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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第三节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的颁布和边区第二届一次参议会——3
梁星亮 杨洪 姚文琦
三、边区第二届一次参议会的召开
1941年11月6日至21日，在全边区普遍、广泛、民主选举的基础上，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在延安新建的参议会大礼堂召开。因为本届参议会在1944年又召开过一次全体大会，故这次会议称为“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但在当时并没有第一次的称谓。出席这次大会的有正式参议员201人，候补参议员18人，共219人。其中，共产党员123人，国民党员24人，救国会派一人，居住边区的东方民族(日、朝、印度、荷印)及蒙、回、藏民族代表10人，其他人士61人；参议员由直接民选的83人(每8000公民选一人)，由政府聘请者36人。地主绅士与其他人士在本届参议会中约占全体议员人数的2/5。出席这次参议会开幕典礼的有边区政府领导成员及各厅负责人，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晋西北、晋察冀、晋冀豫、胶东、鲁西、华中、苏北等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代表，以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驻十八集团军高级联络参谋陈宏谟、周励武、郭亚生等出席了开幕典礼。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重要演说。
大会由上届边区参议会议长高岗主持。在预备会议上，选举了本届参议会正副议长和大会主席团，选举结果是高岗当选为议长，谢觉哉、李鼎铭当选为副议长。同时，会议选举产生了大会主席团。林伯渠、萧劲光、徐特立、白茜、那素滴勒盖(蒙古族)、安文钦、范文澜、柳湜、张邦英、任绍亭、李丹生、马国藩、刘培基、贺连城、杨本荣、高岗、谢觉哉、李鼎铭19人当选为大会主席团委员。本次参议会的任务是：第一，检讨政府工作；第二，确定今后的大政方针；第三，改选政府和参议会的领导机构。
大会审议了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的政府工作报告，听取了第一届参议会副议长张邦英的常驻会工作报告、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萧劲光的军事工作报告、财政厅厅长南汉宸的财政工作报告、建设厅厅长高自立的经济建设报告以及谢觉哉关于民主建设报告。参议员们热烈地讨论了上述报告，一致通过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总决议》。《总决议》充分肯定上届政府的工作成绩，“认为政府三年来忠实执行了一届参议会的决议与施政纲领，保卫了边区，坚持了全国团结与抗战，并发展了边区政治、军事、经济与文化建设事业，使边区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获得了进一步的巩固与发展”。《总决议》也指出了边区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如：“各级的民主制度和保障人民人权财权的工作与秩序还不够正规化”，“税收制度还不够健全”，某些干部的“工作方式上的强迫命令自流主义与自由主义”等等，责成政府今后切实加以纠正。
大会通过并接受了中共西北中央局提出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高岗代表中共西北中央局向大会作了《关于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的解释》的报告，大会作出了《通过施政纲领决议》。《决议》指出：会议“一致认为该纲领不但适合于边区的需要，而且符合于中国的国情，是唯一正确的边区施政方针，也是团结抗战以救中国的良策。因此，本会全部接受，作为政府今后的施政纲领，并责成政府督导全边区人民切实执行之”。1942年1月1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明令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作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今后的施政纲领”公布实行。因此，《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成为中国共产党同各党、各派、各军、各界人士共同的政治纲领，它不仅是边区建设“三三制”政权的政治基础，也是边区政府和人民共同遵循的行动指南。
大会还作出了《通过1942年度概算决议》、《关于税收问题的决议》。并通过了九个重要条例：如《保障人权财权条例》、陕甘宁边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县政府和各县区公署等三个《组织暂行条例》，以及《各乡市政府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选举条例》等。还通过了各项提案400余件。有名的“精兵简政”就是李鼎铭等在这次会议上的提案，受到与会者的高度重视。
会议按照“三三制”原则和《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的规定选出了边区参议会常驻议员和边区政府委员。在选举常驻议员时，原候选人名单51人中，共产党员人数超过了1/3，于是王世泰、萧劲光等6位共产党候选人主动要求退出。经过选举，高岗、安文钦、谢觉哉、李丹生、乔松山、任绍亭、王锡成、刘培基、崔田夫9人当选为常驻议员，其中共产党员3人，占1/3。同样，在选举政府委员时，原候选人39人中，共产党员的人数也超过了比例，谢觉哉、王维舟、马锡五、马文瑞等12位共产党候选人也申请退出。选举的结果，共产党员的人数还是多出一名，于是徐特立主动请求退出，由党外人士白焕文依次递补。最后，林伯渠当选为边区政府主席，副主席为李鼎铭(开明绅士)，在18名政府委员中，共产党员6人，占1/3，完全符合“三三制”的建政原则。
大会最后通过宣言和《致国民政府林主席蒋委员长电》、《致中共中央委员会电》、《致各党派人士电》、《致八路军、新四军电》和《致留守兵团保安队电》等。在大会闭幕式上，毛泽东发表讲话。他认为会议开得很好，有两大成功之处：“第一，暴露了我们很多东西，好的东西和坏的东西；第二，这是个很大的学习，使共产党员向党外人士学习。”他强调“党就是要集中人民的意见，加以系统化，坚持下去。哪一天不去集中人民意见，不听取人民意见，即无意见，便要腐化，便要没有前途”。他最后指出，今后要切实做到上下一致、言行一致。“党外人士有批评的自由，有写信、登报的权利；讲的不对也要讲，否则就不叫自由。”①
① 1941年11月24日延安《解放日报》。
陕甘宁边区史纲/梁星亮，杨洪，姚文琦主编；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出版集团、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