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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第三节 边区教育科技卫生体育事业的发展——3
梁星亮 杨洪 姚文琦
三、边区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
陕甘宁边区地处偏僻落后的山区，医药卫生事业十分落后。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边区二届一次参议会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值得严重注意的，是旧社会给我们的遗产——疾病时刻威胁着我们，尤其是儿童死亡率高得惊人。据边区政府民政厅调查：安塞县五区1939年四五月间共新生婴儿50个，至1940年7月仅存活10余个，由此可见死亡率之高。①曾任边区政府秘书长的李维汉后来也回忆说：边区的“卫生条件极差，缺医少药，人畜死亡率很高，婴儿死亡率达百分之六十，成人达百分之三；全区巫神多达二千余人，招摇撞骗，为害甚烈”②。毛泽东也指出：“在一百五十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内，还有一百多万文盲，两千个巫神，迷信思想还在影响广大的群众”。“在医药方面，更是如此。陕甘宁边区的人、畜死亡率都很高，许多人民还相信巫神。”③面对如此落后的医药卫生状况，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政府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来促进边区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
首先，制定医疗卫生工作的政策和制度，初步形成边区医疗卫生管理法规体系。1939年1月，陕甘宁边区一届参议会上通过了《建立卫生工作保障人民健康》的提案，采取一系列措施提高人民医疗卫生和健康水平。11月，边区第二届党代会通过了《关于开展卫生保健工作的决议》，要求边区各地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医药卫生工作，研究中药，发展制药厂，设立医药合作社，增设各地卫生所，发展医疗工作。为此，边区政府专门召开卫生工作会议，制定建设规划，颁布一系列医药卫生工作的具体条例，以规范边区的医疗工作和药品管理工作。
1939年7月，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卫生行政补充大纲》、《陕甘宁边区卫生委员会组织条例》；边区政府卫生处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卫生处处务规程》、《陕甘宁边区卫生处组织条例》和《边区卫生处办公规程》等。1940年3月13日，边区政府修订了《陕甘宁边区保健药社暂行条例》和《保健药社修正章程草案》；6月，边区政府通过《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简章》；7月12日，边区政府发布《关于健全各级卫生组织的指令》，随即陆续建立了边区政府卫生处，以及分区、县、乡医疗领导和工作机构。1941年9月，边区政府颁布《国医国药奖励优待条例》(草案)；1942年，边区政府颁布《陕甘宁边区医务人员管理章程》、《陕甘宁边区医师管理条例》、《陕甘宁预防管理传染病条例》、《陕甘宁边区防疫委员会组织条例》、《陕甘宁保健委员会组织章程》及《保健实施办法》等。此外，边区政府还制定了《陕甘宁边区中西医研究会组织简章》、《陕甘宁边区关于护送伤兵的规定》、《陕甘宁边区的卫生材料厂暂行章程》、《陕甘宁边区干部休养暂行条例》及《环境清洁扫除规定》等。这些规定，使陕甘宁边区医疗卫生机关指导管理有章可循，使边区的医疗卫生工作进一步规范化、制度化、正规化。
其次，建立健全边区医疗卫生机构，为边区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边区的医疗卫生机构在原红军医疗卫生机构的基础上，在军委总卫生部领导下，发展形成三大系统，即中央系统、军委系统、边区系统。此后，随着医疗卫生业务发展的需要，又相继建立防疫委员会、保健药社、卫生合作社、国医研究会等群众性民间卫生组织。这些组织机构以三大系统为主力，其他组织为补充。
中央医疗系统由中央卫生处及其下属医疗机构组成，包括中央医院、肺病医院、中央直属疗养院、学生疗养院、中央卫生材料厂等单位。其中中央医院是受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一所医院，1937年7月开始筹建，同年11月医院正式落成，首任院长傅连暲。建院初期，该院设有内科、外科和妇产科以及手术室、药房、病房等，仅有30多张病床。1940年建院三周年时，该院已成为拥有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及肺科、传染科、病案统计室、化验室、X光室、供应室和营养科，能诊治常见病、多发病，能开展一般外科手术，科室配套、设备齐全的医疗中心。到1943年医院拥有病床200张，医生20人，护士100多名，年治愈病人1904人。抗战期间，中央医院还是医护人员的培训基地，仅1937年至1943年间，医院共培养医生115名，护土105名，检验人员23人，药剂师25人，被称为抵抗病魔的坚强堡垒。④
中央军委卫生部系统所辖的医疗单位有中国医科大学、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甘谷驿第二兵站医院、八路军直属门诊部、八路军留守兵团野战医院等。其中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是该系统中条件较好、规模较大的一所医院。该医院的前身是八路军军医院(院长苏井观)，是中央军委于1939年5月正式组建的，初建时设有内科、外科、妇产科，并设有手术室、化验室、X光室等。全院工作人员112名，医生9名，护士长1名，护士45名，其余为行政事务人员，可接收病人120余名。印度援华医疗队、朝鲜友人方禹镛、德国友人米勒等都在此工作。
陕甘宁边区的医疗系统是由边区政府民政厅下设卫生处(后改为卫生署)所辖的医疗卫生单位组成，主要有边区医院、各机关、学校、工厂、分区卫生所、光华制药厂、边区医校(后改为西北医专)、干部休养所，以及边区保健药社、边区卫生合作社、边区保健委员会、边区防疫委员会、边区干部疗养院等。其中陕甘宁边区医院是中共中央到达延安后开办较早、规模较大的一所比较正规的医院。该院成立于1937年9月，当时医院有看护32人，医生10多名，医院每天门诊量300人左右，收住院人数近150人。边区医院自成立以来，除担任部队卫生服务外，也十分重视群众的疾病防治。据统计，边区医院1941年治疗的病员中，群众占25%，1942年占27%，1943年达到30%(该年共为群众看病9611名，其中治愈9322名，治愈率为97%)，1944年医院共接诊病人4245人，其中群众1345人，占到了31.7%。⑤
以上三大医疗系统和基层医药组织相配合，在整个边区自上而下形成了一个健全、灵活的医疗卫生网。各医疗服务单位，除积极收治前来就诊的军民外，还经常组织医疗队下乡巡回看病，为群众防病治病。如1944年边区政府卫生处派出八个医疗队到延安、子长、甘泉、富县等地，为群众看病3500人。门诊病人50000余人次，收住院病人2000多人。⑥1945年又派出20个医疗队下乡，一面治病，一面帮助基层培训医务人员。下乡医疗队员不辞辛劳，有的夜半起来为群众看病，有的翻山越岭几十里路去出诊，深受群众的爱戴与好评，他们感激地说：“除过边区，哪里也找不到这样的好医生。”⑦
据统计，到1944年10月，边区有医院11所、卫生所75个、保健所7个、西医270人；群众中有中医1074人、西医6人；药铺930家，保健药社26个，接生员61人。另外，各地还举办助产员培训班，共培训410人⑧，这些机构和人员基本满足边区军民就医的需求。
再次，大力开展群众性卫生防病治病运动，加强群众的卫生工作。在边区卫生运动中，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作了广泛的动员和宣传，并开展“卫生运动周”，动员1000多人参加卫生大扫除。毛泽东、朱德、徐特立等亲自参加了大扫除活动。毛泽东还向参加大扫除的同志讲话，指出：“注意卫生，健康身体，就是增加国防力量”，“卫生运动不是一个人的事，要大家都来做”。⑨1939年4月7日，延安《新中华报》发表题为《把卫生运动广泛开展起来》的社论，号召军民把“卫生运动广泛地推动起来。这是不可缺少的伟大的抗战工作的一部分”。从此，打扫卫生成为季节性或节日性的经常工作。1940年5月26日，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在中央礼堂举行防疫动员大会，边区政府制定一系列措施，部署开展防疫工作。各级领导也广泛动员，利用一切机会和形式，对群众进行宣传教育。1944年5月24日，毛泽东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大会上讲话，号召“要提倡卫生，要使边区一千多个乡每个乡设立一个小医务所”⑩。同年6月30日，边区在中央礼堂召开有3000多群众参加的卫生动员大会，广泛动员党、政、军和群众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出要彻底改变边区“群众财旺人不旺及疾病死亡的严重问题”。7月，边区政府卫生处举办卫生展览，成为推动卫生运动的有效方法，引起广大群众的浓厚兴趣，参观的人不计其数，得到周恩来、李富春、杨尚昆等领导的高度赞扬。
边区还发挥区乡干部、积极分子、劳动英雄、变工队长和小学教员的作用，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帮助群众订立卫生公约。同时通过组织秧歌队、剧团，以“卫生歌”、“勤婆姨”等群众喜闻乐见的题材和形式，开展卫生常识宣传，在群众中广泛开展“崔岳瑞运动”，唤起群众反巫神、开展医疗卫生工作。广泛的群众运动，有力地推动了边区卫生面貌的改观。至1944年上半年，延安市共挖厕所783个(平均四户挖一个)，挖垃圾坑76个，添修猪圈100多个、牲口棚130多个、水井19个，食品商店、食品摊也都做到有纱窗防蝇设备。(11)
卫生运动的广泛开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通过宣传教育，许多老百姓改变了不洗澡、不洗衣的习惯，懂得了晾晒被褥的重要性，养成不喝生水、不吃冷饭和不洁食物的好习惯。军队也制定了不喝生水、不吃不洁食物和餐具消毒、单独保管使用的纪律；群众生病也不再求神拜佛，而是主动求医治疗。村民也逐渐认识到讲卫生、防疾患的重要性，增强了卫生意识。通过宣传教育，提高了广大军民的医疗卫生科学知识，鼓舞了广大军民同落后、愚昧、迷信、疾病、不良卫生习惯作斗争的积极性，提高了全体军民健康防病的意识和文明卫生的生活方式，有力地推动了边区医疗工作的发展，边区出现了“人财两旺”的景象。
① 梁星亮、杨洪：《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政治社会文化史论》，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86页。
②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566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1—1012页。
④ 参见陈国昌：《辉煌十三年——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若干重要问题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28页。
⑤ 参见卢希谦、李忠全，《陕甘宁边区医药卫生史稿》，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页。
⑥ 参见卢希谦、李忠全：《陕甘宁边区医药卫生史稿》，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页。
⑦ 赵炎主编：《白衣战士的光辉篇章》，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页。
⑧ 参见雷云峰总编：《陕甘宁边区史》(抗日战争时期中、下篇)，西安地图出版社1993年版，第320页。
⑨ 1937年3月23日延安《新中华报》。
⑩ 1944年5月31日延安《解放日报》。
(11) 卢希谦、李忠全：《陕甘宁边区医药卫生史稿》，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0页。
陕甘宁边区史纲/梁星亮，杨洪，姚文琦主编；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出版集团、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