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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第五节 教育事业的普及突飞猛进——2
雷云峰
二、干部教育成就卓著
民族革命战争形势的发展使干部队伍不能适应抗日与民主的需要，党员和干部中的绝大多数出身于工农，文盲比重大，如安塞县区一级干部中的文盲比例为：区委书记占4.3％、区长占57.1％、自卫军营长占85.7％，妇联主任占100％、工会主任占67.1％、保安助理员和青救会主任均占28.6％。他们缺乏马列主义基本修养，有的靠经验办事，虽有革命积极性，但还存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同时，一批从全国各地汇集来的革命知识分子和爱国志士，虽有爱国热忱，但绝大部分还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他们都不能适应民族革命战争的需要。因此，只有大量地培养干部，才能适应民族战争形势争取抗战胜利的重要一环。边区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必须承担起培养干部的历史重任。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他号召“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
1939年3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暂行计划》，对在职干部教育的目的、内容、方法等做了具体规定：12月，中共中央又作出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指出：必须使工农干部知识化，知识分子工农化，指明了两类干部的教育方向；1940年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指出：“全党干部都应当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的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各级党的组织必须把干部教育放在党的重要工作的地位上来，经常给以检查、指导和帮助”，并规定了各类干部学习的课程和制度；2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强调指出：“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均应办理党校，以加强对党的干部的马列主义教育。”并对各级党校的任务、学制、教学方法和原则等做了具体规定。3月24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将在职干部分为4类，规定了各类干部的学习课程。8月13日，中宣部又发出《关于加强干部策略教育的指示》，指出：必须把党的策略教育列入干部教育的正式计划中。
中共中央也先后在延安举办了中央研究院、中共中央党校、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军政学院、军事学院、马列学院、中国女子大学、陕北公学，延安大学、自然科学院、西北工学、敌军干部学校、俄文学校、中国医科大学、部队艺术学校、八路军荣誉军人学校，泽东青年干部学校等20多所干部学校；并直接领导了在职干部的教育，在组织上、制度上、人力上、物力上保证了在职干部教育的顺利进行。中共中央宣传部还于1939年8月，1940年1月和5月对在职干部的教育进行了3次大检查，总结了经验，纠正了偏向，指出了在职干部教育的正确途径。
(一)在职干部教育
1938年10月，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开展学习竞赛的号召后，一些机关主动建立了学习小组。如哲学小组、马克思主义小组等，延安和边区的在职干部教育逐步地开展起来，1939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在延安召开了在职干部学习动员大会。6月，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普遍地开展起来，延安及附近80里的学校、机关、团体干部和部队干部以至中央负责干部都参加了学习，掀起了党内空前的学习热潮。从此，延安和边区的在职干部教育逐步走上有组织有计划的轨道。1939年11月13日至12月10日，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通过了《关于党内干部教育问题的决议》，规定：
1、“边区内凡不识字的党内干部、党内小组长、政府及群众团体中的科员干事以上的应一律参加识字组、或由所属机关团体中的支部指定专人经常教字，务期于1940年内，完全消灭党政干部中的文盲，达到每人至少识1000字。由边委出版一个党员千字课本，作为测验标准。”
2、“普遍地、有计划地组织在职干部的学习，提倡领导干部的模范作用，建立一定的学习制度。研究延安的经验，按照边区干部的文化程度与政治理论水平，从1940年起，由边委宣传部制定在职干部的学习计划，规定研究材料和派能帮助学习的干部到县委、区委工作”。
3、“边委应逐年有计划地抽调在职干部到边区党校、中央党校、女大及马列学院等处学习，并加强对边区党校的经常领导。各分区直属县委每年开办乡级干部训练班两次……。”
4、“党的干部应经常读报，或组织研究各种党报的小组，党中央负责同志的论文，尤应注意研究。支部以上党的各级组织，应经常检查党报在党的干部中的研究情形，报告上级党部。”之后，边区的在职干部教育就普遍地开展起来。
此后，边区教育厅又制订了《陕甘宁边区在职干部教育实施办法草案》，明确规定：“对在职干部应实施下列之训练：1、提高文化水平；2、培植科学基础；3、加深政治认识；4、充实生活职能；5，增强工作能力。”同时对在职干部的教育内容、教学方式、组织方式、学期、经费、考试及奖惩制度等做了具体规定。这个实施草案对于边区在职干部教育向纵深发展起了指导和促进作用。
在职干部的教育内容有业务、文化、政治、理论4种，其中以文化教育为主。业务教育，主要是学习。与本职工作有关的一切政策和法令，对周围的情况的调查和研究及工作经验的整理研究，学习本部门工作的历史知识与科学技术和知识。政治教育主要是对干部进行时事和政策教育，学习国民党政府的有关宣言、法令、中共中央、西北局及边区政府的一切政策、法令、决定等。文化教育，以干部文化程度的高低分为高、中、初三级进行。高级级组课程有国文、算术、历史、地理及《解放日报》，中级组课程有国文、史地、自然、社会常识、算术、《群众报》和有关课外读物；初级组课程有文化课本第一册、和二册(包括国文、自然、社会等科学常识)、《群众报》及有关课外读物。理论教育，主要是对干部进行革命的基本理论教育，或根据需要选学马克思、思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有关著作。如1940年，县委、分委两级在职干部学习的课本是《共产主义与共产党》(下册)、《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上册)和《联共(布)历史简明教程》。
1940年12月，林伯渠与高自立在《关于学习问题致专员、县长信》中指出：干部教育的课程，除干部教育部规定的外，每个干部还必须认真学习《联共党史》、《列宁主义问题》、《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及边区党委翻印的《论乡苏工作》及《解放》周刊、《新中华报》上的重要文章、评论、消息等；同时还指出：县级干部要有经常的研究会或报告会。
在教育内容方面，注意根据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变化而变化，把革命斗争形势提出的各种问题，适时地纳入在职干部教育的内容，使教育更加切合革命的实际。
边区在职干部的教育，依据干部的资历、年龄、文化程度等分为甲、乙、丙三类进行。甲类以担任负责工作的老干部为主，以联共(布)党史为必修课；乙类以文化水平较高，而党龄较短的新干部为主，以党的建设及中国问题为必修课；丙类以理论水平和文化程度都较低的干部为主，以政治课(《新中华报》发表的专论和社论等)、文化课(以识字为主)为必修课。时事为各类干部的必修课。1940年3月后，在职干部的教育分为甲、乙、丙、丁四类进行。甲类是有相当文化理论水平的老干部，课程有联共(布)党史、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乙类是文化理论水平较低的老干部，先学习党建、文化课与中国革命问题，当文化提高到能够阅读普通书报的程度时，转入甲类课程；丙类是文化理论水平较高的新干部，课程有：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国问题，然后转入甲类课程，丁类是工农出身的新干部，先学文化课与党的建设，当党建学完，文化水平提高到能阅读普通书报的程度时，再学中国问题。也有以行政单位为主编组学习的，如神府分区。有的以文化程度高低编组，如三边、关中、陇东分区、赤水、华池等。有的按干部的程度分为研究、普通、识字三类进行学习。也有分为甲、乙两组进行的，如延属分区延长县就是这样：甲组学习三民主义概论，乙组学习《新中华报》及《解放》周刊的有关文章。各学习小组组长大都由本单位领导人担任，采用不同的教育形式和教学方法。甲、乙两类干部一般都有阅读能力，只在小组内设一指导员，以解答疑难问题。丙类干部文化水平低，阅读困难，设教员进行具体教授辅导。由于指导员缺乏，1939年8月后，甲、乙两类干部设立大课堂，由各方面的负责人及专业研究人员进行各种专题讲演。对一部分有文化能阅读、但缺乏实际经验的干部设立党的建设课堂，由有工作经验的老干部给他们讲授；丙类干部因事务性工作多，文化水平低，不宜听大课。因此，分小单位上课。为了加强乙、丙两类干部的学习，1940年6月，从各单位领导干部和甲类小组中选出一批指导员去指导乙丙两类干部的学习。有的机关，因同课程的学习小组较多，除每组设指导员外，还在指导员中指定一个文化、理论水平较高、工作经验丰富的人为总指导员，以召集各组指导员予先学习、讨论所要辅导的内容、以统一意见，便于指导。有些机关的指导员由于行政工作繁忙，难以抽出时间指导干部学习，于是另设一个助理员，帮助小组干部搜集学习材料，整理反映问题，传达指导员的指示等。指导员指导的办法各有所异。有的出席小组会；有的出席几个小组联合召开的会；有的只指导组长，由组长传达到小组去；有的不出席小组会，只解答小组提出的疑难问题。区级设干部指导委员会，乡级设学习小组，聘请专职教员或兼职教员一人。如聘请不到教员时，则由区级在职干部指导委员会或区级教员下乡辅导。各乡的学习小组规定具体学习时间，教员轮流教学，或者是先教各组中程度较高者，然后由其转教本组干部。或以识字者教不识字者，或由各级秘书，教育科长、教员兼任。对于离延安较远，在本机关或附近找不到教师的单位，一度曾采取听大课的方式。1940年6月，在这些地区设立了巡回教育站。学习方法，采用集体学习和个人学习并用，以自学为主，集体讨论为辅，提倡独立思考，敢于提出问题，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对于不正确的认识，通过自由辩论的方式解决。每星期自学5天每天2小时，讨论1次(1939年6月后，改为自学3天，讨论1次)把自学中发现的疑难问题集中到讨论会上解决。但各分委、县委的作法不尽一致。如庆环分委、神府分委和甘泉等则采用上大课的方式，教员由分委或县委负责人担任。
1939年5月，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召开干部教育运动大会后，边区各级机关都建立了协助各级党委或支部领导干部教育的干部教育指导委员会，负责计划领导同级在职干部的教育。分区和县级指导委员会分别由专员或县(市)长、教育科长、保安科长、同级群众团体主要负责人1名、特委或县委1名，共5人组成。区指导委员会由区长，区秘书及聘请同级之群众团体主要负责人2名，区委1人，共5人组成。乡成立在职干部学习小组(组长由乡长兼任)，领导乡级在职干部教育。各级在职干部教育指导委员会均在同级党委或党支部领导下工作。在职干部教育指导委员会的任务，是帮助党委或支部制定教育计划、检查和督促教育工作、总结教育经验。各级行政领导干部，直接领导各级在职干部教育。如各分区专员，代表边区政府监督与检查各县的干部教育；各县县长，主持全县教育计划的实施；区、乡长或区秘书、乡文书分别主持区乡级在职干部教育、并监督与协助区、乡在职干部教育。
为了保证在职干部教育能收到应有的成效，边区政府还制订了许多规章制度，如检查与汇报制度，特别是考试制度，通过日常考试、临时测验、学期考试、毕业考试等方式，检查与督促在职干部的学习。对在职干部教育一般每2个月检查1次，对边区各直属机关及县级在职干部教育每月检查1次，每学期结束后，各级指导委员会，将全学期考试结果，直接汇报教育厅，各级政府派人巡视与帮助下级工作时，把检查在职干部的学习作为主要任务之一；各级政府每月报告工作时，要把如何领导干部的学习及单位在职干部教育进展情况作为重要内容。边区教育厅派往各县之督学，也要把检查与帮助所在地区干部的学习作为工作任务之一，每3个月向教育厅汇报1次。这样，就使边区的干部教育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起来。
(二)干部学校教育
早在1934年秋，中共陕北特委在清涧二郎山创办了陕北特委训练班，1935年改为陕北特委党校。8月，又改为陕北省委党校。10月，陕北省委党校与中共中央党校合并。1936年4月，陕北省委党校由中央党校分出，培养县、区两级干部。抗日战争爆发后，陕北省委党校改称为陕甘宁边区党校。1937年2月2日，延安成立鲁迅师范学校。11月，成立了抗日军人家属学校。1939年5月5日，在延安成立工人学校。6月，鲁迅师范学校与边区中学合并，改为边区师范学校。7月，在延安成立农业学校。1940年3月15日，在新郑成立边区第二师范学校，5月6日，在定边成立边区第三师范学校，7月6日，在延安成立行政学院。7月，在庆阳成立陇东中学。此外，还举办了各种类型的短期干部训练班。如党务有区级乡级党支部党小组长，行政村主任及农村中的积极分子等训练班；行政有县级科长、科员、区助理员训练班，专业有合作社、工程、司法、保安、会计、保育、教育等训练班；群众工作有工会、青救会、妇联等干部训练班。还有文化补习班、整风训练补习班、俄文讲习班、征粮训练班、冬学教师训练班等。
采取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的原则。一面学，一面做，挖窑洞，建校舍，开荒，种地，纺线织布，缝衣，做饭、砍柴烧木炭，如关中师范在1940年挖窑洞14孔，开荒地100亩，烧木炭 15000斤，烧柴全部自给。在物质困难的情况下，大家用弹壳和木棍制成蘸水笔，用熏烟制成墨汁，川猪鬃制成牙刷，川核桃制成算盘珠，用石板和沙盘代替纸张，用香火和石日晷代替钟表，用食盐代替牙膏。就这样，既克服了困难，又学得了文化知识，还锻练了革命意志。
教师分专职和兼职，因情况不同有所区别。如行政学院兼职占92％，而师范和职业学校、专职占多数。
学制服从于民族战争和边区建设的需要。少则数月，多则数年，有的进校1、2个月后，就被分配到工作或战斗岗位。中等学校的学制一般是3—6个月。1940年后，规定延长到2—4年(实际没作到)。边区党校，第1、2期均为3个月，第3、4期改为半年到1年，第5期1年半。
一切为了民族斗争，一切服从于民族斗争，教、学，做三为一体。动和静轮流使用，学习、生产、工作相互渗透进行。用这种方法，培养了大批干部，迅速解决了民族斗争对干部需求的燃眉之急。
总之，边区的教育事业，无论是学校教育、社会教育还是干部教育，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无论在抗日民主的先进教育思想方面，或者在提高国民与干部的文化科学知识的速度方面，都堪称当时全国的模范。
陕甘宁边区史抗日战争时期（上）:建立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1937年7月—1940年12月）/雷云峰.—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