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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第二节 保卫陕甘宁边区和安定社会秩序——4
梁星亮 杨洪 姚文琦
四、剿匪锄奸与安定边区社会秩序
“匪祸”始终是中国近代社会的痼疾，在西北地区也有着极其复杂的社会根源。土地革命战争后期，西北根据地曾采取有效措施，有力地打击了土匪势力的活动，尤其是土地改革的进行，使广大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生产得到恢复，生活有了着落，从经济上又切断了滋生土匪的根源。然而，西安事变以后，陕甘宁地区的土匪势力又死灰复燃，除零散者外，成群的土匪先后发展到48股，人数达4000余人，各种枪械2000余支。影响较大的土匪武装有：活动于延长、延川地区的陈老大股，安定县的刘志清股，庆阳、环县的赵老五股、缪福禄、耿子平股，保安、定边县的薛子茂股、范玉山股、李维俊股、金介尼股、余庆五股，三边的张廷芝股，关中夏老么股、张怀立股等。这些土匪不同于土地革命战争初期的“经济”土匪，而是有一定社会背景的政治土匪。追其根源，主要有三类：一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受打击的地主恶霸及地方军阀的反动武装，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以极端仇恨的心理妄图从人民手中夺回失去的权力；二是由国民党军队或溃败的散兵游勇组织起来的；三是被日军收买的汉奸武装。
这些土匪武装以颠覆抗日民主政权、破坏边区为目的。其成员大部分是本地人，虽受到日军、伪军和顽军的支持，但在行动上受地域限制，保持活动的独立性。他们反共的本质虽一致，但由于政治背景的差异，指挥上都各自为政。他们大多活动在边区的交界处，把据点设在国民党统治的区域内，因为八路军和边区保安队的活动区域受到限制，对土匪进剿十分困难。同时，在抗日战争复杂的局面下，由于国民党顽军中部分势力不仅不对土匪予以消灭，反而不断培植，致使这些股匪旧的被剿除以后，新的又滋生，甚至唆使他们进入边区进行袭扰，破坏边区的社会安定。这些土匪烧杀抢掠，无所不为，经常袭击边区地方民主政府，杀害工作人员，严重地扰乱了边区社会治安，危害极大。
为了安定边区的社会秩序，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巩固边区的抗日民主政权，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部对边区的股匪发动了强大的攻势。1937年9月，边区独立师和蒙汉骑兵团在志丹县保安队和群众的配合下，对志丹县境内的王子元、李天才、金林等股匪进行了围歼，击毙10余人，俘虏100余人，其余匪徒溃散，逃离边区，志丹县境内的土匪基本被消灭。接着，八路军留守兵团所属警备第一、二、五三个团，以及两个独立营和蒙汉骑兵支队，共2000余人，在三边地区的官滩、盐池以北的扒腊梁、安定以北的仓房梁等地，先后三次打击股匪张廷芝、范玉山、薛子茂，击毙土匪100余人，缴获战马100余匹，以及各类枪械60余支。1938年2月，八路军留守部队又对黄龙山区的土匪发动进攻，将其大部消灭，散匪一部逃入国民党统治区。
1938年5月1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布告》发布后，边区内部广泛开展了清剿散匪的活动，取得了重大胜利，但由于许多股匪实际上受到国民党旧政府的庇护，有的股匪在八路军追击时，进入了国民党统治区，因而未能达到全歼的目的。正如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的，“我们现在可以自慰的，是两年以来在剿匪方面，我们消灭了大小40多股，被我们击毙击伤的有800人左右，俘虏的有400人左右，缴获枪1000多支。现在我们可以说，边区内部的土匪基本上已告肃清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伟大的胜利。但同时我们必须指出，残匪依然还活动于靠近边区交界处，未能彻底肃清。主要原因，是由于未能取得与友区的合作，或是因为保安队活动范围所限制。这不能不算是个极大的损失，使残余土匪得以苟延残喘，尤其在敌寇深入之时，更足为抗战的后患。”①
随着人民抗日力量的发展壮大，敌后根据地的巩固，日军对陕甘宁边区的威胁逐步减轻，但国民党顽固派却在国统区与边区接壤处不断挑起事端，制造磨擦。他们经常派遣土匪、特务到边区进行捣乱和破坏。1942年后曾一度缓和的匪情又严重起来。据1942年9月10日到1943年1月17日四个多月的统计，土匪惠富元、路应堂、阎锡年、朱老二等武装组织，在边区各地抢劫40余次，打死当地干部群众10人，打伤13人，抢夺各种枪械17支，造成财产损失约647万元。
针对边区匪情的日益严重，八路军留守部队于1942年12月13日和1943年2月28日，分别两次下达剿匪命令；边区政府还在边区高干会议期间，召集县委书记、县长联席会议和军事干部会议讨论剿匪工作。各分区司令部与党政机关组成清剿委员会，制定军事计划，部署具体军事行动；边区各级政权机构还组织清乡工作，排查户口，制订各乡村剿匪防奸公约，调查土匪的各种社会关系，对嫌疑人进行监视和跟踪，发现有破坏者立即逮捕法办。边区政府坚持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积极开展宣传教育工作，鼓动民众参与剿匪工作，从内部瓦解土匪组织及成员；边区的地方人民武装在搜集情报、侦察匪情，协助正规部队剿匪的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边区各级党政机关根据匪情活动规律，武装党员，严密监视各种公共活动场所，特别是贸易集市和庙会等。对边区内交通要道严格把守，组织以连为单位的便衣队，发现土匪即穷追猛打，堵截奇袭。对俘获的土匪边区政府采取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区分首要与胁从，根据所犯罪行轻重，分别处以极刑、徒刑或教育释放等；坚决禁止乱杀和随意株连家属的行为。
1944年1月17日，为统一边区人民的思想，加强边区的剿匪锄奸工作，边区政府公布了《陕甘宁边区人民防奸公约》。要求边区民众随时提高警惕，严防特务、汉奸、土匪对边区的捣乱破坏，保护边区人民的正常生产和生活秩序，巩固抗日民主政权。公约还特别强调要保护好人，防止诬陷，注意政策的把握。由于边区军民执行了党和边区政府的正确方针政策，加之各方面通力合作，经过多次打击，边区的匪患基本得到平息，边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正常生活秩序得到了充分保障。
① 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辑。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125—126页。
陕甘宁边区史纲/梁星亮，杨洪，姚文琦主编；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出版集团、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