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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第二节 边区的三三制政权建设——3
雷云峰
三 三三制政权初步建立与县乡两级进一步充实
边区参议会上新当选的边府主席、副主席和委员会委员，在大会闭幕的第二天，即11月22日当即“宣誓就职，并接印视事”。12月3日，边区政府正式发出关于“就职视事”的训令。①边区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研究确定边府委员分工和政府机构负责人员：政府委员刘景范任民政厅厅长，唐洪澄任副厅长；政府委员南汉宸任财政厅厅长，霍维德任副厅长；政府委员柳湜、贺连城任教育厅正、副厅长；政府委员高自立、霍子乐任建设厅正、副厅长。秘书处处长周文、保安处处长周兴、保安司令部司令兼政委高岗、副司令王世泰、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赵通儒、法制室主任张曙时等。至此，第二届边区民选政府正式组成，标志着边区已实现了地方性的民主联合政府。
1942年1月1日，边区政府发布布告，诚恳接受边区二届参议会一致决议的、把中共边区中央局提出的“五一施政纲领”作为边区政府的施政纲领，在参议会监督下，共同努力，以期达到巩固边区，发展边区抗日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坚持长期抗战，增进人民福利，实现真正三民主义的目的。“希望我们边区人民，都要认真的遵照执行”!②1月22日，边区政府向各专员县长发出指示信，③要求他们除对施政纲领详细加以研究，切实予以执行外，还要采取多种形式，对施政纲领进行广泛深入持久的宣传，使人民大众、男女老幼都能经常看到和学习施政纲领，掀起一个学习贯彻施政纲领的热潮。
二届参议会的园满成功和“五一”施政纲领的颁布执行，标志着边区自下而上的“三三制”政权的初步建立。但是，在“三三制”选举中，由于前无经验，又由于党员和干部中思想准备不足，发生了或“左”或右的现象，不少县乡的参议会和县政府委员会中，共产党员的席位超过了1/3，有的县共产党员甚至占了绝对的多数，未能实现“三三制”。因此，局面就没有多大变化，旧的作风也就沿袭下来，一些人还认为，三三制的精神，主要在于执行政策时，能够照顾各抗日阶级的利益，而不一定要把非党人士吸收到政权机关来，即使吸收也不一定要占2/3。所以，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甚至议会、政府和县委形成“三位一体”的现象依然存在。这种情形，很容易使党外人士不敢大胆讲话和做事，限制了民主的发扬。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用补救的办法充实三三制，3月4日，边区政府发出指示信，阐明“五一”施政纲领作为边区施政纲领以后，“三三制”的推行，就成为全体人民的任务，各级政府更应保证。为此，边区政府号召，“各县参议会共产党员超过1/3的，应该自动退出，由无党派候补议员补充。各县政府还可选有能力有名望的人士，酌量聘请。各县议员中，如有共产党员而被调动离职者，更应以非共产党员补充”。县政府委员也可采取同样办法补充。④这一指示信发出后，一些县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采取不同办法，对参议员和政府委员，作了局部的调整和补充。
为了彻底实现“三三制”，在4月初召开的边区政府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原案通过了由民政厅正、副厅长刘景范、唐洪澄提出的按期普选乡市参议会及提早抽选县参议会的提案。根据选举条例第13、14条之规定，乡市参议员每年改选一次，今年已属改选期；县参议员每两年改选一次，尚未属改选期。但是，“有些县分去年选出之县参议会与政府委员会之成分未能切实合乎‘三三制’之实际内容”，“今年提早改选”，“实为非常必要”。从边区去年选举结果的实际出发，提出延安、延长、子长、志丹、神府、新正、曲子、定边等8县提早改选县参议会与政府。改选时间，“乡市参议会从4月底起开始到8月底改选完毕”，“县参议会改选，从8月开始12月底结束”，⑤但是，由于当时边区农耕生产和整编自卫军工作紧迫，6月13日，边区政府发出命令，县乡两级参议会改选自8月同时开始，至年底结束。
在县乡两级选举开始后，9月1日，边区政府就改选乡市参议员再次发出指示信，强调“要彻底推行三三制”。为此，要切实地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不能马虎从事，“今年要大家负责瞅好人”，“把群众中有威望的群众领袖，积极分子，有才能有品德的知识分子，热心抗战民主事业的公正人士，都选出来当议员”，“三三制”的政策才能够彻底实现。⑥
这次边区乡县两级的改选于12月底完成，据统计，参加投票的选民占总选民的80％以上。选举结果，在乡市参议会的政府中，“三三制”得到了进一步的落实。据延川、安塞、清涧、吴堡、曲子、华池、新宁、新正、赤水、淳耀、同宜耀等11个县的统计：就党派而言，在8096名乡参议员中，共产党员2456名，占30.34％；国民党党员140名，占1.73％；无党派人士5491名，占67.82％；哥老会分子9名，占0.11％。就阶级成分而论，10个县(安塞不在内)的7143名乡参议员中，工人38名，占0.53％；雇农292名，占4.09％；佃农133名，占1.86％；贫农4799名，占67.19％；中农1528名，占21.39％；富农278名，占3.89％；地主45名，占0.63％；商人12名，占0.17％；士绅18名，占0.25％。
在乡政府委员中，据安塞、吴堡、华池、新宁、新正、赤水、淳耀、同宜耀等8个县的统计，1373名委员中，共产党员占561名，占40.86％；国民党员45名，占3.28％；无党派人士767名，占55.86％。从阶级成分而论，除安塞、新宁外的其它6县，工人6名，占0.61％；雇农50名，占5.13％；贫农627名，占64.37％；中农220名，占22.59％；富农29名，占2.98％；地主5名，占0.51％；商人2名，占0.21％；士绅2名，占0.21％；佃农33名，占3.39％。
从以上统计数字可以看出，经过改选，乡参议员基本符合“三三制”要求，乡政府委员共产党员比例还高出“三三制”要求7％；乡参议员和政府委员的阶级成分，都符合中国社会“两头小，中间大”的阶级状况，也反映出了边区内部的阶级关系。正如中共中央曾经指出：“人员数目的分配是一种大体上的规定，各地须依当地的实际情况施行，不是要机械的凑足数目字。最下层政权的成分可以酌量变通，防止地主豪绅钻进政权机关”。⑦
①《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4辑第320页。
②③《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5辑第1页，第69—71页。
④《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5辑第313页。
⑤《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6辑第93页。
⑥《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统一战线和三三制》第461—463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2卷，1991年6月第2版第743页。
陕甘宁边区史抗日战争时期（中、下篇）/雷云峰.—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