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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自力更生 进行农业大生产：第一节
张水良
第一节 敌祸天灾 军民交困
“百万倭奴压海陬，神州沉陆使人愁。”①
1937年7月7日，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继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5年“华北事变”后，又丧心病狂地在北平西南郊制造了“芦沟桥事变”，向中国发动了全面的侵略战争，妄想一口吞下这块早已使世界列强垂涎三尺——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肥肉，进而霸占全亚洲，把东方各国变为它独占的殖民地。
全国各族人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同仇敌忾，进行了一场“在东方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历史上也将是伟大的”②抗日民族解放战争。
中国的抗日战争，一开始就分为两个战场：国民党战场和解放区战场。解放区战场，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所开创起来，并负起独特的作战责任的。”③
在日本侵略者大肆进攻之际，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反人民的国民党蒋介石统治集团，其所指挥的数百万军队，望风逃窜，丢城失地，一溃千里。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在一年零三个月的短短时间内，国民党反动派就从华北、华东、华中、华南一直逃到西南、西北等地区，使祖国的半壁锦绣河山，沦于日寇铁蹄之下，使我们的亿万骨肉同胞，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在这全国广大人民遭受深灾重难的时刻，中华民族处于存亡绝续的关头，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遵照党中央的指示，肩负着人民的殷切希望，高举起民族解放的大旗，毅然挺进敌人后方；大力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华北平原，南海之滨，燃起了抗日游击战争的烽火，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凶焰，开辟了广大的抗日根据地。
到1940年，抗日根据地人口由1937年的150万人发展到1万万人(包括游击区)，共产党员由4万左右人发展到80万人，人民军队由3万多人发展到近50万人。
抗日根据地的不断扩大和敌后游击战争的日益发展，中国人民革命力量的不断增强，使日本帝国主义以武力吞并全中国的狼子野心，受到了严重的打击，迫使它在1938年10月占领武汉之后，不得不停止对国民党战场的战略进攻，而将其主要的军事力量转向解放区战场。日本侵略者疯狂叫嚷：“只有对于为华北致命伤的中共军的绝灭作战，才是华北皇军今后的重要使命。”④
于是，日本法西斯强盗，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倾窠而出，集结了侵华兵力的大部分，对解放区进行大规模的极其残暴的“扫荡”。日本侵略军所到之处，实行惨绝人寰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人畜不留，庐舍为墟”；“鸡犬不留，木石俱毁”。日本侵略者妄图以此破坏解放区军民的生存条件。
与此同时，日本法西斯仍继续强化其“囚笼政策”，点、线、沟、墙相结合，公路碉堡，密如蛛网。如将1942年1月和12月敌伪在晋察冀边区所经营的点、线、沟、墙封锁作成统计有如(表一)⑤：
综计以上路、沟、墙三项所占土地面积，一月份共占土地246.77平方公里，十二月份增至358.54平方公里⑥。
在这星罗棋布的封锁沟墙之下，日寇由“囚笼政策”发展成为“火线火网政策”，蛛网一样的交通网，重重叠叠的碉堡岗楼，把抗日根据地割裂成互不相连的许多小块，例如，至1942年12月底止，日寇曾在冀中区8千多个村庄、6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建立了如上表所列的点、线、沟、墙，把整个冀中分割成为2，670个小块。美丽富饶的冀中平原，竟成了“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戴孝，到处是狼烟”的恐怖世界⑦。
同年10月，敌华北派遣军参谋长安达十三夸耀说：“华北碉堡已新筑成7,700余个；遮断壕也修成11，860公里之长，实为起自山海关经张家口至宁夏的万里长城的六倍，地球外围的四分之一。”⑧日本帝国主义者企图以此困死解放区军民。
在日军侵略者张牙舞爪，得意忘形的同时，国民党蒋介石统治集团，也加紧其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同那些亲日派、汉奸党互相勾结，一个鼻孔出气，说出的一些话，做出的一些事，“和敌人汉奸一模一样，毫无二致，毫无区别”。⑨
为了适应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政策，从1939年到1943年，国民党顽固派丧心病狂地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它一方面秘密地派遣大批军队配合日寇进攻解放区；另一方面公开地调动数十万军队包围、封锁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并狂妄扬言，打下所有解放区的指导中心——延安，“是不成问题的问题。”
1939年开始，国民党顽固派在陕甘宁边区周围强拉民伕，修筑了五道包括沟墙和堡垒的封锁线，西起宁夏，南沿泾水，东迄黄河，绵延一千余里。真是“筑垒山无色，抽丁路断行。”⑩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固派竟假“防敌”“缉私”之名，派遣特务，配合军队，在咸阳、榆林公路和陇海铁路上，设立了各种“队伍”和各样“机关”，密布在陕甘宁边区周围的冲要地区。1940年以后，国民党顽固派在这些地区组织的所谓“经济游击队”就有十个大队。国民党财政部设的所谓“货运稽查处”及其分支机构，所谓“运输统制品监察处”及其分支机构；国民党军委会所属的所谓“特检处”以及“航空检查所”，等等，“名目繁多，难以胜数。”(11)
不管国民党顽固派玩什么把戏，耍什么花招，葫芦里装的都是一路货色，即实际上都是用来进攻、包围、封锁、破坏中国解放区的。如据不完全统计，从1938年12月至1940年10月，在一年零十个月的时间内，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制造各种捣乱事件共有345起之多，平均每月达十五、六起，也即每二天就有一起，(详见表二)(12)：
在国民党顽固派“水、陆、空”、军、警、特的重重包围、层层封锁下，不仅军需物资、工业设备、医药卫生等器材进入边区遭到严加禁止，就是粮、棉、油、布以及其他一切日用必需品，也一律遭到大肆掠夺。据延安棉布商人在1944年估计，几年来，国民党军警特务在陕甘宁边境没收他们贩运的棉布不下十万匹。仅某一商人，在1942年的一年内，就被没收了一千多匹(13)。不仅如此，国民党顽固派对到边区走亲戚的老百姓，不论男、女、老、幼，也进行通身搜查，甚至连驴鞍底下垫了一点新棉花和饮马用的帆布水袋，都统统抢走。狂叫：“一斤棉花一尺布，不让进边区。”(14)并三申五令，要对所谓违反者严加惩处。
国民党顽固派妄图从经济上窒息陕甘宁边区，消灭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向日本帝国主义妥协投降。
大家知道，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长期残酷压榨下的旧中国农村，经济是极端落后的。农民极端贫困，是世界所少见的。而抗日根据地的情况更是如此。因为这些地区大都是位于数省交界的边缘地带，那里崇山峻岭，气候寒冷，土地贫瘠，交通闭塞，农村经济更是落后，农民生活更是贫困。如河北省阜平县的穷苦人民，甚至“没有吃树叶的权利(树是地主的)”(15)。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与条件下建立起来的抗日根据地，现在又遭受到敌、伪、顽残酷的摧残破坏和严密的包围封锁；加上这时候，华北各地水、旱、虫等自然灾害又不断发生，如1939年夏秋之间，淫雨为灾，河川泛滥，敌寇又趁机决堤，造成了空前的大水灾，晋察冀边区被毁良田不下17万顷，被冲粮食不下60万石，淹没的村庄一万多，人畜的伤亡也极严重，灾民达300万。民主政府刚刚把水灾救济工作做好，人民才略告安定，1942年春又来了空前的大旱灾，一直延长到1943年。这次旱灾遍及全晋冀鲁豫边区各地，仅太行区五、六专区灾民就有30余万人(16)……这样，我们在经济与财政上的困难，也就可想而知了。特别是在1940年1942年间，我们的困难更是大极了。吃、穿、用等各方面的日常生活必需品，都严重缺乏。粮食不足，油盐不足，被服不足，经费不足。在华北抗日根据地，如晋绥边区晋西北区，不但“人民衣食不得温饱”，而且八路军也“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17)。军民有时甚至不得不“食草根树皮，苦叶野菜”(18)充饥。在华中抗日根据地，如鄂豫边区，贫苦农民家“每餐都是靠野菜度日”。新四军吃的也“只不过是菱角、野藕掺上些许大米。”(19)在陕甘宁边区，那里的条件虽然稍为好些，但也困难重重。“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盖。”(20)
① 叶剑英：《重读<论持久战>》，《人民日报》1977年8月10日。
② 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横排版)，第407页。
③ 朱德：《论解放区战场》，人民出版社1953年11月版，第11页。
④ 朱德：《论解放区战场》，第18页。
⑤ 见《群众》第九卷第十三期，1944年7月15日出版，第550～551页。
⑥ 原材料说明：公路以平均宽二丈半为标淮，内除原来乡村大道一丈宽，实际一丈半宽计算；沟以三丈宽为标准；墙以半丈宽为标准；上项统计单位以旧营造制为准。
⑦ 参阅《人民日报》1965年8月19日。
⑧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20页。
⑨ 毛泽东：《质问国民党》，《毛泽东选集》，第863页。
⑩ 董必武同志诗。
(11) 参阅吴玉章：《南泥湾休养追记》，《四川日报》1964年4月9日。
(12) 据延安革命纪念馆材料组资料。
(13) 参阅《解放日报》1944年11月30日。
(14) 参阅《解放日报》1944年8月23日。
(15) 参阅《群众》第九卷第十九期，1944年10月15日出版，第843页。
(16) 参阅《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概况》，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3～69页。
(17) 参阅《人民日报》1965年8月20日。
(18) 参阅《群众》第九卷第三、四期，1944年2月25日出版，第355页。
(19) 参阅《湖北日报》1965年9月1日。
(20) 毛泽东：《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毛泽东选集》第847页。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解放区农业大生产运动/张水良，—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