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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本书作者关于延安干部教育的部分研究论文 陕甘宁边区“干校教育模式”及其影响*
栗洪武
摘要：陕甘宁边区先后办有20余所高等学校，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形成了一个新的、完整的、能够适应革命战争与边区建设需要的“干校教育模式”。该模式有其特定的办学宗旨及指导思想、课程内容、办学方式和管理体制等。这种“干校教育模式”对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陕甘宁边区；“干校教育模式”；新中国高等教育
陕甘宁边区是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在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扩大、巩固与发展起来的。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在这里度过了相对稳定的13个年头，先后创办了20余所高等学校，形成了一个能够适应革命战争与边区建设需要的“干校教育模式”。通过这种教育模式，边区的高等学校培养出约百万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干部，为赢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培养了部分干部；而且，该模式也对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 边区高等学校的办学宗旨与指导思想
1．确立培养革命干部的教育宗旨和任务
党中央到延安后，抗日战争的新形势和新任务摆在全党面前，所以干部问题更为重要。1937年5月7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明确指出：“我们的党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要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①1937年5月，刘少奇在《争取全国民主统一与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一文中呼吁：“我们要大批训练军事、政治干部。过去我们的干部，特别是有经验的干部大批牺牲，我们要在最短期内补救这个缺陷，要训练上万的干部。”②抗日战争爆发后，民族战争形势迅猛发展，更加迫切需要各方面的抗战干部。于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③毛泽东和刘少奇两人一致的观点，表明了一个共同的认识，即干部教育在抗战与根据地建设中是非常重要和迫切的。然而，当时党的干部队伍的状况很不适应这种形势发展的要求：抗战前，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一些专家，也培养了不少人才；但这些专家和人才的数量与抗战建国的重大任务相比，那实在太少了，显得很不够用。而且，抗日战争时期又是一个形势空前急剧变化的时代，一个革命干部如果不能通过学习不断地提高自己，从工作实践中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充实并提高自身的学识与能力，就会影响工作效率，跟不上形势发展的要求。从陕甘宁边区的实际情况来看，各项工作才刚刚起步，尤其是文化教育事业还相当落后，许多群众还生活在与文化“绝缘”的状态之中，区乡干部还有大量文盲。这些情况充分说明，只有把干部教育放在第一位，才能完成历史赋予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使命。正是在这种特定的背景下，以培养革命干部为根本宗旨和任务的边区高等学校先后诞生了。
2．制定理论联系实际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认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目的，就是要用其理论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态度，“就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就是“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在毛泽东看来，“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④。毛泽东所讲的“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正确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的生动体现，它成为边区高等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具体表现在：
第一，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教风和学风。边区高等学校在办学过程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充分体现着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并将其贯彻到教学实践中，从而形成良好的教风与学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亲自倡导和培植这种优良的教风与学风。他在多次给抗大师生的讲话、座谈和讲课中，不断强调加强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尤其以《实践论》为教材讲授理论联系实际的哲学原理，并结合学员学习生活实际，用典型事例和现实体验生动活泼地说服教育学员高度认识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他还把“理论联系实际”规定为陕北公学的教学方针，将“实事求是”题词作为中央党校的校训。刘少奇的名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在延安马列学院的演讲，他从共产党的历史、党员的思想和工作实际出发，阐述了共产党员修养的意义和方法，为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教风和学风起了示范作用。所以，学校的教师也特别注重在教学中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第二，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边区高等学校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作为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教学实践中予以贯彻：一是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社会意义，把它看作是革命战争的需要，发展经济的需要和改造思想的需要；二是确立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多种形式，使其切合边区的实际；三是教学内容和方法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许多学校都开设生产知识和技术的课程，在教学中把一些与生产相关的学科同生产实践紧密地联系起来。通过实行教育与社会生活结合，与工农群众结合，与生产劳动结合，一方面培养了学员的群众观念、劳动观念、纪律观念和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另一方面解决了办学的物质困难问题。
* 本文发表在《高等教育研究》2005年第7期。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7页。
②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8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6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0—801页。
二 边区高等学校的课程内容
1．注重马列主义理论教育
边区高等学校教育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1938年10月，毛泽东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政治报告中，特别强调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重要性。他说：“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①为此，他进一步要求：“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②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进一步指出：“在现时，毫无疑义，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③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又提出：“对于在职干部的教育和干部学校的教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④同时，毛泽东向全党干部发出号召：“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⑤这是新民主主义时期毛泽东关于通过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提高党的战斗力量的深刻阐述，对于当前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很有借鉴意义。
边区高等学校教育实质是干部教育，主要任务是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培养各方面急需的高级干部。为此，各高等学校不仅在教育思想上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而且尤其重视把马列主义理论与实际斗争相结合作为主要教育内容，强调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和方法去分析中国历史与当前的具体问题，去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使学生养成这种应用的习惯，以便在他们出校之后，善于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和方法去分析问题与指导实践。毛泽东说：“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⑥实践证明，边区高等学校在教育教学中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2．突出政治思想教育
边区各高等学校都把政治思想教育摆到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突出地位，目的是通过政治思想教育与专业技能教育的有机结合，培养为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而浴血奋战的高中级干部。1937年10月陕北公学刚成立不久，毛泽东就为该校师生题词：“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襟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顺利的解决。”⑦这实际上是向边区高等学校提出了培养人才的标准，而这种人才的培养，是靠学校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与注重政治思想教育来保证的。拿抗大来说，这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毛泽东为抗大制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⑧。中央军委在《关于整理抗大问题的指示》中提出：“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心的一环，课目不宜过多，阶级教育、党的教育与工作必须大大加强。”⑨教育知识青年的原则，是使他们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教育他们有纪律、有组织，反对组织上的无政府主义与自由主义；教育他们深入下层工作，反对轻视实际工作经验；教育他们接近工农，决心为工农服务，反对看不起工农的意识。抗大按照毛泽东制定的教育方针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办学，仅3年时间就“教成了几万个青年有为与进步革命的学生……昔日之黄埔，今日之抗大，是先后辉映，彼此竞美的”⑩。边区其他高等学校也是以转变学生思想这一首要任务为要求实施教育的，同样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他们开展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具体做法：一是上好政治理论课，端正学生的政治方向和政治态度；二是开展形势与任务教育，培养学生为国家和民族奋斗的精神；三是进行革命的人生观教育，养成学生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四是积极吸收青年学生加入党组织，壮大党的战斗力。
3．教授抗战急需的新课程
抗日战争爆发后，新的形势要求在教育中实行新的课程与之相适应。1937年8月，党的洛川会议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规定：抗日的教育政策是“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11)。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进一步提出：“改订学制，废除不急需与不必要的课程，改变管理制度，以教授战争所必需之课程及发扬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原则。”(12)所以，边区高等学校从教育政策、学制到课程设置，都突出了抗日救国的思想与为战争服务的理念。从1940年下半年开始，一些学校的教育教学出现了“正规化”倾向。尤其严重的是教学内容中发生了与实际脱离、所学与所用脱节的偏差。为了解决“正规化”过程中出现的偏差，1941年12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指出：“目前延安干部学校的基本缺点，在于理论与实际、所学与所用的脱节，存在着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的严重的毛病。”(13)同时，就各类学校的课程设置做了专门规定：“凡带专门性质的学校(例如军事的、政治法律的、财政经济的、自然科学的、文艺的、师范教育的、医学的等等)应以学习有关该项专门工作的理论与实际的课程为主。文化课、政治课与专门课的比例应依各校情况决定之。一般说来，专门课应占百分之五十(不需补习文化之学校，则专门课应占百分之八十)，文化课应占百分之三十，政治课应占百分之二十。”(14)边区高等学校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在教学活动与课程设置上，既结合抗战的实际需要，又顾及基础理论和专业技能的学习。各学校根据自己所承担的教育任务，结合本校的实际情况，都拟订了具体的教育教学计划，在实施过程中收到了显著的成效。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举行的开学典礼大会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延安整风运动。边区高等学校的师生积极投身于这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中。他们联系本校、本班、本人的实际，学习文件，领会精神，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进行检查、反省，整顿学风。同时，党中央又对边区直属的高等学校进行了较大规模地调整，先后将鲁迅艺术学院、自然科学院、民族学院、行政学院等并入延安大学，使边区的高等教育机构和教育制度更加符合抗战需要与边区实际，进一步提高了办学效益。延安大学的课程由全校公共课与各院系专门课两类组成，全校公共课占课程总时数的20%—30%，专门课占70%—80%。在各院系的专门课程中，有关政策的课程占20%—30%，有关专门知识的课程占70%—80%。全校公共课有边区建设、中国革命史、革命人生观、时事教育等；司法系的专门课有边区法令、判例研究、司法业务、法学概论、社会政策、现行法律研究等；教育系的专门课有边区文化教育概论、小学教育、中等教育、社会教育、教材研究等。这种课程基本反映了整风运动之后边区高等学校的课程设置情况。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页。
② 同上书，第532—533页。
③ 同上书，第706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2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534页。
⑦ 《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41页。
⑧ 同上书，第67页。
⑨ 《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69页。
⑩ 同上书，第66—67页。
(11) 同上书，第44页。
(12) 《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48页。
(13)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在职干部教育部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8页。
(14) 同上书，第150页。
三 边区高等学校的办学方式
1．学制灵活，形式多样
边区高等学校是依据战争形势、边区实际和培养任务的不同制订学制的，而且不同的学校和专业也有差异。总的原则是从实际出发，学制灵活，形式多样。
在抗战初期，大量的爱国青年从全国各地涌入边区，仅在1938年5月至8月间，就有2280多名知识青年来到延安；同时前方战事紧张，急需大批革命干部。所以，这一时期各学校以办短期训练班为主，即使在“正规化”时期，短训班也是培养和提高干部的理论与业务水平的重要方式。这些短期训练班，随着边区形势的变化，其规模、学制、内容和程度都是不一样的：一是学员是从工作中来，经过短期的学习，还回到工作中去；二是培训时间一般只有三个月或半年，最多一年就结业；三是课程设置和讲授内容立足于实际需要，体现了少而精、学用一致的原则；四是具体科目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形式的发展和工作实际的需要随时随地作调整；五是教学方法灵活多样，有讲授、自学、讨论等。当时，短期训练班归纳起来大致可以分为下列几类：政治理论训练班、业务技术训练班、布置工作训练班、整顿思想作风训练班等。这种教育形式，目的明确、短期见效、机动灵活、简便易行，是边区高等学校创建初期的主要办学方式。
1943年以后，边区高等学校进行了调整合并，组建了新的延安大学。学制暂定为：行政学院2年，自然科学院3年，鲁迅艺术文学院2年，医药系1—2年。但修业年限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以学完规定的科目为标准。有时前方或实际工作部门急需干部，即使毕业年限不到或规定的课程没有学完，也派学员参加工作。
另外，实习在边区高等学校的教学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有的学校实行“三三制”教学计划，即学员入学后首先学习三个月，然后到前方实习三个月，再回校学习三个月才毕业。当学员在实习中发现自己学习的不足而反映到校方后，学校就立即改革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教学实习分为地方课实习和技术课实习两种：地方课实习，主要目的是为了了解边区实际，为边区建设服务；技术课实习，一是参加边区实际工作部门的技术工作，二是把技术实习和群众工作结合起来。各学校通过教学实习环节，注重实践锻炼和锻炼以后的再提高。
2．学以致用，急用先学
抗日战争的严峻形势与陕甘宁边区所处的特殊环境，不容许边区高等学校教育脱离实际，坐而论道；而是要把学习与应用结合起来，联系中国、边区的实际，研究解决中国革命和边区建设的现实问题。所以，学用一致既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也是指导边区高等学校教学的基本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各学校创造了许多好的教学经验和方法。例如，抗大特别强调原则的具体化和中国化，把理论的普遍性与具体的灵活性融化于实际之中；陕公为着理论与实际的一致，把校内的教学与校外的实践联系起来，把课堂教学与实际生活联系起来。
为了坚持学用一致的原则，各学校在教学中特别重视制订精细的科学的教学计划。教学计划不仅适合学员的实际情况，还适应战争的发展需要；既考虑军事、政治、文化等各门课程的内容联系，还在时间上安排适当比例；既具体细致，又不妨碍机动灵活。同时，为了保证教学计划的实施，还使全体师生都了解它的内容和重要性，以提高他们执行计划的主动性和积极性。1941年12月，中央作出决定：“第一，必须使学生学会区别马列主义的字句与马列主义的实质；第二，必须使学生领会这种实质(不是望文生义，而是心知其意)；第三，必须使学生学会善于应用这种实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而抛开一切形式的空洞的学习。为了这个目的，除正确的教授马列主义理论之外，同时必须增加中国历史与中国情况及党的历史与党的政策的教育，使学生既学得理论，又学得实际，并把二者生动得联系起来。”①边区各高等学校在教学计划中认真贯彻中央的这一决定，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通过在教学活动中坚持贯彻和运用学用一致的原则，重视学员的实际工作能力的培养，使他们不仅能够用马列主义精神与方法分析中国历史与当前的具体问题，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而且养成了这种应用的习惯，以便在他们出校之后善于应用马列主义的精神与方法去分析问题与指导实践。
边区高等学校在学以致用的原则下，更注重急用先学，表现在：一是课程设置与实际需要紧密结合，有中国问题、马列主义理论等，但主要是抗战急需的实用技能课，如抗战中的政治工作、抗战中的民众运动、抗日的游击战术、射击、防空等。学员学了这些课程之后，在实际工作中立即就能用得上。对此，毛泽东和校领导曾再三强调，这些科目是针对目前需要的，已是把理论具体地配合于实践的结晶。二是在教学中做到少而精。这是根据抗日战争的特定条件且急需干部和学习时间较短来确定的。边区高等学校处在战争环境中，教学设备有限，教育经费少，所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要使学员懂得一些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掌握对敌斗争的武器，学到实际工作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必须在教学上坚持少而精的原则。为做到少而精，在学习目的上，强调做什么学什么，急用的先学，不急用的后学；在学习内容上，重点学习理论与实际联系的结晶，而不是无选择的什么都学；在学习方法上采用“堆栈”式，不采用“百货商店”式。
①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在职干部教育部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8页。
四 边区高等学校的管理体制
从管理系统考察，边区所有的高等学校大体分为两个系统：一个是党中央所属系统，一个是边区政府所属系统。无论是党中央所属学校，还是边区政府所属学校，在行政上都是由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直属部门对口管理，从而形成了部门办学管理体制。当时，一方面，某一行政部门集中负责某一方面的实际工作，急需领导开展这方面工作的干部，于是就办学校培养人才。如中共中央办党校、办抗大，培养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和军事干部；中央文委办鲁艺、办自然科学院，培养建设需要的艺术人才和科学技术干部；八路军总部办医科大学、办军政学院，培养抗战急需的医务工作者和高级军政干部；边区政府办行政学院、办延安大学，培养边区建设需要的各种类型的专门人才。另一方面，抗战初期，大量的知识青年来到边区，尽快地对他们进行各种形式的教育培训，使其成长为抗日的骨干力量，迅速加入到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去，实为当务之急。一时间，小小的延安就办起了20余所高等干部学校。于是，在教育方针、教育计划、课程设置和调剂教员等方面，党中央又成立专门的教育机构对各级学校进行统一管理。尤其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为适应迅速变化的战争形势，全党掀起了大规模的学习运动，加之在陕甘宁边区创办的干部学校数量急速增加，要求进一步加强对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教学的统一领导。为此，1938年11月中共中央六中全会决定成立中央干部教育部，并配备了强有力的领导班子，由党的总书记张闻天兼任中央干部教育部部长，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维汉任副部长。1940年6月，中央干部教育部与中央宣传部合并，改称中央宣传教育部。同年10月，又改为中央宣传部，部长、副部长仍分别由张闻天和李维汉兼任。这种既有中央统一领导，又有部门分工负责的管理体制，很适宜战争时期根据对口部门需要人才的要求，调动其办学的积极性。
五 边区“干校教育模式”的影响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建设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结果。边区“干校教育模式”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建设的转型，由一个存在实体变成一种影响力，尤其是它的基本内容影响着新中国高等教育的许多方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开始。面对高等教育的三个系统，即老解放区系统、国统区公立系统和私立系统，党中央提出“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有用的经验，借鉴苏联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的工作方针①，着手对其进行改造，以建设新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当然，就教育本身来说，三个系统的教育各有优点。但从政治任务与政治需要来看，老解放区系统的高等教育尤其是陕甘宁边区“干校教育模式”的基本内容当然居于主要地位，从而影响着新中国的高等教育建设。表现在：(1)对高等教育的宗旨和任务的影响：继续以培养革命与建设事业的干部为基本宗旨和主要任务。(2)对学制和课程改革的影响：工农教育被纳入学制中，政治学校被重视；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政治思想教育方面的内容被列入课程之中，被称之为中国“高等教育的灵魂”部分。(3)对学校管理体制和校风建设的影响：仍然沿用陕甘宁边区实行过的部门办学的管理体制；以政治思想教育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教育加强新的校风建设。(4)对部分高校建设的直接影响：新中国的部分高校是由陕甘宁边区高等学校演变而来的，直接继承了边区高等学校教育的一些传统；仿照边区“干校教育模式”，创办了一批人民革命大学，专门为国家革命和建设事业培养急需之干部。(5)一批从边区走向全国各地的教育家借鉴自己原来的办学经验管理高等学校，影响着这些学校的教育教学活动。如果说，学习苏联的高等教育经验，促使中国的高等教育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主要发生了形式上的变化；那么，学习陕甘宁边区“干校教育模式”的基本内容，则促使其在这一时期主要发生了内在的实质性变化。所以，边区“干校教育模式”的基本内容对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深层次方面。这些影响在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初期，曾经起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形势发展变化和人们认识上出现偏差，某些负面影响也日显突出。
这些负面影响主要是将边区“干校教育模式”中的基本内容绝对化，无视该模式及其内容所产生的特定历史条件与社会环境，而盲目照搬。尤其是1957年以后，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逐渐走上了一条摒弃一切外国“模式”，复归“传统”的道路。所谓复归“传统”，是指力图用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等根据地举办高等教育的经验、办法来指导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但是，在学习“传统”的指导思想和方法上，不考虑条件和环境的变化，出现了严重的偏差。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对于老解放区特别是陕甘宁边区“干校教育模式”的基本内容和经验的认识与继承更是走向了极端，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当时受“以阶级斗争为纲”极“左”思潮的影响，政治可以冲击一切、代替一切；“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被简单地理解为教育只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学校成了阶级斗争的阵地。第二，对培养目的“劳动者”的理解有偏差，强调了体力劳动者，而把脑力劳动者排斥在外，把知识分子说成是“臭老九”。第三，“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也被歪曲为劳动可以代替教育，高等学校用“产品设计”代替教学，并大批“智育第一”，严重地影响了科学文化知识的教学质量。
总之，作为抗战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所产生的陕甘宁边区“干校教育模式”，在当时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及随后的解放战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也为新中国的建设准备了大批的人才。虽然这种模式在新中国成立后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但其历史地位和作用则是应当予以肯定的。
① 张健：《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684页。
延安干部教育模式研究/栗洪武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