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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第二节 “三三制”新型政权在陕甘宁边区的建立——5

梁星亮 杨洪 姚文琦


  五、“只见公仆不见官”的边区政府
  陕甘宁边区之所以成为模范抗日根据地,其重要原因就是边区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也是廉洁的政府。时人称边区政府是“只见公仆不见官”的好政府。
  边区政府成立后,从诸多方面采取措施,防止吏治的腐败。首先,建章立制,严明法纪。1938年8月,边区政府公布了《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试行一段时间后,于1939年正式颁布。边区政府是这样规定的,也是这样实行的。1938年到1939年两年间,边区司法部门就严格判处180多起贪污腐化案件,对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廉洁自律起到了警示作用。其次,加强管理,奖惩分明。为了加强对干部的管理,边区政府先后公布了许多关于干部的任用和管理条例,明确规定:边区各级政府所属干部的登记审查、提拔培养、配备使用、任免调动、考绩奖惩、待遇保健等,均由民政厅统一管理。同时,还提出了任用干部的四条标准:拥护并忠实于边区施政纲领;德才资望与其所负职务相称;关心群众利益;积极负责,廉洁奉公。边区政府还规定了对干部的奖励和惩戒的办法,并在1942年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议上,嘉奖了王震、王世泰、习仲勋等22名模范干部,毛泽东亲自为这22名干部题词鼓励。同时还惩处了王华亭等8名腐化分子。干部管理考核严格,奖惩分明,使边区干部队伍廉洁奉公蔚然成风。再次,实行俸以养廉的原则。1941年边区把这个原则写进《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规定边区的行政长官每月最高的津贴5元,各县县长每月津贴两元半,每天粮食1.25斤,菜钱4分。这些津贴的确是十分微薄的,但必需的物质生活得到了保障,使干部们在一定程度上免除了后顾之忧。实际上,他们还是靠艰苦奋斗的精神来支撑的,而不是靠俸禄来养成的。
  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党的领导人,都是艰苦奋斗、以身作则的模范,他们的言行对边区政府工作人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和感染力。他们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形成了密切联系群众、只做“公仆”不做“官”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德高望重,深受边区人民爱戴,他也最爱戴边区人民。他说:“边区政府各厅处院的工作以什么为对象?就是以边区一百五十万人民为对象,了解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情况,为他们并依靠他们做好事。真理的标准是革命的实践,这个实践就是帮助人民把事情办好。”①林伯渠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1943年春,为贯彻西北局高干会议关于发展生产的决议精神,年近花甲的林伯渠下乡,向群众学习农事经验,解决农民生产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解放战争时期,林伯渠了解到少数贫下中农分得地主财产后,出现了奢侈浪费的现象,他立即要求工作组的同志做群众工作,引导农民生产,很快就在全村掀起生产热潮。
  高岗连任边区第一、二、三届参议会议长,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他联系群众,深深扎根于民众之中,甘为人民公仆。南区合作社代表耿喜曾对记者说:“高岗同志把咱老百姓从多灾多难的旧社会领出来,他把陕北这块贫苦地方建设的繁荣。他事情很忙,还亲自到南区合作社,问我们关于农民生活改善情形,指导我们合作社的方针,他是心里离不开老百姓,连任议长是最合格了!”②
  西北局书记习仲勋视人民群众如父母,始终以炽热的赤子之心为人民群众服务。正如西北局高干会期间党组织对他的鉴定中所写:“他很懂得群众的情绪、习惯和需要。他是站在群众观点和群众立场来解决群众的问题,总是把群众的事情看做是自己的事情,而又设身处地地替他们设想,设想怎样才是对的,尤其设想怎样对群众有好处,而没有丝毫的主观主义气味。”③毛泽东高度评价习仲勋说:“他是群众领袖,是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一生勤奋,甘为人民公仆”是边区人民对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的一致评价。1942年,他身体状况欠佳,中央决定让他休养,但他仍坚持带病工作。有时一天之内他要参加很多会议,讨论研究许多问题。对于一个年迈体弱的老人来说,参加这么繁重的活动,需要多少时间心血啊!
  陇东分区行政督察专员马锡五坚持走群众路线,创造了著名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封芝琴”婚姻上诉案,最初就是“封芝琴”在路上遇到了马锡五,向他诉说冤情,经马锡五等干部深入了解,多方调查,最后予以圆满解决。1940年春,在环县发生“环县事件”④,马锡五冒着被暗杀的危险,深入群众,多方调查叛乱经过。当发现参加哗变的大部分人是受蒙蔽被胁迫的群众时,他严惩了匪首,教育了胁从,释放了被蒙蔽的群众,并告知当地人民不许歧视受骗群众,指示当地政府为一些生活困难者发放救济粮,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毛泽东在边区政府召开的专员、县长联席会议上,亲自接见马锡五并赞扬他善于依靠群众,善于结合实际,后来毛泽东为他题词“一刻也不离开群众”。
  绥德分区副专员李景波,编写《磨擦专员何绍南》,配合八路军第三五九旅赶走了何绍南,并在三个月内将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100多起积案办理完毕,特别是对国民党兵痞欺压百姓的事件,都一一给予严惩,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在群众中有何绍南“文怕景波,武怕王震”的说法。同时,他对群众提出的要求,也千方百计予以解决。他曾为将农民土地从地主手中赎买回来,到处奔波,最终使延家岔地主延焕廷深受感动,将其典去的农民土地全部归还。李景波逝世后,毛泽东为他亲自撰写了生平简介,赞扬“李景波同志一生革命,团结群众,受人爱戴,任劳任怨,奋斗不息,党性坚强,作风正派,谨择简略,永远留念”⑤。
  ① 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合编:《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485—486页。
  ② 张思铨:《高岗在西北东北》,大道出版社2005年版,第252页。
  ③ 《习仲勋传》编委会:《习仲勋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20页。
  ④ “环县事件”指土匪头子赵老五策动环县35个区、乡自卫队的哗变事件。
  ⑤ 梁星亮、杨洪:《陕甘宁边区著名人物》,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72页。

陕甘宁边区史纲/梁星亮,杨洪,姚文琦主编;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出版集团、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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