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文献辑录 > 史著、史论 > 陕甘宁边区史解放战争时期
第四章 第四节 重建家园，巩固新区，边区政府等领导机关胜利返回首府延安——1
朱凯，郭林，吴璋
一、战胜“胡祸”、天灾与瘟疫，重建家园
(一)“胡祸”、天灾和瘟疫给边区造成空前严重的大饥荒。
1947年以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边区人民一直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生产生活水平稳步发展。经过长达10年的和平建设，到1946年，全边区耕地面积已达到1500多万亩，年产粮180万石，年产棉200万斤。民间织布12万大匹，工业生产亦有了相当的基础。边区军民丰衣足食，自给有余，是许多中外人士有目共睹的事实。然而自陕北战争爆发后，国民党胡马军疯狂进犯，到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破坏蹂躏，使边区人民遭受一场浩劫，造成了极其严重的饥馑灾荒。
1947年初，胡马军对陕北发动“重点进攻”后，曾先后占领过边区境内的所有县城市镇，“清剿”和“扫荡”了90％以上的乡村。全边区217个区，胡马军就到过195个。其所到之处，一律实施灭绝人性的“七光”政策(即房窑门窗要烧光，锅灶器具要毁光，骡马毛驴要拉光，粮食财物要抢光，鸡猪牛羊要吃光，碰见男人要抓光，发现妇女要奸光)，“移民并村”，制造“无人区”，比日本侵略者的兽行犹有过之而无不及。陕北民众都称之为“胡祸”，怒斥胡马军是匪军。民谣就是他们的血泪控诉：“国民党，坏中央，胡匪来了民遭殃，吃了你的米和面，砸烂你的酸菜缸，又夺牛驴又牵羊，强奸妇女烧民房。”据不完全统计，全边区被拉走及遇害群众4000多人，共损失粮食25万石(其中私人存粮19万石，公粮6万石)，油20.9万斤，盐12.4万斤，牛驴骡马6.5万头，羊15万只，猪3万头，鸡77.5万只，农具23万件，纺车3.5万架，布机1.2万架，灶具7.5万件，家具21.5万件，窑房5.5万间，门窗6万多架，衣物36.5万件，布匹6万余丈，棉花15万斤，柴草2.1亿斤，钱款约3亿元，树木140万株。因敌扰害，荒芜耕地360多万亩，毁坏青苗50多万亩，农村副业纺织运输及合作事业几乎全部停顿，所有公营企业及各种经济文教设施多遭破坏。边区人民多年辛劳而积攒起来的家务，至此已大半化为无有。
在战火纷飞、“胡祸”猖獗的同时，陕甘宁边区又遭到旱、涝、雹、霜、虫、鸟、鼠等自然灾害的频繁袭击，整个边区无处不灾。数百万亩庄稼被毁，其余的也产量锐减，平均只有往年的三成左右。全年粮食总产量不足90万石，仅为1946年的一半，加之历年存粮均被胡马军搜刮糟踏殆尽，致使边区人民陷入空前严重的饥荒中，面临死亡的威胁。到1948年初，已形成以葭县镇川、子洲横山、永坪蟠龙、靖边长城为中心的四大灾区，有16个县66个区339个乡为重灾地区，灾民总数在40万人以上。
由于战争和灾荒，疫病亦随之而起。镇川、葭县、子长、延川等20余县相继发生伤寒等多种恶性瘟疫，流行蔓延，有10多万群众患病或受到感染。
“胡祸”、天灾和瘟疫，给陕甘宁边区人民造成巨大灾难，构成新的严重威胁。然而，久经锻炼和考验的边区人民是吓不倒压不垮的英雄人民。他们在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以“胡祸必灭，人定胜天”为口号，继续发扬战胜国民党反动派军事进攻的革命勇气与决心，又同“胡祸”、天灾及瘟疫展开了顽强的斗争。
(二)紧急动员一切力量，坚决同灾荒瘟疫作斗争。
早在1947年夏秋之际，西北局和边区政府就注意到各地灾情日趋严重的情况，在带领边区人民大力支援西北野战军内线作战的同时，陆续采取了一些救灾措施。十二月会议期间，党中央曾专门讨论灾情并研究对策。毛泽东等指示，陕甘宁和晋西北的灾荒是很大的问题，一定要努力解决好。党中央号召各解放区帮助西北克服当前的严重困难，还特地要求太岳解放区筹集10万石粮食接济陕甘宁。
1948年1月20日，西北局作出《关于救灾问题的决定》，指出蒋胡军残暴侵扰给边区人民造成空前的饥馑灾难，是对边区党和人民的又一次重大考验，因此紧急动员一切力量同灾荒作斗争，渡过冬春饥饿时期，并准备春耕生产，争取革命战争胜利，是边区当前最严重最紧急的任务，救灾工作与支援战争、土地改革同等重要，应配合进行。在重灾区则是救灾第一。决定要求全边区每一个党员、于部和群众，都应把救灾作为自己的责任，紧急动员起来，为战胜灾荒而斗争!其后，西北局和边区政府又发出关于春耕生产、治病防疫等多项指示。
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确立“生产救灾”方针，并为此做出巨大的努力：
第一，广泛进行思想与政治动员，号召全体党员、干部和群众充分认识灾荒的严重性，树立必胜信念，采取一切有效办法和灾荒瘟疫作斗争，坚决反对漠视灾情、麻木不仁、束手待毙等错误思想，成立各级生产救灾委员会，加强领导，统一指挥，派遣大批干部下乡，协助地方开展工作。
第二，为安定和鼓励群众的生产情绪，在春耕前停止土改，坚决纠正土改工作中的一切偏向，认真落实政策，号召生产发家，劳动致富。针对战争与灾荒造成的劳畜力不足(一年来边区劳力减少约20％，加上战勤达30％，边区耕畜减少30％至50％)、种子农具缺乏及移难民遗弃多量土地等情况，提出帮助群众解决生产中的各种具体困难，普遍动员和组织劳、畜力变工互助，提倡妇女参加农业生产，发动群众互相调剂，由政府发放农业贷款35亿元。据不完全统计，各级政府给贫苦农民解决农具3万余件，种子3910余石，约有30％左右的劳畜力参加变工，近半数青壮年妇女上山生产，结果大部分土地及时下种，奠定了战胜灾荒的根本基础。
第三，利用冬闲季节，发动群众开展各类副业生产。由贸易公司、工合组织和合作社负责，指导帮助各地群众开展纺织、运输、熬硝、制磺等生产，发放贷款，提供原料，收销土产，调剂余缺。各地设置收销、纺织据点多处，开办平粜处20余所，低价出售粮食500余石，同时组织贩运副业土特产品外销换取粮食等急需物资。大力提倡和扶助各类适合分散的农村经济、由群众自愿组合并结合群众实际需要的小型合作社。
第四，有计划有领导地组织绥德分区重灾区群众43万余人迁往陇东、延属、晋南等产粮区就食。沿途设立移民站，免费招待食宿。到达移民区后，由当地政府负责安置，安家落户从事生产。如华池、环县、曲子、鄜县和志丹收容的3000多名移民，经调剂土地后自行耕种的占62％，揽工、调份子及伙种的占26％，从事其他生产的占5.6％。志丹一区二乡、甘泉四区五乡及吴起四区一乡等地安置移民后，平均劳力增加11.5％，耕地面积扩大30％至40％。
第五，利用一切力量，急救灾民吃粮困难。在土改地区没收地主埋藏的粮食，征收富农的多余粮食，并用斗争果实换取外地粮食，共分给贫苦农民11323石。动员群众互助互济，实行借贷，有借有还，共调剂19768石。号召机关部队学校节省口粮，缩减开支，降低生活标准，共捐助4904石。从志丹、陇东调拨公粮5500石。由贺龙司令员亲临第一线指挥，组织500多名干部和近10万群众，设立100多个转运站，顶风冒雪日夜兼程，从千里之外的太岳解放区陆续运回6万石救济粮。再加上各地群众副业生产所得10余万石粮食，基本解决了灾民夏收前的吃粮问题。
第六，严禁边区粮食外流，积极开展护粮斗争，坚决打击敌人的抢粮活动。
第七，抓紧疫病的治疗和预防工作。各地政府积极组织中西医下乡治病，配制有效丸散，广发验方，建立群众防疫队，大力宣传卫生知识，进行清洁大扫除。边区卫生厅先后派遣12个医疗队，辗转十余县，协同当地医生救治患者3万余人。
各兄弟解放区纷纷伸出友谊之手，提供无私援助。晋冀鲁豫和晋察冀慨助大批粮食、棉花和布匹，东北捐赠巨款，华东发起募捐运动，特别是太岳和晋绥人民及时筹集并组织力量转运粮食支援西北，尽了最大的努力。对此，陕甘宁边区党、政府和人民深表感激。
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兄弟解放区的大力帮助下，西北局与边区政府带领全体军民排除万难，艰苦奋斗，终于战胜了空前严重的大饥荒。到7月全边区已种夏田450万亩，秋田1040万亩，仅夏田就收获细粮55万石。夏收以后，各地灾情大大缓解或基本克服。8月，疫病得到控制，9月停止传染。边区党政军民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取得惊人的救灾成就，为今后进一步恢复生产、医治战争创伤打下初步基础。
(三)严格保护工商业，大力恢复老区经济。
努力恢复和繁荣老区经济，是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又一项重大任务。这不仅是生产救灾的迫切需要，而且从长远看，也是稳步恢复和发展边区建设的基本条件之一。在过去十余年间，边区政府正确执行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使边区工商业获得长足的进步和前所未有的繁荣，达到支援战争、防灾备荒和改善民生的目的。但是，由于胡马军的疯狂进犯，使边区工商业遭到惨重破坏。1947年冬的土改，各地又程度不等地出现了侵犯工商业者利益的“左”倾错误。进入1948年以后，边区政府以十二月会议精神为指导，把恢复边区经济保护工商业摆在重要位置上，下大力落实党的政策，坚决纠正“左”倾偏差。
2月27日，林伯渠在边区常驻议员、政府委员扩大联席会议上明确提出：必须严格遵守“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坚决保护工商业，积极恢复遭到严重破坏的城乡集市以活跃边区的经济；在土改中决不能侵犯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其合法经营活动，出现错误要按照党的政策彻底予以纠正；不能片面强调劳动者的福利，而应使资本家有利可图，使工人生活有所保障；大力提倡与扶植民间工商业，政府应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提供帮助。扩大联席会议决议也指出，为促进边区工商业的恢复与发展，必须：(1)认真贯彻保护工商业政策，通过宣传解释消除私营工商业主的疑虑，首先繁荣城镇经济，以诱发农村市场的活跃；(2)制定适当的而不是过高的工商税率，免征1948年度的营业税；(3)大力恢复遭胡马军破坏的集市，尽快恢复公营商店及合作社的营业，影响和带动私营商店复业；(4)严禁敌币、白洋在边区境内流通，稳定金融，调整物价，积极打通贸易口岸，加强物资交流。
3月31日，经林伯渠签署，边区政府发出《关于保护工商业布告》，郑重宣布：(1)坚决贯彻保护工商业政策。凡遭受蒋胡军重大破坏的工商业，无论属公属私，均鼓励与扶助其恢复营业。在土改中，切实实行《土地法大纲》第12条关于“保护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其合法的营业不受侵犯”的规定。地主、富农所经营的工商业，同样应受保护。曾因订错成分受到侵犯尚未纠正者，应一律迅速纠正，退偿损失。对某些尚存顾虑、窖藏货物不敢营业者，应宣传解释鼓励其恢复营业。凡属工商业的借贷和来往账债，均予保护。在经营上，凡依“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方针，不论合伙经营或个人经营的工厂、作坊，政府都应保护和奖励。(2)免征1948年度商业税与临时营业税(不论固定经销或流动经销)。以农业为主兼营工商业者，在征收公粮时，只计算其农业收入，其工商业部分不得作为副业征收公粮。(3)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其合法经营活动，受边区法律保障。如被侵犯，工商业主可依法向政府司法机关提出控告。
此后，边区各级政府贯彻落实工商业政策，认真纠正土改中侵犯工商业者利益的行为，坚决退还他们的财产店铺，召集工商座谈会，宣传解释政策鼓励尽快复业，必要时还可以提供贷款和商品。各地由主要负责人出面，到集市大会上宣讲政策。私营工商户的疑虑解除了。心情也舒畅了，纷纷响应政府号召，陆续恢复经营活动。银行、贸易公司等大力拓展业务，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服务。各种合作社纷纷涌现。城乡市面渐趋活跃。
此外，边区政府为节省民力，进一步改进战勤工作，加强组织领导，健全有关制度，尽可能地减少不必要的动员，春耕大忙季节禁止后方一切机关随便动员，坚决杜绝浪费人力物力现象。各地贯彻“财劳共负”方针①，实行计工算账，合理补偿。规定后方机关物资运输应付给运费，以促进民间运输业的恢复和发展。
①1948年1月，边区政府修正1947年7月颁行的“财劳共负”办法，规定此后老区的“财负”部分应由中农以上各阶层承担。
陕甘宁边区史解放战争时期/朱凯，郭林，吴璋主编.—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