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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第三节 社会科学深入发展——2
雷云峰
二、史学的研究与应用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中国历史及其特点的专门论述。他在以后的整风文献《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把研究历史作为党员和党的干部的学习任务之一；并具体提议“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才，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研究，然后才有可能做综合的研究”。在毛泽东的号召和指导下，边区的历史学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它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马克思主义之史学名著的翻译和介绍。从1937年到1940年边区就翻译出版了《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德国农民战争》、《法兰西内战》、《联共(布)党史》、《拿破仑第三政变记》等马克思主义的名著。在当时，它不但在史学理论、史学方法、史料的处理等方面，有指导和借鉴作用，而且在历史科学的中国化方面，起到了促进作用。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作中都有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中国化的论述和体现。2、史学著作的编写。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就其初稿曾在边区出版的《中国文化》上连续发表，上册在边区出版。其它，有中国现代史研究会编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范文澜的《中国经学史的演变》，黄松龄在《中苏文化》上发表的《中国近百年社会发展史论纲》等。世界史方面，陈昌浩写的《近代世界革命史》。边区史学有两个明显特点：一是明确的目的性，即为着抗战的需要，到中外历史中，去研究历史的发展规律，寻找武器。二是鲜明的战斗性，它不但要同唯心主义的史学作斗争，还要同日寇御用学者的亡国投降史学作斗争。范文澜的《斥所谓中国文化的统一性》，齐燕铭的《驳蒋介石的文化观》，都是这类论战性著作。
陕甘宁边区史抗日战争时期（上）:建立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1937年7月—1940年12月）/雷云峰.—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