个月;“党建”学了两个月,又停止了。这说明“有计划地、有系统地、按部就班地进行马列主义的理论教育,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做的极其不够。一般的宣传工作,多只注意在时事问题上面(自然这是很重要),而忽视理论水平的提高”(《军政杂志》七期“抗战以来宣传工作检讨”)。
  晋察冀军区尚且如此,其他如一二〇师、平西部队等经常流动与极其分散的,就会更逊一筹。
  不过,一九三九年年底,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及一九四〇年晋察冀军区和一二〇师,都提出加强干部的阶级教育及有系统的理论教育,并规定:一般的旅、师或军区一级学习联共历史、政治经济学、哲学、马列主义;营团一级学习列宁主义、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社会科学、联共历史、党的建设;排连一级学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政治常识》、《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社会科学和党的建设;同时,各级都把时事政治问题定为必修课目。
  至于文化教育计划,除去识字外,还要学习自然科学和历史、地理的知识。
  今天在八路军的部队中,能看书报的排以上的干部约占百分之七五点九九,就是说在五千干部当中还有一千二百个干部不能看书报,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这是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根据不完全的材料所作的平均统计。如果以一二〇师的干部作例子,其文化水平则有如下的百分比:
  依上表,一二〇师全师干部中读过书的只占百分之五十七,可是在这个数目中,能够写报告的,据说也只占一半(即约占能读书报的干部的百分之五十)。这说明部队中消灭文盲的工作,还是顶重要的工作。关于教材,总政治部华北考察团北线部队工作总结的报告中这样说:“学习材料之缺乏,为敌后部队之严重问题。晋察冀军区尚能自行用铅印、石印翻印许多材料,且部队较为集中,材料易于分配。一二〇师冀中部队分散流动,处于敌人远后方,加以交通不便,且很少得到后方出版之文件书籍,营连级几乎半年看不到后方书籍文件。一二〇师直至一九四〇年四月所收到的后方文件数目,仍为抗战开始时所发之数目,现在部队扩大到六倍以上,平均每团只能分到后方出版之文件书籍一份至二份,有时一份仍得不到。因此,学习材料缺乏,影响干部之学习极大。”
  (四)学习制度
  一、两小时的学习制度
  在前方部队中实行了两小时学习制度的,有晋察冀军区及三五九旅。晋察冀军区之所以能够实行这个制度,是因为那里的环境比较安定,且因为他们建立了集体的一定时间的办公制度及学习制度。但如果在战争紧张情况中,则两小时的学习制度便不可能。此外,即使在驻军环境中,连队干部也常常不能保证两小时的学习制度。这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缺乏教育干部的帮助;其二为干部不善于挤时间,而忙于日常工作。
  二、学习小组的编制
  在部队中,干部学习组织的编制,一般的按师、旅级,团、营级及连、排级编成甲、乙、丙三类小组。在这一般的标准下,还可以有部分的变通。例如晋察冀军区,让乙类中之程度较高者参加甲类学习,丙类中较高的干部参加乙类学习,这样便大大提高了学习的情绪,克服了因水平不一而对学习不感觉兴趣的现象。
  此外,在晋察冀军区,干部识字也编成小组进行。“干部文化水平是极不平衡的。为了提高工农干部和老干部的文化水平,我们把识字很少的干部编成干部识字组,一般的以营为单位,由营教导员指定专人负责上课(在一分区有以连为单位的,但成绩不好)”。
  小组长的产生,有的部队系指定(晋察冀军区),有的是选举(一二〇师)。不管指定与选举,都必须具备这些条件,即是政治水平较高、学习积极、最负责的组员担任,对于学习才有帮助。
  三、组织上的领导
  部队中的在职干部教育总的领导属于八路军总政宣传部。不过在华北,部队中的领导是不一致的,有的属于政治部的宣传部(如晋察冀军区),有的则属于政治部的组织部(一二〇师),而以属于政治部的宣传部为多。晋察冀军区的政治部下,最近设有干部教育部,分区则设干部教育科,团设干部教育股,营以下设营教导员、连指导员,管理在职干部学习。
  各级宣传部对干部教育有如下的分工:
  师政治部宣传教育部,是确定较长期间的全盘政治文化教育计划,供给临时的补助材料,定期地检查与总结全师的在职干部学习,领导师旅的在职干部教育,训练与培养宣传教育工作的干部。
  团政治处宣传教育股,根据师政治部的计划,定出每周的教育进度,帮助连队提高教育的能力,领导营、团在职干部的学习,以及经常进行全团政治教育的检查与测验等。
  连队的政治指导员与教员,则负责实施团政治处的计划,组织学习,进行上课,并采取各种办法使教育深入。
  此外,旅政治部的宣传教育科及营的政治教导员,在一般的情形下,它是承上启下的,依照上级的教育计划,进行督促检查。但在特殊情形下,如战争时或部队分散时,在领导政治教育上来说,旅应负起师的责任,而营应负起团的责任;尤其是连排在职干部的教育,主要是依靠营来进行。因此,营除设教导员外,还应有一个干部教育干事(见《中国文化》第一卷四期)。
  大部分部队中的在职干部学习,还须大大地加强组织上的领导。晋察冀军区在这个方面做得好,在学习开始时曾经广泛而深入地动员过,负责干部并以身作则地学习,造成了普遍的学习热潮,提高了学习情绪。他们又经常进行自上而下的检查,在教育计划发下以后的一个时期,由军区宣传教育部暨巡视团、分区宣传教育科暨巡视组、团宣传股、营教导员及政治教员直接到下面检查,因此,他们那里的干部学习有成绩(“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两年来宣传教育工作总结”)。
  四、教员和指导员
  “在职干部教育需要有一定的指导人或教员,这种人需要具有较高的政治文化水平和实际工作经验。在部队中固然不缺乏上述人才,但他们多半是担任着许多工作,对干部学习的帮助缺乏时间,因之教员缺乏,成为教育工作的严重问题。一二〇师虽然计划来培养一批教员,但仍只能部分地解决,整个部队还需要很多的教员”。
  “负责教育工作的干部,亦感缺乏,一二〇师尚未建立干部教育的行政组织。晋察冀军区部队之干部教育科(股)亦因缺乏干部而由主任或宣传科(股)长兼任。此种缺乏,影响部队教育工作的开展极大”(“总政考察团北线部队工作总结报告”)。
  在部队中教员的缺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仅是一个部队如此,而且是各部队都如此。尤其是连排的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低,学习多采取讲授的方式,他们更需要教员;可是这部分教员既缺乏,质量又差。文化教员,也多很差。在部队中一般教政治课的多是干部,教文化课的多是些小学生,间或有少数的中学生。这些小先生既缺乏革命的常识,更没有教书的经验,兼之文化水平又差,因此常常把字义解释错了,或者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去解释字义。如将“抗战”,解释成为“抗”即是抗战的意思;而抗战,即是抗战了的意思。解释如此,举例亦多不当,读音不正确,更是普遍的毛病。
  晋察冀的识字小组,由营教导员指定专人负责上课,“但大多数由营部文书负责,且过去识字教育准备会(计划与研究识字教育的教员准备会议)没有建立起来。因之,这一工作是不十分健全的,甚至可以说还存在着许多缺点。如三团三中队的文化教员(文书)将‘妥协’解释为‘妥妥当当的协定’,同时上课的纪律也不甚好,因为是文书作教员,对于干部不好太严,而文书本人又不便督促。这样的教员实不能胜任,但是因为教员的缺乏,又不得不将就。抗战以来,虽然有一批青年知识分子涌进了党领导下的部队,对于文化教育工作的帮助不少,但仍然感觉十分缺乏。不仅教员如此,其他教育干部也同样缺乏”。
  “至于指导员制度,在部队中可以说普遍的没有建立起来,只有晋察冀军区营团一级的干部学习小组有类似这样的制度。由上级指定专人参加各小组的讨论会,帮助领导、督促和检查小组的学习”(“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两年来宣传工作总结”)。这一制度的实行曾给了营团一级的小组学习以很大的帮助与推动。同时,经验证明了这个制度是正确的,但并未普遍到战斗部队中去。
  (五)学习方法
  部队中的学习方法,已知道的有以下几种:
  一、一般政治课的学习方法
  政治课的学习方法各级不同:师旅一级的干部多以自动学习为主,讨论为辅;团级以讨论为主,每次讨论由团政委或政治处主任主持;以团为单位。营级干部也是以讨论为主,每次讨论之先,指定参加讨论的人作报告,然后进行讨论,由小组长作结论,但也有轮流作结论者;以营为单位的营级干部的讨论,则由教导员和政治教员共同负责;连级干部上课、讨论并重,每周上课二次,每次下课前二十分钟作为解答问题的时间。
  二、文化课的学习方法
  文化课的学习方法,有各种的不同:
  1.干部日记
  晋察冀军区用写日记的方法去提高干部的文化水平与写作能力。日记的内容有三:“(一)工作上的经验教训和对工作的意见;(二)对于生活上的意见和感想;(三)在学习方面的心得,对于政治理论问题的意见、批评、补充和发挥。”(“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两年来宣传教育工作总结”)
  这种方法实行的情况,“在内容上一般的都能达到上述各方面的要求,但也有少数的日记内容,变为流水账或读书札记。在经常性上说,部分的干部能保持经常性,他们不管风雨行军和作战,仍然不间断的写日记”(同上)。
  除了干部日记外,还有一种识字日记,其办法不详。
  对日记的检查方法,是“采用按级检查的方式,一般的团级以上的干部日记由军区抽调来检查,营级以上的干部日记由分区检查,连排级的干部日记由团政治处检查;有的单位则排级日记由连级干部检查,连级干部日记由营级检查,营级干部日记由团级检查”(“晋察冀军政治部两年来宣传教育工作总结”)。
  在检查时,“不仅要看是否经常,而且注意内容是否适合要求,不妥当的字句,给以必要的改正。这样对于写日记的同志有更多的帮助;识字日记也一样要求改正”(同上)。
  2.识字牌和沙盘
  识字牌的学习是把识字牌背在战士的背上,由俱乐部文教干事边走边教,干部亦参加学习。在宿营地则利用沙盘练习写字,并随时进行测验。
  3.写墙报、作通讯,也是重要的方法。
  三、研究时事政治的方法
  对文化水平较低的干部,采用读报的方法。一般的每周读报一次,但也有把读报放在一般政治课时间内进行,也有每周读两次的。“集体读报方式,一般的有两种:报告和朗读。但朗读较少,而报告较多。读报准备比较充分,不但充分搜集材料,对时事作简单分析,有的还画出必要的地图来”(同上)。
  (六)八路军在职干部教育中的几个问题和我们的意见
  以上的材料是不完全的。从这些材料中,可以看见,八路军在职干部中,几年来的文化教育与策略教育(包含时事政治在内)是远远多于马列主义基本理论教育的,虽则文化教育还不够(特别是自然与史地知识不够),策略教育还缺乏系统性。马列主义基本理论教育之所以进行得那样少,而且那样没有系统(少数高级干部除外),据我们看来是由于以下的原因:一、总政治部当作全军在职干部教育的方针、原则与计划纲要,提出得比较迟,而在这以前,各兵团大都是各自为政地、临时地进行一些教育;二、战争的经常性常常打断了教育与学习的经常性,而理论的教育与学习恰恰要求有比较经常的时间;三、部队中的在职干部,工农出身的远远多于知识分子出身的。对于这大多数工农出身的干部,在理论教育上特别需要适当的教育干部帮助他们,需要适当的教材供给他们阅读。可是,这样适当的教育干部与教材,至今远远没有解决。
  前方部队曾采取轮流调训的方式,以进行干部教育。在长期战争环境中,这种方式特别重要。我们提议,只要有可能,需要多多开办这样的训练班或学校。
  可是,这种方式不能完全担负起在职干部教育的任务也是很明显的。因此,在在职干部教育事业的本身上,除此种方式外,仍然需要采取其他有效的办法。关于这,我们提出以下的建议:
  一、对于还未脱离文盲过程的干部,暂时只进行文化教育、军事教育、政治教育(时事政治及策略教育)及党的建设的教育,尤须限期消灭文盲,以便学习一般理论学科。对于这类干部,须按级设立专任教员。
  二、对于能够自由阅读的干部(除开少数新干部,须专给他们讲党的建设及革命军队的建设以外),无论等级如何,一律自己阅读理论书籍。依据由浅到深的原则,把中央宣传部今年三月指示中所提到的理论学科,每科选读一本,限期读完。能有机会集体研究,则同时经过集体研究的方式(如研究会、研究小组之类);否则,全凭个人研究。对于这类干部,必要时设立学习辅导员。
  三、对于初脱离文盲过程,即只有粗浅阅读能力的干部,亦不问等级如何,一律从粗浅的理论书籍研究起。按级设立专任教员,采用半讲半读的方式;有了专任教员,才可以利用一切可能机会进行教育。适合此类干部的教材,为数还很少,应由总政编一书目,由中宣部与总政共同完成之(此类书籍亦甚为一部分地方干部所需要)。
  四、关于时事政治及策略的教育,须比以前更有系统地进行。一般的原则,应使国际、国内政治情况、党中央的政策,同当地的实际斗争联系起来。但亦须估计到干部的水准,而采用不同程度的内容与分量。应该保证每个干部每月有两次关于时事政治及策略教育的学习。
  五、从数量上和质量上解决教员和指导员(或辅导员)的问题,对前方部队在职干部教育的推进,实有决定的意义。因为,今天部队中多数干部的文化水平还不够独立自学的程度,而经常的战争环境更使他们没有从事学习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没有教员和指导员的直接帮助,比较经常的和比较系统的学习,是很难实现的。但这种教育干部的解决,主要的要靠前方各部队自己努力,延安只能(也应该)供给极少数的理论素养较高的干部。因此,提议前方各高级政治部开办教员训练队,将部队中文化水平高而政治上可靠的知识分子,轮流调训,由负责干部亲自教育他们,毕业后仍派原部队为原则。如此仍不足数,则更从地方上争取之。务使部队中的教育干部在数量上有相当的解决,在质量上有必要的提高,而部队在职干部教育经过此种努力,能逐渐建立起独立发展的基础。
  一九四〇年十月二十九日

延安干部教育模式研究/栗洪武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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