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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第六节 陕甘宁边区的整风运动——2
梁星亮 杨洪 姚文琦
二、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的召开
1942年秋，边区的整风运动已取得巨大的成绩，为了彻底清除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把边区的党组织建设好，从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了为期88天的高级干部会议(又叫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这次会议是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召开的。毛泽东不但出席开幕和闭幕式，而且在会议期间作了两个重要报告。任弼时自始至终参加并领导了这次会议。朱德、刘少奇、陈云、彭真、叶剑英、贺龙、吴玉章、徐特立等中央领导人也在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参加这次会议的有陕甘宁边区党、政、军、民各系统县团级以上的党内负责干部300多人。在延安的中央高级学习组的干部和中央党校的大部分重要干部都到会旁听。讨论政府工作和财经工作时，还邀请了有关部门的共产党外的负责干部和技术干部参加。西北局确定这次高级干部会议的任务是：整风、整政、整军、整民、整关(系)、整财、整学等七整，并在这七整中，来贯彻整风与精兵简政，以使边区的各项工作有大的转变。
历时三个月的西北局高干会议，紧密联系陕甘宁边区实际情况，总结了边区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及抗战以来边区党内存在的主要偏向和问题，明确了边区党今后的基本任务，对全面推动西北地区党的各项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首先，这次会议正确总结了陕甘宁边区的历史经验，解决了长期以来对于边区党历史问题的争论。会议经过讨论，肯定了以刘志丹、谢子长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从陕甘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发动革命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路线是正确的。清算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给边区党和革命事业造成的危害，特别是1935年九十月间，党内搞错误的肃反，把陕甘边根据地的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刘景范、张秀山等领导干部抓起来，造成了西北根据地的危机。幸亏中共中央经过长征于1935年10月来到陕北，停止了错误的肃反，释放了被捕的全部人员，才使西北根据地转危为安。
会议期间，任弼时作了《关于几个问题的意见》的报告，总结了关于历史问题的讨论。毛泽东作了《关于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的报告，对边区党的历史问题作了结论，指出同错误路线斗争的必要，同时指出了边区党内当前存在的偏向，特别是闹独立性和自由主义的偏向，说明这些偏向虽不是路线问题，也是必须解决的原则问题。毛泽东的报告，为会议解决边区党的统一领导问题指明了方向，结束了关于边区党的历史问题的争论。
其次，检讨了抗战以来边区党内存在的主要偏向，为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奠定了基础。会议针对边区的实际情况，主要是解决思想上的主观主义残余，政策上的糊涂观念和组织上的闹独立性，自由主义和军阀主义的问题。与会者结合这些报告和毛泽东关于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报告，进行了认真讨论，展开了尖锐而深刻的自我批评，纠正了过去某些党员干部把党和政、军及民众团体平列的观点，明确了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一切组织的最高形式的原则。为了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会议一致决定边区一级党、政、军、民的工作，都归中共中央西北局统一领导，分区一级党、政、军、民的工作都归党的地方委员会统一领导。边区党的统一领导问题得到解决，使边区党在思想上、路线上、政策上和组织上得到统一，形成了在中共中央的正确路线指引下的巩固和团结。
再次，明确了发展生产是边区党的基本任务。对于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问题，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一直非常重视。毛泽东在高干会上所作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报告中，着重批判了那种离开发展经济而单纯在财政收支上打主意的错误思想和那种不注意动员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渡过困难，而只注意向人民要东西的错误作风，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正确方针。他指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没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没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
西北局高干会议以整风精神剖析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思想根源和历史根源，正确地总结了边区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提高了与会干部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觉悟水平，增强了共产党的团结，从思想政治组织方面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问题，正确地制订了边区今后的中心任务与工作方针。它不仅极大地推动了边区的整风运动和各项工作，在边区党的历史上和在边区的整风运动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且也是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的一个成功的典型。
这次高干会也有缺点，如对历史上发生的路线错误太看重某些个人的责任；对某些犯错误的干部的教育不够耐心细致，导致对某些问题或个别干部作了不够正确的结论和处理；又过高地突出了个别人的历史作用。这些缺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虽是难免的，也是次要的。
陕甘宁边区史纲/梁星亮，杨洪，姚文琦主编；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出版集团、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