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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第四节 工业的建立与发展——3

雷云峰


  三、私营工业和个体手工业的恢复
  1.私营工业。
  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不但不反对私人资本主义,而且保护其发展。毛泽东说:“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①在边区,除了发展公营工业和合作社工业外,还鼓励发展私人资本主义工业,欢迎外地资本家到抗日根据地开办实业。私营企业是边区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边区政府成立后,为吸引外地资本家到边区投资,发展工商业,繁荣边区经济,增强抗战力量,曾经采取了以下措施:
  (1)废止过去工农民主政府时代的劳动保护法。
  (2)取消对资本家、富农经营的生产事业的各种限制。
  (3)严禁高利贷的剥削,严禁操纵市价、垄断与投机。
  (4)实行一种仲介制度,在政府仲介之下,劳资双方订立劳动契约,根据不同的生活条件,酌量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改进工人生活待遇。
  在边区政府正确政策的鼓励下,边区本地的地主将人员资金转向工业,私营工业乃逐渐恢复。1939年边区有私营纺织工厂6家,学徒154人,织机52架,年产大布3690匹。在延安、安定、延川、延长,有私人煤矿20多处,日产煤炭30万余斤,可供以上地区l/3群众烧用。私人盐池在定边、盐池有5、6处,产量颇丰,除供边区食用外,还运销陕、甘、宁数省,解决了大后方食盐的危机。民营纸厂有39户、工徒98人,池子38个。
  略具规模的有米脂万合毛纺厂、米脂民生纸厂、白家沟织绸厂等。万合毛纺厂创办人是米脂商人荣昌泰号主人李旺荣。1939年创办时只有1架小机子附设在小铺里,织些小布以维持营业。后来另一铺子德兴昌号主人姬旭昌也入了3股,其规模乃略有扩大。
  米脂民生纸厂的创办人是米脂绅士艾斌卿,1939年以前艾在县政府任二科科长,家里略有土地,他看到发展工业有前途,乃于1939年以4000元法币为资金,雇请4名工人,试办纸厂。
  白家沟织绸厂是1940年由3、4家私人投资合办,有两架小织机,两个工人、3个学徒,两个掌柜、主要织绸子和罗底。
  2.个体手工业。以妇女的纺土纱织土布为大宗的个体手工业,不仅是边区自给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于保障抗战供给和人民需要也有着重要作用。
  边区发展个体手工业的方针是:大力发展以纺织为主的个体手工业;发展与组织群众自纺自织;成立“永昌公司”,帮助发展纺织手工业;制定和推广纺棉、纺毛办法;开展机关学校纺线运动等。
  边区原有不少县是产棉区,这里的家庭妇女多以纺织自给。据1939年7月1日边区区长会议调查,已有5万名妇女从事纺织生产(其中包括加入人民纺织生产合作社者);每人每日可纺纱4—6两。延长、固临的土布已可自给,而且在本年度还供给边区难民纺织厂土纱2万余斤,以作纬纱之用。至于其它小手工业也有显著发展。如铁匠坊、木匠坊、毯坊、油坊、皮坊、烧木炭等遍及各地,其产品可供群众部分需要。特别是安定县的手工业发展较快,1939年比1937年增加了皮坊10处,染坊3处,木器铺13处,裁缝铺5处,铜匠铺5处,鞋匠坊5个,刻字石印铺2处,银匠铺5处。延安市的小手工业也逐年增加,1938年有铁匠7家,木匠6家,钉匠2家、钉秤1家、裁缝7家,锡匠3家、银匠2家,共28家另有泥水匠32人,流动工人200名;1939年有铁匠16家、木匠、锅匠、钉秤、裁缝、锡匠、银匠共47家、流动工人500人。
  1939年,布匹来源日益减少,价格飞涨,1937年每斗小米可换三八老布1匹,或换四姬青市布0.28匹。1939年每斗小米只能换三八老布0.6匹,或换四姬青市布0.08匹。穿衣开支在农民开支中约占30%。因此,农民深感穿衣难,于是便有群众自发起来发展纺织业。同时,工厂织布也需要纱,所以提倡妇女纺纱、织布。1940年边区建设厅公布了《推广纺棉、纺毛办法(草案)》。《草案》宣布:“提倡民间之纺织业,并组织农村妇女进行有组织之纺纱工作”,对于“凡愿意学习纺纱技术,无论手摇纺车或大轮纺车,本厅均可派人教授,其教授办法分为集体的与个别的两种,视其情况定之。”对有纺纱技术,自愿负担指导其他妇女学习纺纱的人,其生活费呈准建设厅领取。如工作积极而成效显著时,得呈准建设厅分取奖励。这个草案对边区纺织业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①新版《毛泽东选集》第1061页
  

陕甘宁边区史抗日战争时期(上):建立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1937年7月—1940年12月)/雷云峰.—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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