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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税收问题研究/四
黄正林
四、边区税收的历史地位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税收在边区经济建设、财政收入和配合对外经济斗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一，税收在边区经济建设中的导向作用是非常明显的。税收同经济是息息相关的，一方面税收决定于经济，另一方面税收又反作用于经济。正因为如此，抗战时期，毛泽东多次论述了抗日根据地经济与税收的关系。1940年12月，他指出关于税收政策，“应该和发展农工商业的基本方针相结合，而不是相违背。”①1942年12月，他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文中又指出：“我们一方面取之于民，一方面就要使人民经济有所增长，有所补充。这就是对人民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盐业及商业，采取帮助其发展的适当步骤，使人民有所失同时又有所得才能支持长期的抗战。”②1943年10月，他在所写的一份党内指示中又强调指出：“县区党政工作人员在财政经济问题上，应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然后以百分之十的精力从农民取得税收。对前者用了苦功，对后者便轻而易举”。③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皖南事变以前，边区制定了“力争外援，休养民力，医治创伤，积蓄力量，支持长期抗战”的财政经济政策。④这一政策表现在税收上，边区采取轻税政策，只征收少量的救国公粮和盐税、消费税，废除了其他苛捐杂税。“休养生息”的政策有力地推动了边区经济的发展。农业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逐年增加；工业从无到有，产值不断提高；商业开始恢复，农村集市贸易相继建立。这就为皖南事变后边区税收的实现奠定了经济基础。
皖南事变后，边区为了解决财政困难，一方面加大了税收力度，颁布了一系列税收法规，增加了税目，提高了税率。另一方面，在实现税收的同时，十分注意经济发展。从边区的税收政策和税收条例来看，税收对保护边区经济发展起了良好的作用。在农业方面，棉花是边区的必需品，由于国民党封锁，边区外的棉花进不来。为了鼓励农户种棉，边区决定新推广棉地三年不征公粮。⑤因而，边区的农业税条例就体现了这一政策。免税政策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使边区棉田、产量和棉花自给率不断提高，1939年推广植棉伊始，所收棉花只能自给1%，1944年棉花自给已达85%以上了。⑥奖励移民是边区发展农业的又一政策，1940年《陕甘宁边区政府优待外来难民和贫民之决定》规定凡自愿移入边区居住，从事劳动生活之难民或贫民“得免纳二年至五年之土地税”。⑦农业税收条例作相应的规定“移难民三年以内各种农产品及其副业之收入”免征农业税，⑧因此吸引了大量的移难民来到边区，他们成为边区不可忽视的劳动力量。⑨
在工业方面，对边区必需工业品的生产和入口采取低税或免税政策。如1944年营业税条例规定“凡纯系供给性质的公营工厂、政府奖励发展之公私纺织、造纸、开矿、冶金等企业经边区政府批准减税或免税者，得予减税或免税”；“凡经当地县(市)政府批准并呈报边区政府备案的合作企业得减半征收营业税。”⑩对边区必需工业品生产的减税或免税政策，直接推动了边区工业的发展，边区工业由抗战初期的一穷二白，发展到1944年底，“生活日用品的毛巾、肥皂、火柴、袜子、纸张、陶瓷、纸烟、蓝靛等，已能全部自给或部分自给”。(11)
对合作社事业特别是生产合作社，边区也给予减免税收的优惠政策。1942年4月，边区政府明确规定：“凡经建设厅批准成立的合作社，公盐、公粮、公草等负担，一概予以免除。”(12)
第二，税收成为皖南事变后边区财政的主要来源。笔者曾在《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来源》一文中指出，1941年皖南事变后，税收、公债、特产贸易、公营企业成为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税收究竟在边区财政收入中占什么地位？我们通过1941年至1945年的税收在财政收入(救国公粮未计算在内)中所占的比例就可以看出来。1941年税收、公盐代金占财政收入的58.5%；1942年税收、盐税、公盐代金占财政收入的35.0%；1943年税收、盐税、公盐代金占财政收入20.61%；1944年税收、贸易税、盐税、公盐代金占财政收入58.1%；1945年贸易税、税收、盐税、公盐代金占财政收入83%。1942年和1943年边区各种捐税收在财政收入中比例之所以低，主要是财政收入中1942年特产占到40%，借款占到20%；1943年银行借款占到34.7%。(13)抛开特产和借款，我们可以看出1941年以来，边区各种税收在边区财政收入中所占比例呈上升趋势。如果加上救国公粮(农业税)，税收在边区财政上的地位就更加重要了。可见，皖南事变后，税收成为边区财政的主要来源。
第三，税收紧密配合了对外商业贸易、反封锁和反倾销的经济斗争。抗战时期，边区的贸易政策是“服从于边区的自给自足的经济政策，以边区之有余，易边区之不足，以输出边区外所必需的我有余之物品，来换入边区内我不足之物品。”(14)边区的税收政策和法规紧密配合了边区的贸易政策，以争取必需品和限制非必需品的输入，主要表现在进出口货物税率上。在进口税方面，对边区的必需品采取低税政策，如棉花、布匹，对非必需品进口则采取高税政策，如迷信品、烟酒等，而对大烟、吗啡等毒品列入违禁品范围，严禁进口。在出口税方面，边区的富余产品采取免税或轻税政策，如食盐出口不征税，甘草税率较轻；而对耕牛、母羊等则严禁出口。
税率的提高或降低，不但在反封锁斗争，争取必需品和限制非必需品的输入上是一个有利的工具，而且在反倾销斗争中也是一个有利武器。皖南事变后，国民党一面严密封锁必需品进入边区，一面将大量非必需品或半必需品向边区倾销。如1943年在三边、陇东倾销茶叶、细瓷、玻璃、化妆品、玩具等，延安市一个月内就进了9万打毛巾和大量的篮球、乒乓球、橡胶玩具等。(15)为了反倾销和配合物资管理，边区使用活动税级制和实行过境货物回税法。6月，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活动税级使用规则》和《陕甘宁边区政府货物过境回税施行办法》。(16)货物活动税级和过境回税办法的施行，有效地配合了边区战时物资管理政策，它不仅能够保证运行经过边区的货物不在边区境内偷销，而且可以打击边区外敌对势力的倾销政策，还能够便利正当商人从事合法的贸易而增加税收。
(原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4期)
① 毛泽东：《论政策》，《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68页。
② 毛泽东：《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毛泽东选集》卷5，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749页。
③ 毛泽东：《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11页。
④ 西北财经办事处：《抗战以来的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概况》1948年2月，《史料摘编·财政》第6编，第13页。
⑤ 高自力；《边区植棉发展概况及今后推广方向》1944年2月10日，《史料摘编·农业》第2编，第610页。
⑥ 参见拙文：《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推广植棉》，《甘肃高师学报》1998年2期。
⑦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2辑，第84页。
⑧ 《陕甘宁边区1943年救国公粮公草征收条例》，《史料摘编·财政》第6编，第195页。
⑨ 参见拙文：《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农业政策》，《西北师大学报》1999年5期。
⑩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8辑，第259页。
(11) 赵橡生：《边区财政经济的新面貌》，《解放日报》1945年1月4日。
(12) 边区政府：《战字第297号命令》，1942年4月，《史料摘编·财政》第6编，第233页。
(13) 资料来源：《史料摘编·财政》第6编，1941年，第48页；1942年，第59页；1943年，第65页；1944年，第77页；1945年，第82页。
(14) 边区贸易局：《边区对外贸易概况》1942年，《史料摘编·商业贸易》第4编，第41页。
(15) 《两年来税收工作总结》1943年，《史料摘编·财政》第6编，第256页。
(16) 《工商税收史料》第4册，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3、144页。
陕甘宁边区乡村的经济与社会/黄正林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