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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黄正林

　　从提纲的草创到书稿的杀青整整五年了。
　　我用了五年时间完成的这本书，献给我敬爱的父亲和母亲。我的父亲和母亲不仅养育了我，给予了我勤劳与智慧，而且在家境十分贫寒的情况下，省吃俭用，供我读完了初中、高中和大学，在尚未解决温饱的年代以及以后的十余年内，我们村子没有一家父母亲能够做到这一点。父母的养育之恩是永远难以忘怀的，也是用我全部生命难以报答的。
　　1988年6月，从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我被分配回母校环县第一中学任教，在这里一呆就是八年。在中学从教期间，我的大学班主任老师侯丕勋教授经常来信询问我的工作状况，希望我不要荒废学业。先生的不断鼓励，使身处“逆境”的我不敢过于行尸走肉。我自费订阅了《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等刊物，在课余时间以自娱。对我十分关心的另一位先生是曾长期担任甘肃省历史学会会长、已故的著名历史学家金宝祥教授，我在大学读书期间受到他的教诲颇多。1990年，他给时任庆阳师专副校长的李仲立教授写信，推荐我去该校历史系任教，由于个中原因使我没有去成。时间又过了两年，庆阳师专历史系主任阎庆生教授被选派到环县担任副县长，挂职结束后，他回到庆阳师专升任副校长，并主管人事，他不仅疏通了庆阳师专的关系，而且做通了环县方面的工作。1996年6月，在做了整整八年中学历史教师后，我离开了中学，步入了高校。
　　在中学八年，我虽然没有放弃对历史的学习，但对史学界的情况已经比较陌生了。为了做一名合格的高校历史教师，我如饥似渴地读书，了解学术动态，寻找从事学术研究的切入点。最初我选择了庆阳地方史作为我的研究方向，但觉得把庆阳地方史作为一个研究方向太小，不适合我的胃口。在发表了一些文章和出版了《庆阳简史》后，就放弃了对庆阳地方史的研究。我对陕甘宁边区史的兴趣基于我在中学时环县档案馆有一套《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我几乎通读了这部资料，为我做陕甘宁边区经济史奠定了基础。到庆阳师专后，得知庆阳市档案馆收集了比较多的陕甘宁边区资料，我决定利用这批资料研究陕甘宁边区的历史。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陕甘宁边区史研究的学术史清理，我认为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有挖掘的余地，于是上课之余，去档案馆阅读陕甘宁边区史资料成为我最主要的任务。1998年春天，我完成了《边钞与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金融事业》的长篇论文。该文在《近代史研究》发表后，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经济史》全文转载。这篇论文的发表，极大地激发了我对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必趣，在以后的几年里，我连续撰写了一系列关于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的长篇论文，发表在《近代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中国农史》等权威刊物上，得到了学术界专家的好评。
　　随着研究的展开，我计划写《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专著。2000年春节期间，我拟了一个提纲，开始了本书的写作，原计划用两年的时间完成，但没有做到。原因是星光、张杨教授已主编出版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稿》，如果我草草完成，不免雷同前人已有的成果。因此，我放慢了写作的步伐，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撰写专题论文，二是继续收集资料。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提高和创新。几年来，我发表了陕甘宁边区经济社会史方面的论文30余篇，累计40余万字。同时，搜集到150余种陕甘宁边区的资料。由于有了较好的前期成果和资料基础，1999年和2001年，在陇东学院科技处的支持下，我申报的“陕甘宁边区社会史”和“陕甘宁边区经济史研究”的课题得到了甘肃省教育厅的资助。2002年，在王劲教授、郑炳林教授和王希隆教授的帮助下，我以兰州大学历史系名义申报的“陕甘宁边区经济与社会发展模式研究”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本书就是该项目的最终成果。
　　在我的学术研究中，得到了许多师友无私的帮助。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审徐秀丽老师在学术研究和规范方面给我的帮助最大，特别是当我的论文存在一些问题时，她不厌其烦地逐条指出，让我修改，直到能够发表。她对我的论文提出的每一条修改意见，不仅使我的研究水平不断长进，而且使我得到了学术规范的训练，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在学术研究上能够站稳脚跟，徐老师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兰州大学王劲教授不仅帮助我申报项目，而且自始至终关心着课题的进展，每当我遇到困难时，他总是无微不至的关怀和鼓励，使困难得到化解。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著名经济史学家董志凯研究员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她多次询问我的研究情况，并赠给我一些资料，她还在百忙之中应我的请求，慨然赐序，使我的书稿增色不少。《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的李仲明先生不仅给拙稿提出了许多中肯的修改意见，而且给我提供了一些珍贵的资料。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甘宁边区研究中心的李忠全研究员帮我买到了许多出版多年而不易获得的资料。北京大学漆永祥博士、陕西师范大学严艳博士不辞辛劳帮我复印了一些资料。兰州大学科技处、历史文化学院的领导以及陇东学院领导和科技处的朋友们也给了我无私的帮助。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仅凭我个人能力，无法把这项工作做下去。
　　本书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最终成果完成后，甘肃省社科规划办组织专家组认真地审阅了书稿，不仅给了过高的评价，而且还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修改意见，使本书更加完善。由于匿名审稿，他们的尊姓大名我至今仍不知道，但对他们认真负责的态度表示深深的感谢和敬意。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河南大学研究生处处长张德宗教授和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苗书梅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苗长虹教授以及其他领导的大力支持，人民出版社历史编辑室主任乔还田先生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对他们的远见卓识和辛勤劳动表示感谢和敬意。
　　在我感谢的名单上还应加上爱妻文月琴的名字，她用柔弱的双肩承担了几乎全部的家务劳动，特别是在我从事研究的初期，没有科研经费，用每月微薄的工资购买资料，她给予了极大的宽容和支持。她曾是一名医生，为了我的事业，放弃了自己的专业而成了名副其实的“家庭医生”。正是有了她的呵护，我有了一个健康的身体来从事研究工作。这是我一生最大的福分，也是我这一生最为珍惜的。
　　2005年元宵节于驽马书屋时户外鞭炮声如雷
　　

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1937—1945）/黄正林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