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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第六节 金融事业的建立和发展——1

雷云峰




  陕甘宁边区银行于1937年10月1日建立,边府财政厅长曹菊如兼任行长。边区银行的前身起初是1935年8月建立的陕甘晋银行,不久,在瓦窑堡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合在一起办公。11月,将陕甘晋银行并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又于同月下旬改称为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西北分行。11月16日,发出第一号《训令》,指出:“为着金融流通的便利发行,票币是需要的,但票币形式急需统一,发行数最应不超过市场的需要以免发生其它弊端”。①西北分行逐渐收回陕甘边、陕北发行的各种苏币。这时,西北分行由西北办事处财政部长林伯渠兼任行长,曹菊如为副行长。当时,银行内设出纳、会计、营业三科。主要任务是代理金库、印刷与发行钞票。贺子珍任发行科长。后为朱华民、黄秋胜继任。同时,也放了一些农贷与小额的短期商业贷款。
  1936年5月,用石印机印票币,币料有布、纸两种。6月,银行随中央机关迁移至保安。东征时,缴获了石印机、道林纸、改善了钞票印刷条件,恢复了印刷厂。苏票是在苏区内流通的货币,严禁白票在苏区流通。为了在苏区和白区之间进行必要的物资交流,特设一营业部,同时成立白票苏票兑换所,以便与白区进行商品交换,主要运进布匹及日用品,批发食盐、除发给县合作社外,银行营业部亦开展零售业务。
  1937年1月13日,银行随中共中央迁驻延安。随着银行业务的开展,举办了两期短训班,培养银行业务干部。
  1937年上半年,在西安已设立红军办事处。银行也派曹根全到西安办事处当会计,开始接收从上海寄来的国际友人的捐助款。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之后,便领取国民党政府拨给八路军的抗日军费。此项军款,除送回延安苏维埃国家银行西北分行之外,还采购部分物资,作为银行收回苏票之用。
  10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改称陕甘宁边区银行。行址在延安市场沟。原国家银行西北分行经会计核算结束一切帐目,所余10万元(合小米3846石)移交给边区银行作为资金。其中黄金白银占一半以上,流动资金只有4万多元。从1937年至1939年,边区财政收入中,外援占77.2%、51.96%。1937年至1940年各年征收的公粮,分别为:13000石,15000石,50,000石,90.000石,每年农民人均3斤、12斤。从1938年—1942年金银和外币负入总值为143.821元,卖出43.601元。行内分设营业、会计、出纳三部分。同时开办光华书店,贯彻其经商积资的方针;到1938年3月1日,接收了陕甘宁合作总社(贸易局对外名称),并与光华书店合并,成立光华商店,余建新为经理。1940年总行内部组织机构如图示:
  1938年至1940年,银行陆续建立了基层的业务机构,主要是:
  1.分行与办事处。西安银行办事处,1938年秋成立,由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会计科代理,未公开挂牌。办事汇兑与学生汇款。
  三边分行。定边是边区出入货物的主要市场之一,1938年3月成立定边办事处,1940年3月,改为三边分行。分行长为任志远。办理商业汇兑与经营商业业务。
  绥德分行。1940年春,边区政府恢复该地区的管辖权之后,先以光华商店办理业务。1941年1月正式改成分行,分行长王慈。绥德的商业历来与山西碛口有密切联系,是外贸入口及陕西东北货物集散地,又是民营工业,特别是纺织业较发达地区,金融业务亦较为繁忙。
  陇东分行。该地为三边食盐出口的最大孔道,同时是陇东商业中心。1940年春,边区政府恢复该地区的管辖权之后,8月成立分行,行长任楚轩;主要开展盐店工作,经营商业。
  重庆办事处。1940年3月成立,由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代理汇兑。
  1938年3月1日,边区银行成立光华商店,经营文具、杂货和书籍,以应党政军学人员学习之需。
  边区银行成立后,在延安设总金库,还在三边、关中、陇东、靖边设立分金库,除靖边分金库由张家畔光华分店代理外,其它由当地的银行代理。
  陕甘宁边区银行,是抗战时期的全国革命根据地建立的第一家银行。由政府领导并投资设立的政府金融机关,是全体人民的银行,是新民主主义国家银行的幼芽。其任务是:贯彻中共的抗日经济政策,发行货币、开展货币斗争,保护人民财产、稳定物价,支持财政,发展生产,借以巩固边区,支持抗日战争。
  抗战初期,陕甘宁边区的金融业务的开展情况分述如下;
  一、发行钞票
  陕甘晋银行曾发行钞票10万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又于1935年发行90万元苏票。1935年半年苏票的价值与法币相等,在群众中很有信用。下半年,因发行增大,苏票价值逐步下降。至1937年1月银行迁到延安时,按物价衡量,苏票与法币的比值是6:1。这时,在苏区内已流通法币,于是决定收回苏票,不采取以法币兑换方法,而是通过营业部,将所有商品按6:1的比值标价,收回苏票。在边远地区则用牲口驮货下乡,收回苏票。
  从1937年9月至1940年8月,边区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外援,不靠发行货币。但所收到的款项中,多是5元、10元面额的法币,因而法币流行,辅币奇缺;买卖时以邮票找零,甚为不便。经与国民党政府多次交涉,只给1/10的面额小的辅币。边区银行乃于1938年6月发行“光华商店代价卷”,作为辅币流通;其票面额分为2分、5分、1角、2角、5角以及7角5分,共6种。开始仅发行10万元,1940年为了周转财政,调剂金融,到12月增发到310万元。
  1940年9月——12月,国民党政府由拖欠而停发每月应发给八路军的60万元军费,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国统区的物资,特别是布匹、棉花、纸张、药品、电讯器材、粮食等一律禁止流入边区,国外华侨与进步人士的援助捐款及公款项亦不得进入,边区的土特产不能交换国统区的货物,市场上流通的法币有出无入,造成边区财金流通领域的极大困难。于是边区不得不扩大边币(代价券)发行额,以弥辅财政赤字,解决当务之急,这三年的发行情况如下表:
  从逐月发行实数来看,1938年下半年是99050元,1939年是217,925元,1940年是2,794,565元。若以1940年12月累计总数3,111,540元为100,那么1938年下半年累计数只占3.2%,1939年全年累计数为19.3%;1940年上半年累计数为17.6%,到下半年7—10月累计数增到32.8%,11月又上升59.0%,12月达100%了;从逐月递增24.2%,12月又比11月递增48.4%。无论从上述哪方面看,发行都在逐步增加,但发行最快的是1940年下半年,尤其是11月和12月最快。
  ①《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经史料摘编》第5篇第7页
  

陕甘宁边区史抗日战争时期(上):建立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1937年7月—1940年12月)/雷云峰.—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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