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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农村经济研究/三
黄正林
三、边区农村的手工业、商业和运输业
抗日战争时期，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边区的农村手工业、商业和运输业也发展起来，构成了边区农村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
(一)边区的农村手工业
手工业以合作社和家庭个体生产为主要经营方式。手工业合作社是在边区抗日民主政权的基础上，人民大众联合起来的集体经济实体，它是由群众集股或做份子形成的，是一种合作制经济。边区手工业合作社发轫于1937年。1939年4月，国际友人艾黎访问延安时，提议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西北区在延安设立事务所，推广合作社，由是边区的手工业合作社发展起来，当年即成立合作社10个，股金11315元；1940年发展到17个，股金64087元，每月平均生产总值34470元；1941年6月发展到30个，股金613117元(内有未交足股金168000元)，政府贷款198870元，合计股金811987元。①1942年10月手工业合作社发展到50个，股金2491600元，每月生产总值230余万元。②(缺1943年资料)1944年有手工业合作社114个，占边区合作社，总数的18%③；1945年，抗战结束前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达到591个，占边区合作社总数的67%，每月生产总值达3222086525元(边币)。④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有纺织、服装、食品、化学、建筑、造纸等行业。各个行业又有不同的门类，如纺织业有毛织、棉毛纺织、丝织等社；服装业有被服、制鞋、制毡、皮毛等社。在各个手工业行业中，以纺织业最突出，1940年有纺织社7家，占手工业合作社的39.5%，1941年有纺织社21家，占手工业合作社的80%。⑤
手工业合作社的发展带动了家庭个体手工业的发展，边区的农村个体手工业行业比较齐全，有毡坊、鞋铺、成衣铺、毛口袋坊、皮坊、染坊、木工坊、铁铺、掌铺、铜匠铺、麻绳铺、粉坊、油坊、酒坊、豆腐坊、磨坊、纸烟坊等20多个行业。这些手工业作坊普遍存在于边区的市镇和农村。边区的农村个体手工业经营有作坊经营和家庭副业经营两种方式。作坊经营者一般脱离农业生产劳动，专门从事手工业生产，主要分布在乡镇和县城之中，有自己的铺面，即作坊。家庭副业经营者大多数是农民，农忙时从事农业生产，农闲时从事家庭手工业生产。它亦有两种生产方式：一是在农村走家串户，替乡村农户干活，几乎没有自己出资生产的产品出售；一种是在自己家里从事手工业生产，用自己的资本、原料生产出成品拿到集市上出售。1942年，据陇东分区、延川、固临、鄜县、吴堡、盐池、定边、靖边、延安等14个县市的调查统计，共有个体手工业作坊399家，从业人数656人；1943年发展到作坊1108家，增长了2.8倍，从业人数2047人，增长了3.1倍。⑥1944年三边有作坊506家，1426人，绥德有作坊599家，964人；陇东有作坊302家，517人⑦。边区的农村手工业以家庭妇女纺织业为大宗。1942年至1944年家庭妇女纺织业发展情况如表6所示，3年中参加纺织的妇女分别占边区总人口(以150万计)的5.8%、11.5%、14.2%，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
边区农村手工业的发展，在边区工农业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一方面满足了边区群众生活的自给需要，如1943年边区共生产大布104302匹，其中合作社织布6000匹，家庭及私营工厂织布65334匹，占63.4%，另一方面对边区农村经济的发展起着很大的推动作用。边区农业生产工具如犁、铧、镂、锄头、镰刀、铁锹、镢头等，运输业的大车、鞍架、皮革、口袋、牲口蹄掌等，以及在边区各地集市上出售的各种工业品，绝大多数出自边区的手工业生产。因此，如果没有边区手工业的发展，就很难有边区农业、商业和运输业的发展。
(二)边区的农村商业
抗战时期边区的商业政策是：“对内自由贸易，奖励发展私人商业。对外调剂输出入，鼓励土产输出及无代用品的必需品输入；限制迷信品、奢侈品的输入，及边区自给不足的必需品输出；发展商业合作，便利人民交换，抵制商业资本的过分剥削。”⑧在这一基本政策之下，边区的农村商业繁荣起来，主要表现在农村消费合作社、集市的建立和发展，骡马交流大会的定期举行。
边区消费合作社创办于苏维埃时期，苏维埃政府针对根据地地广人稀，交通不便，有的地方买东西往往走上百十里路，农民剩余的产品没人收购的现状，决定在根据地的县、区、乡创办消费合作社。1937年，边区共有各类消费合作社142个，社员57847人，股金55525.8元，公积金3594.3元，销货额261189元。⑨1938年，为了加强对合作社工作的领导，取消了乡支社，加强了区、县社的力量，使合作社比之苏维埃时期进一步发展壮大(参见表7)。
消费合作社是发展边区农村商业贸易的重要环节，它真正起到了供给群众日用品与帮助群众调剂交换的目的，在边区农村经济建设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在农业生产中，合作社每年供给群众犁、铧、耕牛、籽种等生产资料；在工业生产中又帮助各工厂收购皮革、羊毛等农副产品。如1937年至1939年6月，边区的消费合作社3年中经营了价值96460000元的日用品，输出价值173400余元的土产品；帮助群众购买铧30890页，牛1605头，麦种643石，谷种173石，麻种105石，棉种14250斤；收购群众剩余产品羊皮5000张，羊毛8000斤，猪羊油1500斤，生铁12000斤。⑩吴旗县金汤区合作社1938年至1943年5月，卖给群众洋布152板，老布3369丈，犁铧895页，棉花150斤；替群众卖出土产羊10010只，羊绒22348斤，羊皮300张，粮食380石，食盐300斤，甘草150斤。(11)合作社的货物比市场的便宜10%—15%，收购农副产品又比市价高出4%—5%。消费合作社还派货郎担子下乡，如金汤区陈丕秀合作社1941年有2副担子，1943年有8副担子，1944年精简为4副，主要是送货下乡和收购土产。(12)吴堡任家沟区合作社牛爱彩的货郎担子“主要卖洋火、煮色、碱、针、线、梳子、带子、珠珠、顶针、丝绸……价钱通常比市价低十分之一”，很受边区农村群众特别是妇女的欢迎。(13)货郎担子下乡一方面方便了群众生产和生活，另一方面促进了农村商业的繁荣。
边区农村商业发展的另一表现是农村集市的建立和发展。抗战初期边区就有一些集市，而边区各县区大规模建立集市则是在度过1942年困难之后，即随着边区经济的复苏，农村集市相继建立。边区的集市主要建立在县城或区、乡所在地，平日，这里有公私商店营业，也有一些手工业作坊，每逢集日，周围农民赶集市，出售农副产品，购买自己所需东西。集市有三天一集的、五天一集的，各集时间互相错开。边区的集市主要分布在人口较多、经济较发达的绥德和关中分区，据不完全统计，绥德有集市43个，关中有22个(14)，足见这两个地区农村商业贸易的繁荣。另外，一些历史资料记录了农村集市的兴旺景象，如安塞四区的真武洞，“五天一集，这一集市，目前已成为安塞商业之中心，以后每集天数的缩短，集内的商店增多，将更趋繁荣”。延安“每逢集日，百货云集”，“一个荒沟忽然成为长二里的华屋高窑，熙来攘往，俨然都会”。(15)陇东的“曲子市与三岔镇都以逢三、六、九为集期的。每逢集日，附近十数里的群众和一切流动商贩，常是潮涌而来，因此商业交易，顿形活跃。”(16)合水西华池“逢集的日子(五天一集)，四面大路上，人群不断地向这里蠕动着，汇集着。各种各样的小摊，街道两旁不知有多少，人群塞满了街头，潮水般地涌来涌去。商店的伙计们忙得连烟都顾不上抽。”(17)久而久之，许多集市发展成为当地农村的商业贸易中心，西华池是最为典型的：1937年西华池“除了两三家连肉也找不到的小饭店外，整条街道还没有十家铺面”，1943年发展成为“有三十三家卖布匹、毛巾等的杂货店，十八家皮货店(卖皮带、牲口鞍子的)，五家木器铺，四家铁铺，三个理发店，大小饭馆十六个，三架压面机，镶牙社一个，染房四个，中西诊疗所一个，公私客栈十八个，各种小贩七十五个，全市商店居民在两百户以上”。(18)而且货物的吞吐量也是很大的，据1942年4月份贸易情况统计，“输出方面有：码子布七万六千余丈，三八布二百匹，四十码土布六十匹，四十码青、白洋布二十匹，棉花二二〇〇斤，其次火柴、毛巾亦有输入”。(19)
传统的骡马交流大会也反映了边区农村商业贸易的发展。抗战时期，由于农业、工业的繁荣，边区各地一年一度的骡马大会也盛况空前。如定边每年9月召开骡马大会，1943年是在9月15日起会，大会盛况空前：会场右边是马市，大小马约千余匹；东为牛市，犍牛、条牛约六千余头；南边为驼市，有五百峰之多；会场中心形成西北两条街道，毡、毯、帽、鞋、皮毛、布匹、铜器等，各样小摊，应有尽有。每日参加人数约在15000人以上，商品交易异常发达，蒙古同胞卖了马和牛，换取布匹、糖、茶、铜器和谷米、白面等。(20)
(三)边区的农村运输业
农村运输业的兴盛是抗战时期边区农村经济发展的一大特色。1941年以前，边区农村运输业是自流的，主要是个体脚户，包括4种形式：长脚，靠运输获利为生；短脚，主要从事农业，以运输为副业，多以揽脚贩卖为主；农户脚，利用放青季节驮盐；边区外的长脚，将货物运到边区，再将边区的盐、皮毛、药材等土产运出去。1940年盐荒后，边区重视盐的运输问题。1941年边区政府和各分区、县都成立了督运委员会，区、乡基层成立了运输大队。1942年边区在《三十一年度交通运输工作计划》中指出：“发展边区交通运输应当针对着发展食盐的运销、粮食和工业原料的运输业，并吸收外来脚户来发展边区的运输力量”。(21)由此，边区以盐运为中心的农村运输业发展起来。特别是高干会后，边区的农村运输业从自由的、流散的向有组织的方向发展。
边区农村运输业的组织形式主要有合作社运输队和群众运输队两种形式。合作社运输队是群众按自愿原则组织起来的，有较强的组织性。凡是加入合作社运输队的群众至少须认交社股一股，每股不得少于50元，入股的物资也有规定：(1)能运输的牲口；(2)大车、鞍架、口袋等运输工具；(3)粮食或草料；(4)特殊情况下得用货币。(22)边区的运输合作社起步于1942年，当年仅有牲口246头，1943年9月发展到3706头，1944年已达61911头(23)，当年，有运输合作社233个，占边区合作社总数的36.75%(24)，运输合作社遍布边区各县。在资金上，运输合作社的资力已达87616043元，占边区合作社资产总值的41.21%。(25)1945年7月运输合作社达到317个，占边区合作社的53.63%。(26)
群众运输队是群众按自愿原则结合起来的比较松散的农村运输组织，有朋帮、合伙、变工、捎牲口及带头等多种形式。随着边区合作社运输业的兴起和发展，各种形式的农村群众运输组织也发展起来，从1942年至1944年6月农村运输牲口的增加就可以看出来(参见表8)。
农村运输业的发展对边区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就拿运盐一项来说，1938年有7万驮，1939年达19万驮，1940年23万驮，1941年29万驮，1942年24万驮，1943年38万驮。(27)如果没有农村运输业的发展，对外贸易的主要物资盐是运不出去的。同时，边区的粮食、货物运输也大都是靠运输合作社和群众运输队完成的。另外，运输业给农村带来了很高的经济效益，延安县南区合作社运输队1943年运盐9536驮，获益边币8583293元，折小米1215.76石，纯利润2948734元。(28)靖边田保霖合作社运输队1943年10月向米脂运春毛750斤，运回铁锅19个，来回20天获净利183000元；11月又运春毛750斤，捎牲口17头，驮回炉齿200条，锅10个，获净利174000元。(29)庆阳民办运输合作社，1943年3月20日至6月底，共运盐8次，运回食盐296驮，加上其他生意，共获纯利856000元。(30)许多贫困农民因从事运输业而一跃成为富农，延安的刘永祥土地革命时是贫农，靠给别人赶脚为生。后来加入了南区运输合作社，通过运盐或贩运等成了富农，1943年时拥有150垧山地，20垧川地，20多间房子，9孔窑，6头牛，80只羊，1条驴，3匹马，雇5个长工，安庄稼两户难民，在南区合作社里有200多万元的股金。(31)运盐有利可图，定边县的五、六、七区有80%的农户都拴起了鞍张，抽空运盐，其中有20%的农户由务农转为专靠运盐为生，成为运输专业户。因此，定边的群众如是说：“口袋好像捣金铺，鞭子就是摇钱树。”(32)
① 《生产合作社报告材料》(1941年8月)，《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工业交通》(以下简称《工业交通》)，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78—47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786页。
③ 边区政府研究室：《边区合作社八年发展概况》(1944年8月)，《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七编《互助合作》(以下简称《互助合作》)，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5页。
④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西北办事处延安事务所工作概况与今后计划的报告》(1946年)，《工业交通》，第485—486页。
⑤ 《关于边区经济建设之报告书》(1941年10月4日)，《工业交通》，第481—482页。
⑥ 建设厅：《一九四三年工业统计表》(1944年4月1日)，《工业交通》，第596页。
⑦ 西北局调查研究室：《边区经济情况简述》(1948年2月19日)，《工业交通》，第597页。
⑧ 海燕：《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概况》，《解放日报》1941年11月5日。
⑨ 建设厅：《抗战以来边区合作社发展概况》(1942年5月)，《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商业贸易》(以下简称《商业贸易》)，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83页。
⑩ 刘景范：《两年来边区合作社工作总结及今后边区合作社的任务》(1939年10月)，《商业贸易》，第289—290页。
(11) 根据《互作合作》第160—161页有关数字合计。
(12) 《实行货郎担子下乡》，《解放日报》1944年7月4日。
(13) 《解决农村供销问题》，《解放日报》1944年7月9日。
(14) 《关中分区各县税务局所分布详图》、《绥德分区市镇简略图》，《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选编》第1册，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正文前插页。
(15) 边区政府：《工作报告》(1941年2月)，《商业贸易》，第399页。
(16) 刘葆璋：《曲子、三岔的商业》，《解放日报》1942年3月26日。
(17) 平野：《两华池繁荣了》，《解放日报》1943年4月27日。
(18) 平野：《西华池繁荣了》，《解放日报》1943年4月27日。
(19) 平野：《西华池商业发达》，《解放日报》1942年6月12日。
(20) 《定边骡马大会盛况空前》，《解放日报》1943年10月28日。
(21) 建设厅：《三十一年度交通运输工作计划》，《互助合作》，第253页。
(22) 《边区人民运输合作社组织办法大纲》，《陕甘宁边区政府档案》，复印件藏庆阳地区档案馆，目录号23，卷宗号356。
(23) 边区政府：《边区的运输事业》(1944年)，《互助合作》，第257—258页。
(24) 边区政府研究室：《边区合作社八年的发展概况》(1944年8月)，《互助合作》，第88页。
(25) 边区政府：《边区的运输事业》(1944年)，《互助合作》，第259页。
(26)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西北办是处延安事务所工作概况与今后计划的报告》(1946年)，《工业交通》，第486页。
(27) 《工业交通》，第693、725—727页。
(28) 《南区合作社1943年运输业务状况统计表》(1944年4月1日)，《工业交通》，第768—769页间附表。
(29) 《田保霖合作社运输队材料》(1944年6月)，《互助合作》，第295页。
(30) 柳可夫：《庆市民办运输合作社》，《解放日报》1943年8月31日。
(31) 《延安运输队长刘永祥》，《互助合作》，第307页。
(32) 杨正喜：《定边运输合作的发展》，《解放日报》1944年4月30日。
陕甘宁边区乡村的经济与社会/黄正林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