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列宁、斯大林等论党的纪律与党的民主

西北军区第一野战军政治部编印

　　无产阶级，在为政权而斗争中，除组织外，再没有别的武器。无产阶级既然被资本主义世界里的无政府竞争制底统治所分散，既然被替资本家所作的奴隶工作所压抑，既然经常被抛到完全贫困、粗野、退化的『深渊里』，无产阶级之所以能够成为而且必然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就只是因为它由马克思主义原则所造成的思想统一，是由组织的物质统一所巩固起来，这个组织是把千百万劳动者团结为工人阶级大军的。在这支大军面前。无论是俄国沙皇专制制度底已经衰老的政权，无论是国际资本底正在衰老的政权，都是支持不住的。这支大军将日益更加紧密地团结自己的队伍，而不顾任何迂回行径和后退步骤，不顾现代社会民主党中的基朗特派底机会主义辞藻，不顾那对於落后小组习气的自满自足的赞美，不顾知识份子无政府主义底自炫和喧闹。(列宁：『进一步，退两步』第十八章)
　　的确，现在差不多任何人都已经看见，如果我们布尔塞维克党内没有极严格的真正的铁的纪律，如果我们党没有得到全体工人阶级群众最充分的和全心全意的拥护，即是说，如果没有得到工人阶级中一切有思想的、正派的、自我牺牲的、有影响的、能够领导或吸引落后群众的人们底最充分的和全心全意的拥护，那末，布尔塞维克党，莫说两年半，便是两月半，也不能维持政权。
　　无产阶级专政，乃是新阶级向此较强有力的敌人，向资产阶级所进行的最不顾一切的和最无情的战争；资产阶级底反抗，因为它被人推翻(即使在一个国家内也能)的缘故而更加强十倍，它的势力不仅在於国际资本底力量，在于资产阶级国际联系底强固，而且还在於习惯的力量与小生产底力量。因为小生产留存在世的，可惜还很多很多，而小生产每日、每时、不断地、自发地、大量地产生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因此之故，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如果不经过长期的顽强的、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战争，要战胜资产阶级是不可能的，这一战争要求坚忍、纪律、坚定、不屈不挠和意志底统一。
　　我重说一遍，俄国得胜的无产阶级专政底经验，明白告诉了那些不会思索或对此问题不会思索过的人们：无产阶级底无条件的集中制与最严格的纪律，乃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列宁：『左派幼稚病』第一章)
　　否认党，否认党的纪律——这就是反对派主张所得到的结果。这就等於完全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以帮助资产阶级。这就等於小资产阶级的散漫、动摇、不能坚忍，不能团结，不能整齐动作等等劣根性。这种劣根性如果任其横行，必使任何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一败涂地。……要是有人减弱——即使减弱一点——无产阶级政党底铁的纪律(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期间)，他就在事实上帮助着资产阶级而反对无产阶级。(同上，第五章)
　　说到这里，不可不记起卡尔·考茨基在不久以前对於最后这个品质(指知识分子的无纪律性——编者)所给予的灿烂的社会心理的估计。现在，各国社会民主党都往往患着相同的病症，而向更有经验的同志们学习正确的诊断和正确的医治方法，这对於我们是非常的有益的。因此，引证卡尔·考茨基对於某些知识分子的估计，只是表面上的脱离我们的本题。
　　『……现时关于知识界与无产阶级间的对抗问题，又是我们所非常注意的问题了。我的同僚们(考茨基自己是一个知识分子、著作家和编辑——列宁)将往往因我承认这个对抗而表示愤慨。然而，知道这个须对抗是确实存在的事实，而企图以否认事实来搪塞这个对抗，那就会是最不适当的策略。这个对抗乃是社会的对抗。这个社会对抗是表现在阶级上，而不是表现在个别人物上。无论个别的资本家，或个别的知识分子，都是完全能够加入无产阶级底阶级斗争的。当有这样的事实时，知识分子就也改变着自己的性质。而在往后的叙述中所说到的，主要不是这种知识分子，因为这种知识分子迄今还是自己阶级中的例外，在往後的叙述中，如果没有特别的附带说明，那我就仅仅把知识分子一字了解为普通的知识分子，这知识分子，是以资本主义社会为立脚点的，是知识分子阶级的标本代表。这个阶级是与无产阶级有相当对抗的。
　　这个对抗，是异於劳资对抗的另一种对抗。知识分子不是资本家。固然，他的生活水平是资产阶级的，而当他还没有变成为流浪者时，他是不得不维持这种水平的，但同时，他又不得不出卖自己劳动的生产品，而且还时常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他往往遭受着资本家方面的剥削以及一定的社会的贱视。所以知识分子是与无产阶级没有任何经济对抗的。但是，他的生活状况，他的劳动条件，是非无产阶级的，而由此也就有在情绪中以及在思维中的一定对抗。
　　无产者在他还是孤立的个体时，是没有什么力量的，他自己的全部力量，他自己走向进步的全部能力，他自己的一切希望和愿望，都是他从组织中、从他与同志们的有计划的共同活动中汲取的。当他是伟大而强有力的机体底一部分时，他觉得自己是伟大而强有力的。对于他，这个机体就是一切。而单独的个体，若与这个机体比较起来，则很少意义。无产者以最大的奋不顾身的精神，以无名大众底细胞资格——毫不计较个人利益，毫不图谋个人的荣誉——而进行着自己的斗争。他在自己所被指定的任何一个岗位上都履行着自己的职责，自愿服从着那浸透其全部感觉，浸透其全体思维的纪律。
　　而知识分子则完全不是如此。他不是以这样或那样运用力量来进行斗争，而是运用论据来进行斗争。他的武器——这就是他个人的知识，他个人的能力，他个人的信念。他只凭靠自己个人的品质，才可获得相当的意义。因此，在他看来，自己个性表现底完全自由，是顺利工作的第一个条件。他只能勉勉强强以某个整体的附属部分资格服从这个整体。是迫於必要而服从，而不是出於本人意愿而服从。他承认必须要有纪律，是仅仅对於群众，而不是对於上等人物。而至於他自己，那他当然是把自己列入上等人物的。…………
　　…………尼采底哲学及其对於超人的崇拜——这个超人认为全部问题都在保证其自己个性底完满发展，这个超人觉得，使他个人在任何程度内服从任何伟大的社会目的，都是下贱可耻的事情，——这个哲学是十足的知识分子宇宙观，这个哲学使知识分子完全不中用於参加无产阶级底阶级斗争。
　　除尼采而外，易卜生也是适合於知识份子情绪的知识份子宇宙观底出色代表。易卜生底医生司托克曼(在『人民公敌』戏剧内)并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如许多人所想像的那样；而是这样的知识份子底典型，他必然会与无产阶级运动，一般就是与任何人民运动，——如果他竟企图在这个运动中有所动作的话，——发生冲突的。这是因为尊重多数同志的态度是无产阶级运动——如任何民主运动一样——底基础。司托克曼一类的典型的知识份子是把「紧密团结的多数」看作应被推翻的狰狞怪物的。
　　『…………李卜克内西是社会主义运动所需耍的知识份子的理想模范，他周身都浸透了无产阶级情绪。他虽是灿烂的作家，但他已把知识份子特有的心理特点丧失无余。他曾毫无怨言地在行列中行进，他曾在他所被指定的任何岗位上工作，他把自己完全服从我们的伟大事业，并鄙弃那些按易卜生和尼采精神教育出来的知识份子们在落到少数地位时，就往往发出的说什么自己个性受到压抑的颓唐的啜泣。在这里远可以举出马克思，他是从来也没有想出风头，而曾模范式地服从着他在那里不只一次处於少数地位的「国际」中的党的纪律。』(列宁：『进一步、退两步』第十三章)。
　　集中制(由统一的党的中央来领导)。无论何时，都是我们党最重要的组织原则。这个集中，在我们党内是同民主联结在一起的。就是说，同全体党员积极地参加党的工作、党机关的选举、地方组织的自由(有地方意义的事务之独立性——原注)打成一片。(卡岡诺维契：『联共党是怎样组织的』)。
　　…………人们高谈民主。但什么是党内民主呢?是对於什么人的民主呢?如果把民主理解为对一两个脱离了革命的知识份子有无限制地空谈的自由，有自己的机关报的自由等等，那末这一种『民主』我们是不要的，因为这是对於极少数人的民主，是破坏极大多数人意志的民主。如果把民主理解为党员群众有解决我们建设底各种问题的自由，理解为提高党员积极性，吸收他们去参加党的领导工作及发展他们在党内的主人翁的感觉，那末，这一种民主我们是有的，我们是需要的，而且我们将百折不回地，不顾一切地发展它。(斯大林：『在联共中央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真正的民主主义是在於使党的群众在党的组织内活动起来，使党的群众解决党的以及一般实际的问题，使党的群众制定自己的决议并督责自己的组织把这次决议付诸实行。
　　民主主义不只是民主的选举。选举的民主主义还不能称为真正的民主主义。……我们所说的是行动的民主主义，这时党的群众自己解决问题和自己动作起来。因此我们说，恰恰就是这样的民主主义应当成为我们社会民主组织的基础。(斯大林：『梯夫里斯党组改组』)。
　　民主应当依据条件来考察，在党内民主问题上的偶像化是不应当的，如所周知：因为党内民主的实行依据於每一时机的具体条件、时间和地点。(斯大林：『在联共十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十七年来，尤其是五中全会以来的党的斗争经验，证明了有在党内、八路军与新四军内，继续坚持铁的纪律的必要。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没有纪律，党就无法率领群众与军队进行胜利的斗争。在过去，由於克服了张国焘一类破坏纪律的倾向，保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抗日战争的顺利执行。在今後，又必须坚持这种纪律，才能团结全党，克服新的困难，争取新的胜利。在这里，几个基本原则是不容忽视的：(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这就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具体实施，谁破坏了它们，谁就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谁就给党的统一团结与党的革命斗争以极大损害。为此原故，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应该根据上述那些基本原则，给全党尤其是新党员以必要的纪律教育。过去经验证明：有些破坏纪律的人，由於他们不懂得什么是党的纪律。有些明知故犯的人，例如张国焘一类，则利用一部份党员的无知以售其奸。所以纪律教育，不但在养成一般党员服从纪律的良好作风上，是必要的；而且在监督党的领导使之服从纪律也有其必要。党的纪律是带着强制性的；但同时，它又必须是建立在党员与干部的自觉性上面，决不是片面的命令主义。为此原故，从中央以至地方的领导机关，应制定一种党规，把它当着党的法纪之一部份。一经制定之後，就应不折不扣地实行起来，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并使之成为全党的模范。(毛泽东:『论新阶段』)。
　　处在伟大斗争前面的中国共产党，要求整个党的领导机关，全党的党员与干部，高度地发挥其积极性，才能领导斗争向胜利。所谓发挥积极性，不能只是一句空话，必须具体表现在领导机关、干部与党员的创造能力，负责精神，工作的活跃，敢于与善於提出问题，发表意见，批评缺点，以及对领导机关与领导干部从爱护观点出发的监督作用等等上面。没有这些，所谓积极性就是空的。而这些积极性的发挥，有赖於党内生活制度的民主化，没有或缺乏民主生活，是不能达到发挥积极性之目的的。大批能干人材的创造，也只有在民主生活中才有可能。
　　由於我们国家至今还没有民主生活，反映到党内，就发生了民主生活不足的现象，这种现象，实在防碍着全党积极性的充分发挥。同时，也就影响到统一战线中，民众运动中，民主化之不足。为此原故，必须在党内实施民主教育，使党员懂得什么叫做民主生活，民主制与集中制的联系，并如何实行民主集中制。这样才能做到，一方面，确实扩大了党内民主生活，另一方面，不至於走到极端民主化，走到自由放任主义。
　　在军队中的党，也须增加必要的民主生活，以便提高党员的积极性，增强军队的战斗力。但同时，军队党的民主应少於地方党的民主，应是为着巩固军队纪律与增强战斗力的，而不是削弱纪律与战斗力。在地方党，也应该是有利於巩固党的纪律与增强党的战斗力，而不是相反的。
　　扩大党内民主，是巩固党与发展党的必要步骤，是使党在伟大斗争中生动活跃，胜任愉快，生长新的力量，突破战斗难关的有用的与重要的武器。(同上)。
　　

整风文献/西北军区第一野战军政治部编印