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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第一节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2
梁星亮 杨洪 姚文琦
二、中国共产党在陕西地区领导发动的武装起义
在中共八七会议制定的实行土地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总方针和省委“九二六”会议精神的指导下，从1927年10月至1928年上半年，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陕西地区先后爆发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清涧起义、渭华起义、旬邑起义等近10次起义。
清涧起义 早在大革命时期，中共地方组织就在陕北军阀井岳秀部的第十一旅中建立了中共军队支部。共产党员李象九、谢子长(谢浩如)、史维然、阎揆要、李瑞阳等都曾在第十一旅工作。旅长石谦也逐渐倾向革命，支持党的活动，使党团组织在其部队有了较大的发展，许多连队班、排长都由共产党员担任。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反共后，井岳秀亦紧步后尘，捕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封闭进步团体。借给自己祝寿为名，诱骗石谦至榆林将其杀害，任命他的亲信营长康子祥代理旅长。同时企图以“换防”为名，解除石部李象九、谢子长等领导的一部分革命武装。
这时，中共陕西省委派原国民军联军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主任唐澍以及白乐亭(白明善)到石谦部，与李象九、谢子长一起领导部队党的工作。他们研究了石谦被暗杀后陕北的革命形势，决定以“为石谦旅长报仇”为口号，举行武装起义。同时决定成立由唐澍、李象九、谢子长、白乐亭等组成的陕北军事委员会，唐澍任书记兼中共军支书记。随即，军委在清涧县城召开了党员大会和排长以上干部会议，对起义做了具体部署，并派李维峻、白锡林去宜川联络由共产党员李瑞成率领的第十连配合起义，由白乐亭联系地方上的一些党团员准备共同参加起义。
1927年10月12日清晨①，在一片“为石谦旅长报仇”的口号声中，起义枪声在清涧县城打响。李象九宣布了南下攻打宜川的命令，起义部队随即沿清涧河南下。途经延长县城时，里应外合，一举歼灭了井岳秀驻军两个连并一个营部。驻宜川国民党军闻讯后，即向该县准备起义的三个连发起攻击，激战一昼夜。15日，清涧、延川起义队伍赶到宜川城下，井部代理旅长康子祥见势不妙，带十余人仓皇逃跑，余部投降。清涧南下部队与宜川城内的起义部队胜利会师。
占领宜川后，起义领导人之间在部队整编、行动方向等问题上发生了分歧。为了统一认识，唐澍即去西安向省委汇报。随后起义部队改编为旅，李象九担任旅长，原旅部参谋孟澂斋任参谋长，下辖三个营，分别由谢子长、韩起胜、李瑞成任营长，全旅近千人。
清涧起义爆发后，井岳秀急令师长高双成率部围攻宜川。起义部队由于行动方向不明确，加之缺乏灵活机动的应变战术，终造成滞留宜川城被围挨打的局面。高双成在加紧围攻的同时，又对起义部队进行策反瓦解，煽动一些连、排长叛变倒戈。起义部队不得不仓促突围，部分转移到韩城西庄镇，被杨虎城留陕之王保民部改编。
11月，唐澍携带中共陕西省委指示，与阎揆要等前往宜川，途中得悉部队已转至韩城，遂转道赴韩城西庄镇找到部队。唐澍到部队后任参谋长，阎揆要任教导队队长，由唐澍、谢子长、阎揆要、白乐亭、史维然组成军事委员会。接着又将起义部队改编为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支队，唐澍任总指挥，谢子长任副总指挥，阎揆要任参谋长，发动第二次起义。起义部队决定北上到党和群众基础较好的清涧、安定一带，开展游击战争。1928年1月1日，部队向北进发，由于轻信宜川城内井部兵力空虚的传闻，遂决定突袭攻城。实际守城有高双成师的师部和师的直属队不少于一个营的兵力，激战半天，攻城未克，工农革命军伤亡十余人，即向西北撤退，途中又遭井部袭击，减员甚多。最后经延长、延川、安定、安塞、保安到达陕甘交界的洛河川时，只剩下20多人。这时，唐澍、谢子长去省委请示，其余人员分散隐蔽。
清涧起义由于种种原因归于失败，但其历史意义是不可磨灭的。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西北地区、也是在北方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鼓舞了人民继续坚持革命斗争的信心和勇气，对陕北地区后来革命运动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也为后来陕西乃至西北广泛开展武装斗争积累了经验教训。
渭华起义 1928年春夏之交，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了西北地区规模最大的军民联合的武装暴动——渭华起义。
大革命失败后，渭华地区的党、团组织在冯玉祥“清党”时虽遭到破坏，但仍有渭南、华县、五一三个县委和华阴、蓝田两个县的党支部比较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共有党、团员近1700人。
配合农民起义的是国民党陕军许权中旅。许旅是1927年7月以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和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政治保卫队的成员为骨干组建的。7月29日，史可轩被地方军阀杀害后，许权中指挥该部队暂属冯子明部，冯委任许为旅长。许旅实际上是中共掌握的一支武装力量，全旅共1290余人，枪千余支，其中有共产党员53名、共青团员13名，组织比较健全。1927年底许旅由三原、高陵等地进驻商洛山区，归属陕军李虎臣部，李继续委任许为旅长。1928年1月17日，驻防洛南县寺坡、三要司等地。该旅设中共旅委员会，高克林为书记，许权中、杨晓初、张汉俊、高致凯为委员。为了加强许旅党的工作，1月下旬，省委先后派刘景桂(刘志丹)、唐澍、谢浩如(谢子长)、吴浩然、廉益民、周益三等到该旅工作。中共旅委员会下辖党支部18个，党员增加到165名。
1928年1月28日，陕西省委在向各级党委发出的通告中，要求渭南、华县等县委于短期内添设军事部，积极分派同志、采用各种方法打入各种武装团体，争取武装群众，并在其中发展党员、建立组织。
2月29日，渭南爆发了由党、团县委领导的数百农民和学生反抗反动豪绅率领暴徒强占宣化高小的斗争②。这一事件被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宣布为反革命行为，要求“严办共党分子”。3月13日，中共陕西省委发出通告，称宣化事件“是一新纪元”，要求各级党组织扩大宣化事件的影响，发动新的群众斗争，开展农民游击斗争，由陕东各县的部分暴动汇合成陕东民众的大暴动，一直形成全陕总暴动，建立全陕苏维埃政权③。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陕西省委于3月22日召开常委会议，决定以渭南、华县、五一、华阴、临潼五县为陕东暴动区，并于4月1日成立了中共陕东区特派委员会，省委常委刘继曾为特委书记，李大章、萧明、王林、徐振化等为委员，指导陕东各地斗争，并准备起义。下旬，省委书记潘自力到渭南、华县、固市、蒲城一带了解陕东党的工作和群众斗争。随即中共渭南县委发出《通告》，决定利用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机会，从5月1日到5月4日，分片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武装起义，建立苏维埃政权，处决罪大恶极的豪绅、地主及反动分子。4月下旬，王松年、薛自爽等一批渭华受训人员在许旅营长、共产党员李大德率领下，携枪支弹药返回渭华后，陕东特委将其正式组成陕东赤卫队，任命张汉俊为队长，冯养浩为中共支部书记，薛自爽为副队长，下辖三个分队和一个大刀队，有百余人。
5月1日，渭南县东原崇凝镇举行群众大会，宣布成立崇凝区苏维埃政府，由中共渭南县东南区区委书记金子毅兼任主席。下设人民、土地、军事、粮食分配等专门委员会，辖18个村苏维埃政府。接着，渭南和华县地区的仪合区、阳郭镇、三张镇、高塘镇、薛家村、东王村等乡镇村，也先后举行群众暴动大会，宣布成立苏维埃政权。
省委将陕东五县划为暴动区后，根据3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许旅“要准备脱离李虎臣，去帮助群众发动斗争”的指示，要求许旅的党组织将部队开往渭华配合农民起义。5月10日，李虎臣部与冯玉祥部激战于潼关南之北山，李部失败。当晚，唐澍、刘景桂(刘志丹)率领部分部队撤出战斗，向渭华地区进发，许权中、杨晓初也随后赶到渭华。部队抵达华县瓜坡镇时宣布起义，并进行了初步整编。抵达高塘镇后宣布成立西北工农革命军，全军近千人。刘志丹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唐澍任总司令，刘继曾任政治委员，廉益民任政治部主任，王泰吉任参谋长，吴浩然任军党委书记，许权中任军事顾问兼骑兵队队长，杨晓初任经济委员。下辖四个大队及骑兵分队、赤卫队，赵雅生、武丕谟、谢子长、雷天祥分任大队长。
工农革命军与农民暴动会合后，形成了以华县高塘、渭南塔山为中心，东起华山，西至临潼东，北至豫陕大道，南至秦岭北麓约200平方公里的红色武装割据区域。渭南、华县、五一等县共建立了48个区、村苏维埃政权，大部分村建立了赤卫队。在各级苏维埃政府领导下，广大农民惩治豪绅和极端反动分子，烧毁地主的契约，没收、分配他们的粮食、财物。基层苏维埃政府大都办起了平民学校、农民夜校，组织群众学习文化知识和革命理论，提倡男女平等、妇女放足，明令禁止强迫女孩缠足、吸食鸦片和赌博，多有成效。
由于渭华起义爆发地位于国民党统治的要害地带，使反动的陕西当局十分震惊。从5月中旬到6月中旬，冯玉祥部宋哲元调集主力部队，对渭华地区起义部队先后发动多次进攻。最后由宋哲元亲任总指挥，统率魏凤楼、田金凯、孙连仲三个师配合地方民团于6月19日分三路向高塘和塔山合击。工农革命军在刘志丹、唐澍、许权中等指挥下，与宋哲元部激战一昼夜，终因众寡悬殊，工农革命军和陕东赤卫队不得不撤向渭华南山。工农革命军政治部主任廉益民、军党委书记吴浩然、陕东赤卫队副队长薛自爽等在战斗中牺牲。以高塘、塔山为中心的起义地区为国民党军队占领。
6月25日，唐澍、刘志丹率工农革命军大部退到洛南县两岔河和保安镇，许权中、杨晓初率一部退到蓝田县许家庙一带隐蔽。7月1日，工农革命军一部在保安镇遭李虎臣部五个旅及民团的袭击，总司令唐澍和陕东赤卫队队长张汉俊牺牲。后部队转移到蓝田县张家坪与许权中、杨晓初会合。在这里，工农革命军政委刘继曾召集活动分子会议，决定取消工农革命军番号和军事委员会，转入秘密活动。又决定部队通过许权中的私人关系暂归李虎臣部刘文伯师，被编为第九旅，许权中任旅长。8月，刘文伯师被冯玉祥逼出商洛进入河南，许旅在邓县被当地武装打散。历时四个月之久的渭华起义失败。
渭华起义是以军事力量与农民运动相结合、在全国具有重大影响的起义。这次起义虽然由于客观上力量悬殊，主观上缺乏对形势的全面估计，领导缺乏经验，在策略方面有某些失误，遭到了失败。但在革命暂时处于低潮的形势下，沉重地打击了西北地区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势力，鼓舞了人民的革命斗志；同时也教育和锻炼了陕西的党组织和人民，培养了干部，取得了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对于西北地区后来的革命运动的发展，特别是建立革命根据地和进行武装斗争，起了积极的作用。这次起义失败的教训是使中共组织和人民初步认识到：军队必须与农民群众相结合，必须依靠乡村并进行游击战争，必须有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起义失败后，刘志丹、谢子长等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再接再厉，在陕甘边、陕北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创建革命根据地，使“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在西北高原上逐渐形成燎原之势。
旬邑、淳化起义 1928年5月，为了策应渭华起义，形成全陕暴动的局面，中共陕西省委领导和发动了旬邑、淳化等地的武装起义。
是年春，中共旬邑区委根据省委“开展游击战争，由部分暴动过渡到全陕西的总暴动”的通告，加紧武装起义的准备。5月6日，旬邑县清水塬附近几个村庄的140多名群众，在区委书记吕佑乾和共产党员许才升、吕凤岐等领导下，手持农具、梭镖和大刀，以反抗县粮秣局额外征收粮食为号召，连夜向旬邑县城进发。沿途群众纷纷响应，队伍不断扩大。7日拂晓，起义队伍攻入县政府，打开监狱，救出了被捕关押的共产党员和在押群众，处决了县长李克宣及恶差数人。5月12日，起义农民在旬邑县城召开大会，宣布成立旬邑县临时苏维埃政府，主席许才升，军事总指挥程永盛，下设军事、土地、经济、交通、宣传、外交等委员会。同时在县城周围的张家村、那坡子、底庙、职田、土桥等村镇打土豪，分粮食，起义烈火燃遍旬邑，波及彬县、淳化、永寿以至甘肃宁县、灵台等地。国民党反动当局一方面派代理县长李焕章率民团反攻县城，另一方面暗中收买混进起义队伍中的内奸刘兴汉、程振西等人在县城发动叛乱。5月30日，起义遭到镇压，反动当局逮捕了吕佑乾、吕凤岐、许才升、程永盛、王浪波、程国柱、王廷碧等七名起义领导人，并于次日杀害。
5月7日，中共淳化区委邀请全县各团绅在西屯庄开会，商定以“交农”④的方式，围攻县城，抗粮、抗捐、抗税、抗差。9日清晨，在总指挥、共产党员赵新三等领导下，淳化县东北乡、西北乡、北乡及县城周围一带万余群众，肩扛农具，手持大刀、长矛，从四面八方拥向县城，包围城北门、南门和东门。围城群众不断高呼“官逼民反不得不反，若要不反免粮免款”等口号，并提出开仓放粮、县长段桂田和保安队离开淳化等条件。国民党当局拒绝了群众要求。11日中午，围城指挥部组织进攻，段桂田等仓皇逃窜。6月19日，起义农民代表五六百人汇集淳化通润镇，由田望秀主持成立了淳化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赵新三。30日，国民党陕西省政府派正规部队和保安团队六七百人包围了县城，起义军民在田望秀、赵新三的指挥下，英勇抗击，终因力量众寡悬殊，退出县城，田望秀在突围中牺牲。在城内战斗中，30多名起义农民壮烈牺牲，十多人受伤或致残。赵新三被捕，7月6日在淳化县城英勇就义。
麟游起义 这次起义领导者是王泰吉。王于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即被党组织派往国民军第二军胡景翼部工作，1926年春，国民军第二军在河南失败后，党组织又派王去陕军甄寿珊部工作，任教导团第一营营长。1927年末至1928年春，冯玉祥令甄寿珊部开往陕西西部攻打反冯的地方军事势力。1928年3月，甄寿珊率部围剿陇县关山的王友邦部，将教导团移驻他的家乡麟游县城。正在这时，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借机发动麟游起义，王泰吉即刻召集全营党员开会，传达省委指示，研究起义具体事宜，决定发动教导团第一营第一中队举事。第一中队队长刘清和当晚集合全队人员，宣布起义。起义部队五六十人由王泰吉率领离开县城，经崔木镇向礼泉县南坊镇方向急行军，准备到陕甘边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但部队到南坊镇时天已大亮，该镇驻有地方民团百余人，民团头子李世龙企图在部队休息吃饭时收缴其武器。王泰吉识破其诡计，遂召集党员会议研究对策，最后决定分散隐蔽。
与此同时，中共陕西组织还在三原、澄城等地发动群众开展了交农围城斗争。中共陕西地方组织领导的这些起义及“交农”斗争，有些事前准备不足、客观条件不具备导致失败；有些由于领导者不顾敌强我弱的实际、主观指导上的错误遭到挫折。只有少数斗争条件较成熟，领导善于抓住有利时机、实行比较正确的策略取得了成功。这些起义，在陕西革命斗争史乃至中国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① 清涧起义爆发的时间，历史文件和当事人回忆不一，有10月10日、1O月14日之说。
② 渭南县槐衙村宣化高级小学为中共渭南县东南区委机关。暂寄宣化办学的渭南乐育学校，在一些反动教师的把持下，纠集一批流氓暴徒于1928年2月28日捣毁宣化高小，将师生逐出校门，并打伤数人。事件发生后，渭南党、团组织发动组织农民和学生于29日打死捣毁宣化高小的两名反动分子。随即遭到国民党陕西当局的镇压，许多学校被关闭，40多名党员和群众被捕，共产党员、渭南中学校长王文忠、教师冀月亭被杀害。史称宣化事件。
③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27—228页。
④ 农民不堪忍受高额田赋、地租及高利贷盘剥和国民党政府的苛捐杂税所造成的痛苦，拿上农具集合起来，到当地政府上交农具，以示罢耕的一种反抗形式。
陕甘宁边区史纲/梁星亮，杨洪，姚文琦主编；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出版集团、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