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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第三节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与国内和平局面的出现——2
梁星亮 杨洪 姚文琦
二、中共对东北军、西北军的争取与西北大联合局面的形成
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为了进一步加强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一方面积极地促进“一二·九”运动后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另一方面，尽可能地向国民党上层人士和军队将领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开展争取同盟军的工作，以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开展。
全国性的统一战线工作具体到各个地区，所采取的形式、争取的对象，各有侧重。在中共中央所在地和红军抗日的大本营——西北地区，争取的重点对象，是来西北剿共的东北军总司令张学良和国民党军第十七路军(西北军)总指挥杨虎城。争取和联合他们，不仅能改变红军的被动局面，而且能影响其他地方实力派，扩大统一战线。因此，中国共产党通过种种渠道，大力开展对这两支军队的工作，坚定了张、杨联共抗日的决心，从而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首先在西北地区取得胜利。
张学良是国民党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受到国人的谴责。后来从东北退至华北、华中、西北，其经历可谓酸甜苦辣俱全。东北军广大官兵流落关内，背井离乡，身受家乡沦陷的痛苦，迫切要求打回老家去，不愿同主张抗日的红军作战。这种情绪对张学良和东北军各级将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35年9月张学良以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蒋介石任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率部来西北“剿共”。但在进攻红军的劳山、榆林桥和直罗镇战役中，东北军连连败北，被红军歼灭了近三个师，这是东北军历史上不曾有过的惨重失败，更对张学良内心深处产生了极大震撼。这些都是做张学良争取和团结工作的有利条件。
为了做张学良的统战工作，瓦窑堡会议前后，毛泽东、周恩来等以传递信件等方式，同张学良建立了联系。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开展对东北军的工作。担任东北军委员会委员的叶剑英、朱理治两人被任命为军事代表，驻在西安帮助东北军进行抗日教育。红军还将大批在作战中俘虏的东北军官兵释放回去。这些都加深了东北军对共产党联合抗日诚意的认识。为了进一步加强同东北军的联系，1936年1月19日，中共中央派联络局局长李克农赴洛川，先后同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会谈。在此基础上，1月25日，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刘志丹等发表《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明确表示：“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是愿意与任何抗日的武装队伍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去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我们愿意首先同东北军来共同实现这一主张，为全中国人民抗日的先锋。”①这是中国共产党正式提出争取东北军走联合抗日道路的标志。2月下旬，李克农再次到洛川与王以哲进行商谈，达成红军与第六十七军互不侵犯的口头协定。3月初，张学良飞抵洛川，与李克农就双方联合抗日问题交换意见。根据张学良的要求，4月9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到东北军驻地延安，同张学良举行秘密会谈。张学良接受中国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张，并提出争取蒋介石抗日的意见。双方还商定红军与东北军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派代表、互通情报及帮助东北军进行抗日教育等具体事项。
根据周恩来同张学良会谈的结果，中共中央决定派刘鼎作为中共驻东北军代表，在西安进行工作。6月20日，中共中央制定《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指出：东北军有极大可能转变为抗日的革命的军队，“争取东北军走向抗日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党在东北军中的工作目标，不是瓦解东北军，分裂东北军，也不是把东北军变成红军，而是要使东北军成为红军的友军，使东北军实行彻底抗日的纲领。争取的办法，主要靠耐心说服与解释工作。超出这个范围的一切言论与行动，均在排除之列。②
中共中央在争取东北军和张学良的同时，也进一步加强了对杨虎城及其第十七路军的争取和团结工作。杨虎城1923年就在榆林结识了共产党人魏野畴，大革命时期更同共产党有过联系和合作。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依然同南汉宸、魏野畴等一批共产党员保持联系，1928年曾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希望能做第二个贺龙”。1930年10月出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后来又出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尽管其间他与共产党的关系发生过一些若即若离、时隐时现的波折，但从未改变对共产党正确认识的初衷，正如他所说的：“共产党员不怕死、不贪财、能干事、有献身精神，所以，我要用他们。”为了争取既有抗日热情，又有联合可能的杨虎城共同抗日，中共中央从1935年秋开始通过各种渠道和形式，做与杨虎城的联络工作：第一，同年10月，利用中共中央北方局地下党员南汉宸与杨虎城的旧部关系，向杨宣传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南汉宸约杨的旧部申伯纯到天津密晤，让申向杨报告中共《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精神。杨虎城对中共的主张表示赞许。旋又同意南汉宸在信中所拟双方合作的意向，主要内容是：在联合抗日的原则下，双方停战合作、互不侵犯、互通情报、互相掩护往来人员、协助红军购买急用军需；择点建立秘密交通站，加强联络，便利来往交通。之后，南汉宸派申伯纯、王世英等去西北军中开展工作。第二，12月，毛泽东派陕西地下省委军委负责人汪锋为代表，带着分别给杨虎城、邓宝珊、杜斌丞的三封信，到西安与杨虎城协商。汪锋与杨虎城进行了多次长谈，使杨消除了对共产党的疑虑和误会，并表示同意毛泽东在信中提出的“西北大联合”，共同抗日的主张。第三，1936年2月，曾在西北军工作的王世英由天津秘密来到西安，与杨虎城就联合抗日的具体问题进行长时间的、开诚布公的密谈，初步达成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建立交通站、共同做好抗日准备的协议。此协定很快为中共中央同意。第四，1936年夏，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在法国的王炳南回国，做争取杨虎城的工作。经过多次谈判，杨虎城表示完全接受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8月，毛泽东派秘书张文彬到西安，与杨虎城就互不侵犯，取消经济封锁，建立军事联络等达成最后的口头协议，并同意张文彬作为红军代表驻西安。此后，中国共产党与十七路军建立了比较牢固的关系。
在此期间，中共中央还进行了促进张学良和杨虎城团结的工作。经过共产党员的努力，高崇民、王菊人、申伯纯等进步人士也主动地在张学良、杨虎城之间开展工作，使他们识破了蒋介石挑拨离间的阴谋，在抗日救国的大前提下，两军关系逐步改善，张、杨两人也开始了日趋密切的合作。为了准备抗日，他们于1936年五六月在西安南郊的王曲镇成立了军官训练团，由张、杨分任正副团长，先后分三期训练了军官约500人；7月，又成立了由张学良任主席的抗日同志会，以团结抗日志士，培养抗日骨干为宗旨。8月，中共又派红军代表叶剑英常驻西安，协助张、杨改造部队，准备抗日。张、杨携手合作，标志着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一步扩大，到1936年冬，基本形成了由张学良、杨虎城和中共“三位一体”的西北大联合局面，对国内政治局势产生重大的影响，从而推动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① 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册)，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76—80页。
② 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册)，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171—181页。
陕甘宁边区史纲/梁星亮，杨洪，姚文琦主编；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出版集团、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