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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第一节 抗战初期边区文教事业发展的历史特点——1

雷云峰


  一、抗战以前陕甘宁边界地区新文教运动的回顾
  陕甘宁边界地区原是一块文化荒漠,直到在边区建立革命政权几年之后还可以看到它的残遗。一些地方(如华池)在400人中难以找到一个识字的人,受过中学教育的人在一个县里才能找到两个(如环县)。迷信、赌博、吸鸦片、不讲卫生者四处可见。然而,随着马克思主义在这儿传播,这里凤毛麟角的文化人中却产生了不少进步的分子,其中有一些成了优秀的共产主义者。他们运用马列主义的理论武器研究分析了当地的政治问题与文化教育问题,他们在以榆林中学、省立绥德第四师范等校为主要活动基地来开展新民主义的文化运动,包括开展新社会科学的研究活动,这些文化活动不久就发展到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封建剥削的斗争。中共陕西党组织曾把陕北、关中的一些革命青年派到广州,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去学习救国救民的真理。这批青年回陕后,成为振兴文化事业、发动农民斗争的骨干力量。
  大革命时期,中共主张既要努力争取对现行教育作有利于劳动大众的改革(最基本的要求是实行男女在教育上的平等和普及教育);又要使人民懂得,要实现教育的根本改革,必先夺取政权而不能走教育救国的老路。当然这种新文化运动还只能在少数进步的知识分子中间进行。但也为后来的新的文教运动与革命的政治运动创造了条件。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根据地工农民主政权的领导下,又开展了新的革命文化教育的实践和建设。
  1931年11月,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发表的宣言中规定:“不论男子和女子,在社会、经济、政治和教育上,先全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一切工农劳苦群众及其子弟,有享受国家免费教育之权。教育事业之权归苏维埃掌管。取消一切麻醉人民的封建的、宗教的和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教育。”1933年中央苏区教育人民委员部的第一号训令《目前的教育任务》中明确规定:“苏区当前的文化教育任务,是要用教育与学习的方法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与政治水平,打破旧社会思想习惯的传统,以深入思想斗争,使能更有力地动员起来,加入战争、深入阶级斗争和参加苏维埃各方面的建设。”①
  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苏维埃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是厉行全部的义务教育,是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是努力扫除文盲,是创造大批领导斗争的高级干部。”②“并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③
  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积极地贯彻执行中央苏区和毛泽东先后提出上述一系列方针政策,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开办了一些文化教育事业,如延安县1935年冬曾创办小学5所,招收学生70多人;1936年又增加了25所,招收学生500多人。但是,这时的陕甘边苏区还处于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它的文化教育事业也不可能有较大的发展。至1937年,在陕甘宁边区所属的范围内只有小学120所,学生2000多人;至于社会教育,基本没有开展。边区政府成立前后,极为重视群众文化教育。1937年4月,边区群众文化教育委员会起草了《关于群众的文化教育建设草案》,规定以“实施民族解放和民主政治为民众教育的中心内容”;普遍推行国难教育。陕北省还于同年4月中旬专门召开了各县教育部长联系会议,讨论国难教育的方针和方法。同年7月6日,施政纲领第16条规定:“实行国难教育,推广免费义务教育,普遍设立日校、夜校及补习学校,进行消灭文盲运动,改善教职员待遇。”④
  1937年上半年这里的各类教育,特别是小学教育和社会教育有了非常迅速的发展。小学由年初的320所到8、9月间,发展到545所,学生由5600人发展到10396人,夜校一下子办起了382所,人数达10337人。
  文化出版事业也迅速地发展起来。1935年11月25日,《红色中华》报在瓦窑堡复刊。该刊从第241期起,由中央苏维埃政府西北办事处油印发行。1936年7月3日,即中共中央由瓦窑堡迁到保安的当天,《红色中华》报第285期也在保安出版。9月13日第300期纪念特刊上,中央局宣传部、红中社发出《把发行工作健全起来》的指示,要求地方省委、红军军团政治部都设立发行分所,私人和机关订户由总发行所直接邮寄。1937年9月改由边区印刷所(即中央印刷厂)铅印。
  1936年8月5日,毛泽东和杨尚昆(当时是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为出版《长征记》一书给各部队发电报,并给参加长征的同志写信说:“现有极好的机会,在全国和外国举行扩大红军影响的宣传,募捐抗日经费,必须出版关于长征的记载。为此,特发起编制一部集体作品。”要求作品于9月5日以前寄到总政治部。10月28日,红军总政治部又为编辑《红军故事丛书》发出征文启事,以便作为红军部队的课外教材。1936年11月,成立了“中华文艺协会”,丁玲为主任,20日毛泽东、洛甫、博古等中共中央领导人都参加了成立大会。毛泽东称誉它是近十年来苏维埃运动的创举!并强调指出“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是文艺工作者的光荣任务。”
  该会成立后,即于同年12月24日发出编撰《苏区的一日》一书的征文启事,决定把专写1937年2月1日这一天在苏区的见闻的各种文章汇编成书。自11月30日起,《红色中华》报还不定期地编印了《中华副刊》;刊载了中国文艺协会组织的许多文章。
  1936年12月,陕甘省委发起组织了“鲁迅剧社”,同时决定每10天在下寺湾演出一次新剧。毛泽东于1936年12月28日发表的《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当即由中国人民红军总政治部油印出版。当时毛泽东已开始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在保安的红军大学作过《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讲演;他写完一章就油印一章。(直到1941年才在延安由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版铅印本)。
  中共中央重视干部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领导干部带头认真读书。毛泽东十分关心国内有关马列主义哲学著作的出版情况。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道:“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功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什么都不管了。”理论上的准备,为毛泽东在延安时期著书立说,指导中国革命创造了条件。
  在张闻天指导下,由李华生、刘伟文编写了故事体裁的《党员课本》,在保安几个乡试用后,修改,然后推广至全边区采用。
  “西安事变”前后,刚刚成立的中央印刷厂,接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程》和《法西斯蒂》等书稿。1936年12月经祝志澄动员来的一批上海印刷工人,在西安和延安先后受到党驻西安的代表邓颖超、林伯渠和负责出版工作的廖承志的接见。当祝志澄通过关系购到的第一批器材运到西安后,顾纪民就搭乘周恩来赴西安的汽车去装运。不幸,顾纪民在劳山遇险时中弹牺牲!这是延安出版印刷工作者中的第一位烈士。
  ①《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一)第29页
  ②《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第20页
  ③同②
  ④《新中华报》1937年7月6日
  

陕甘宁边区史抗日战争时期(上):建立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1937年7月—1940年12月)/雷云峰.—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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